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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我的命运与《十万个为什么》紧相连(2)

经过一年的治疗,我的肺病终于结束了“浸润期”,我又忙于写作了,写出了《小灵通漫游未来》。

当我开始恋爱,第一次送给我的爱人的珍贵礼物,便是一套《十万个为什么》初版本。

我从北京大学毕业,来到上海,当我打算从科学研究所“跳槽”到电影制片厂,《十万个为什么》帮了大忙:当时,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正在把《十万个为什么》改编,拍成电影《知识老人》。我希望调到这家电影制片厂担任电影编导。当来到这家电影制片厂,生怕人事干部不了解情况,就在挎包里备了一套《十万个为什么》,以便作为“介绍信”。接待我的是厂长李资清。李厂长一听说我叫叶永烈,马上就说:“久闻大名——《十万个为什么》的作者!我们厂正在把你的作品改编成电影。”这么一来,我就用不着“介绍信”了。非常顺利,不久,我就调到了这家电影厂,在那里一口气干了十八年的电影编导工作。

顺便提一笔,在“*”中,我从“揭发”厂党委“修正主义组织路线”的大字报中获悉:当我还没有从北京大学毕业的时候,李厂长就指派党员干部江雨林(当时任音乐组组长)到北京大学化学系,指名要我毕业后分配该厂工作。李厂长指名要我,就是因为看了《十万个为什么》,从少年儿童出版社那里知道我是即将毕业的北京大学学生。但是,北京大学化学系负责毕业分配的干部告诉江雨林,按照国家规定,这里六年制的毕业生只能分配到科研单位,不可能分配到文艺单位。我这才明白,当我分配到上海之后,主动前往该厂,为什么李厂长马上亲自接待我?为什么亲自到电影局为我办理调动工作的手续?这一切,都是因为《十万个为什么》……

如果不是因为写了《十万个为什么》,我的名字将列入中国化学家辞典,而不是列入中国电影家辞典、中国文学家辞典了。

在那“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中,《十万个为什么》被打成“大毒草”,在上海遭到由一百多个单位组成的“工农兵批判联络站”的所谓“批判”。

内中“批判”的重点之一,是我在化学分册初版本中所写的“做豆腐为什么要点卤?”。我在一开头,这么写道:“电影《白毛女》里,贫农杨白劳被地主黄世仁逼得喝盐卤而自杀。可是你如果注意一下豆腐坊里做豆腐的情形,你会发现:人们总是用水把黄豆浸胀,磨成豆浆,然后进行‘点卤’——往豆浆里加入盐卤……”

这一段话,被“上纲上线”,扣上了“污蔑贫下中农”的政治帽子。

其实,那是因为我所看的电影《白毛女》是最初的版本。后来,《白毛女》进行了修改,把杨白劳写成挺身反抗黄世仁,不再是喝盐卤自杀了……

我的命运与《十万个为什么》紧相连(3)

在“棉花为什么能作炸药?”一文中,说到“经过化学处理,斯斯文文的棉花,成了人们移山造海的好助手,成了‘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大力士”,被“批判”为“宣扬赫鲁晓夫的和平主义,是麻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志,炸药的最大功用,应该是炸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至于“太阳为什么有黑子?”一文,则被说成“恶毒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甚至连《十万个为什么》印数很大,超过了《毛泽东选集》的印数,也被认为是“反毛泽东思想”的“罪状”之一。

如此这般荒唐的“批判”,乃是那荒唐岁月的“拿手好戏”。所谓“工农兵批判《十万个为什么》”,大体上就是这等“水平”!

在上海工作的我,首当其冲。单位里的造反派贴出了长长的大字报,那标题便是:《十万零一个为什么——质问叶永烈》。这一大字报,把《十万个为什么》打成《燕山夜话》式的“反党大毒草”,“在知识的幌子下贩卖反党黑货”,我被打成“小邓拓”、“小吴晗”。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个新来的造反派头头,一直喊我“小吴”——以为我姓“吴”,因为人称“小吴晗”嘛!

我遭到了突然抄家,其罪名就是写“大毒草”《十万个为什么》!

