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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部分（第2页）

的赞美法国的人，象康德、费希特和在着手批判伯尔尼的贵族和符腾堡的寡

头政治的年青的黑格尔，都非常谨慎地规定自己只响往合法的与和平的进

步。没有一个国家自发地效仿法国；传播法国革命原则的，就是法国的军队。

虽然反动势力很猖狂，但不能说它们谴责了所有的改革。开明专制已经

表明：某些改革是可以同君主专制政体和贵族社会相调和的。旧制度的各国

政府承认法国制宪议会的成就并非一无可取，因而羡慕法国行政上的统一和

它对财政特权的废止。英国的例子进一步向欧洲大陆上的农业国表明了圈地

的优越和农奴制的落后。然而，只有在德意志，尤其是在巴伐利亚和普鲁士

才进行了改革，这种改革把西方影响和本国传统结合起来。

德意志的启蒙运动虽然在学者中间失去了威望，但已经教育了资产阶级

和政府官员。在巴伐利亚新掌权的蒙特热拉伯爵就是启蒙运动的信徒之一。

在柏林，奥国的大使尖刻地说过，普鲁士的官僚谴责法国的敌人想“把理性

的统治从地球上清除掉”，而普鲁士的伟大正应是归因于理性的统治。普鲁

士的高级文官形成了社团，事实上采用互荐的方法吸收成员，保持了强烈的

团体精神。他们很不高兴地注视着国王不断扩大“内阁”权力，以至一切都

由国王和他的“秘密顾问”来决定；国王及其“顾问”对西里西亚和波兰的

一些省份的亲自治理，曾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统治时期招致了灾难性的

后果。这些大官愿意把国王置于法治之下；1794　年完成了弗里德里希法典起

草工作的威廉·卡莫，就在法典中写入了关于个人自由、法官的终身任职以

及宗教宽容等条文。他们同时也认识到：弗里德里希的国家实行的是农奴

制，各省都珍惜自己的特殊制度，彼此为关税壁垒所分隔，都认为自己是一

个自治的“民族”，因而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最后，象波罗的海沿岸

各国一样，普鲁士二十几年来已经变成大量出口粮食和纺织品的国家开明人

士注意到，萨克森的农学家阿尔贝·塔埃开始把英国的农耕方法介绍到丹麦

的范例。他们对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同样感到兴趣，这种学说在汉堡

由比施讲授，在维也纳由瓦特罗特讲授，而在科尼希斯贝克以克里斯蒂安·克

劳斯的讲授最为著名。他对这个君主国的两位杰出的治理者舍恩和施勒特尔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最倾向于接受新思想的人都是普鲁士从德意志西

部或国外招来的客卿：弗兰科尼亚的卡尔·阿尔滕施泰因，汉诺威的卡

尔·冯·哈登堡——他治理安斯巴赫和拜罗伊特，从丹麦来的施特吕恩塞，

尤其最重要的是来因帝国骑士的后裔施泰因，他在1804　年出任大臣之前治

理过克累弗和马尔克，这两个省从来没有采用过“普鲁士的制度”。

这还不是一切。和某些历史记载相反，施泰因和某些政治家仔细地考察

了法国的实例，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让国民在法律、赋税和行政管理等

问题上有一些发言权，政府就能增加力量和威望。然而，因为他们只把贵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