记得,家门口里三层、外三层围着看热闹的人,真弄得我抬不起头来。那时,我家门对面就是茶馆。人来人往,都在议论着我这“大毒草”作者……我被“下放”到杭州湾畔的“五·七干校”进行“改造”,种了三年水稻。在那里,我遇见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十万个为什么》的编辑们,他们也被送来“改造”。因为我们都是“臭老九”,都成了被“改造”的对象。

在《十万个为什么》第五版(新世纪版)出版的时候,1999年底至2000年初,我应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之邀,为《十万个为什么》(新世纪版)举行全国性的签名售书。在短短几个月里,我作为《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长沙、沈阳、成都、济南、西安九大城市举行规模盛大的签名售书活动,使我整天处于飞来飞去的状态。我破例答应少年儿童出版社的要求,为《十万个为什么》签名售书,是因为我毕竟与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有着四十年的友谊,我平生第一本书就是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多年来,我得到少年儿童出版社诸多帮助。正因为这样,少年儿童出版社打出“王牌”——请我的恩师曹燕芳打电话给我,要我无论如何答应下来,我只得从命了。

少年儿童出版社进行了认真的策划。每到一地,总是在当地最大的新华书店、书城、购书中心拉上红色大横幅,门口挂上彩色大气球,播音员在现场不断地进行鼓动性广播,报社、电视台、电台记者进行现场采访,读者排起了长龙……每一回签名售书活动都搞得轰轰烈烈,热火朝天。

签名售书确实是一项有力的促销手段。在上海,《十万个为什么》新世纪版签名售书,读者排队长达两公里!在深圳书城,读者的队伍从二楼一直延伸到底楼的人行道,在人行道上排起了长队。在西安市中心钟楼旁“世纪金花”广场,我在短短的两个半小时,签售了近五百套《十万个为什么》(新世纪版)——相当于六千来册,总码洋达八万多元人民币。这在收入并不太高的西北地区,是难得的销售记录。

在短短四个多月中,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十万个为什么》(新世纪版),销售了三十万套,即三百六十万册,总码洋达五千多万人民币!虽然与过去发行一亿册相比,这印数不算很多,但是就当时中国图书市场而言,已经是超级畅销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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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灵通漫游未来》的曲折历程(1)

在我早期的作品中,与《十万个为什么》并驾齐驱的是《小灵通漫游未来》。

写《十万个为什么》时,我20岁;写《小灵通漫游未来》时,我21岁。《十万个为什么》的总发行量已经超过两亿册,而取名于《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小灵通”手机拥有一亿用户。正因为这样,有人笑称我是“三亿精神富翁”。

跟《十万个为什么》一帆风顺相比,《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命运则是坎坷崎岖。

我是在写完《十万个为什么》的翌年,写作《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十万个为什么》在当时虽然获得很大的成功,但是我并不满足,以为《十万个为什么》是由一篇篇一、两千字的“为什么”短文所组成,我希望向前迈进一步,写更长更大的作品,从科学小品迈进到科学幻想小说。于是,我写了《小灵通漫游未来》——初稿的书名叫《小灵通的奇遇》。

在写作《小灵通的奇遇》前,1959年初,19岁的我正在北京大学化学系上二年级,写了一本书稿《科学珍闻三百条》。当时,我刚刚走上创作道路,缺乏写作经验,从各报刊及国外杂志中收集了许多科技新成就,共三百条,编成了《科学珍闻三百条》。这本书罗列科技新闻,太枯燥,太乏味,当然遭到退稿。然而,“无心插柳柳成荫”,无意之中使我熟悉了许多当时的科技新成就、新动态,其中有工业、农业方面,也有医药、交通、通信、宇宙航行等方面的,这为写作《小灵通漫游未来》打下了基础。

由于写了《十万个为什么》,我的写作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样,在完成《十万个为什么》之后,为了克服《科学珍闻三百条》一书的缺点,我决定把它写成一本科学幻想小说。我通过一位眼明耳灵、消息灵通的小记者——小灵通,到未来市进行一番漫游,报导种种未来的新科学、新技术。这样一来,抓住了一根贯串线,把那些一条条孤立的科学珍闻,像一粒粒珍珠用一根线串了起来。另外,在讲每条科学珍闻时,不是直接讲如何如何,而是通过形象化的幻想故事来写。1961年秋,我写出了《小灵通的奇遇》一书。

出乎意料,《小灵通的奇遇》寄到少年儿童出版社,却遭到了退稿。在当时,我想不通,因为在我看来,这本书比《十万个为什么》写得更好。后来才渐渐明白,那时候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之中,正处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中,这样描画未来美好图景、西瓜有桌子那么大的“奇遇记”,不合“时宜”,遭到了退稿。

由于“阶级斗争”的形势越来越紧张,这本书更加没有希望出版,我也就把它压在箱底,渐渐淡忘了。在“*”中,我作为“大毒草”《十万个为什么》的作者遭到抄家。在抄家时,《小灵通的奇遇》手稿正放在岳母床下的纸箱里,岳母说那箱子是她的,手稿免遭厄运,得以保存。 电子书 分享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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