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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令我想起了自己亲身接触的广东人物，一听发言就敢约大型书稿《中国鲁迅学通史》的广东教育出版社编审卢家明，敢负责任、立即拍板支持的卢锡明社长、曾宪志总编辑，和兢兢业业做好每一个环节的编辑、校对们……第一卷校核完毕，18天之后，家明利用到北戴河开会、在北京倒车的机会，把装帧精美的大书像变戏法一样送到我眼前的情景，都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不得不叹服广东人的魄力和效率！

广东人，真是不简单！

三、想写一部《岭南文学史》

2004年1月赴广州参加《中国鲁迅学通史》获奖座谈会，与黄树森、卢家明先生面晤聚餐，开怀畅饮，亲切放谈。家明奉卢社之命，要我策划选题。看到黄先生潇洒之风姿，我忽然想到一个题目：《岭南文学史》以随笔式的诗性文字描述岭南自古至今的文学发展史。读了《广东九章》之后，这种想法更其强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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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梦阳：《广东九章》三题（2）

是的。广东的文学真是灿若星河，且不说古代，就从近现代说起，打出“诗界革命”大旗的黄遵宪，新派武侠小说界的大侠金庸、梁羽生，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秦牧的哲理散文，欧阳山的《三家巷》，高行健的现代小说和理论，自古延续至今的粤东诗风……怪不得京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家黄修己、王富仁、刘纳、朱寿桐等等纷纷南下！而目前活跃于京城的中国现代文学学人杨义、陈平原、温儒敏等等，又多是粤籍！如以岭南画派式的柔细、舒展、从容之笔，娓娓写来，该是多么诱人？

如写，也像《广东九章》那样，效法屈赋的九章体，架构九编，编下分九章，章下分九节，九九九下来，共八十一章，七百二十九节。

鸣呼，吾能写出乎？年过花甲，诸事缠身，恐难如愿。

而广东岭南，人才济济，定会有才人写出也！

吾心安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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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冰茹：广东文化的生动书写

——读黄树森主编之《广东九章》

郭冰茹

（中山大学中文系）

对于一个移民广州，又以阅读为职业的人来说，广州是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城市。爱她是因为她宽容，开放，即使你不会说广州话，甚至听不利落广州话，你仍然可以在这座城市里若无其事地生存。恨她是因为她太现实，太紧张，大街小巷里的滚滚车轮让你没工夫停下匆匆的脚步，潜心去品味积淀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的深厚底蕴。这也许正是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异口同声地说广东是经济大省，却同时也是文化沙漠的原因。然而，新近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黄树森先生主编的《广东九章——经典大家为广东说了什么》却为每一个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学习和工作着的人提供了一个了解广东，了解广东文化的契机。

诚如编者所言，“博洽群籍、纵考今古”方选辑成了这本《广东九章》，选本从选自《汉书》的赵佗《报文帝书》这一目前所能看到的岭南最早的文献，到节选于2004年香港《港人》杂志上何博传《珠三角与长三角优劣论》，文献纵横二千多年；从书、序、传记、现代散文随笔到民歌、俗语、演讲辞、学术论文，涉及诸多个文体，文献涉猎之博令人称道。而面对这卷帙浩繁的文献材料，面对经典大家或褒或贬得不同言辞，编者的态度又是公允而客观的，选本即收录了梁启超、孙中山、陈寅恪等人对广东的赞誉，也不讳言苏曼殊、胡适、钟敬文等对广东的微词，文献编选之兼容也令人感佩。更具匠心的是编者往往根据文章的内容随感而发，看似信手拈来，只言片语，却体现出他们对广东文化的认同、理解和反思。例如在辑录鲁迅《中山大学开学致语》时，编者写道：“鲁迅指出，革命的后方便成为懒人享福的地方，真是一针见血。广东在20世纪初期的革命年代曾经生气勃勃，但后来就逐渐落伍了。广东在20世纪末期的改革年代曾经奋发有力，但后来会不会变承懒人享福的地方呢？鲁迅的警告值得广东深思。”

《广东九章》涉及的内容十分庞杂，这不仅因为这片土地本身就是立体的，###的，众说纷纭的，而且也因为经典大家为广东留下的文字也是个人性的，是他们对广东、广东人、广东精神、广东文化的自我感悟。因而面对这些文字，编者首先依据自己对广东文化的感受和理解，将他们分门别类至于九个话题之下：如充满争议的广东映像、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独步中原的千古文章、引领时代的潮流先锋、风范垂成的文化名人、慷慨多气的革命精神、传奇惊艳的旧日时尚、清丽俊秀山水风光、以及生猛鲜活的经济走势等诸多方面。然后附以作者简介、相关注释、经典章句摘录、编辑随手点评，这样的编辑方式不仅补充了背景知识，增强读者对文章的了解，而且拓展了全书的信息量。除此之外，《广东九章》还附上了大量珍贵的资料照片，有作家像、风物照、影印的绘画、砖雕、出入文物、作家手记、出版物、地图、邮票、广告画、印章等等，图文并茂，成为对广东文化最好的读解。

时下，很多学者都指出广东需要认真考虑自身的文化建设，广东人也在为把广东建设成文化大省而努力，《广东九章》作为广东文化的生动书写正是这条建设之路上最引人注目的一步。

李凤亮：广东的自信与自省（1）

李凤亮

（暨南大学中文系）

鲁迅先生有一篇文章，叫《中国人失去自信力了吗？》，引来描述今日南粤，问“广东人失去自信力了吗？”，大体也是可以的。为何要这样说呢？这十年来，我参加了广东大大小小几十场研讨会，很多研讨最后都会归结到一个问题：有无岭南文化；如果有，价值何在？这个“伪问题”其实不难回答，我感兴趣的是这种反思背后的心理背景。换句话说，这种文化焦虑感反映出广东人的文化自信心有所不足。而在我看来，广东人这种文化自信的弱化，主要尚不是因为自身有什么薄弱，而是来自一种中原文化的歧视与挤压。除了古来即有的蛮荒、瘴疠印象，近三十年来，广东（连带香港）更常被指责为“文化沙漠”。文化有趣味之别，而无高低之分，因此我向来对“文化沙漠”这样的字眼十分反感。细细分析这种“中原文化中心论”，不难发现它的核心，正是儒家“重义轻利”的念头——一个人富了，他必定“不仁”；一个地方富裕了，肯定与文化“绝缘”。这种想法看来可笑，但时至今日，却还很有市场。广东的“文化人”（包括不少外地来广东的“新客家”）这些年来一直在纠正人们的这种误解。当我在新年之际拿到黄树森先生主编的《广东九章——经典大家为广东说了什么》时，我觉得这种纠正误解的努力跃升到了一个很坚实的平台。

广东人其实不乏自信。这种自信，是建立在对当下生活务实的认知与倾情的投入之中的，这种认知与投入，我称之为“现实伦理”。广东人日子过得好（当然也还有穷乡僻壤），这本身没什么错。假如一个人因为日子过得清贫便说自己有文化，像孔乙己那样说自己“君子固穷”，那我认为不是变态，便是虚伪。广东人的财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靠双手打拼来的。在广东文化的“三元结构”中，广府人的“马死落地行”、潮汕人的“爱拼才会赢”，都是地道的南粤精神的写照，映照出岭南人的“雄强”；而客家人的“宁丢祖宗田，不丢祖宗言”，虽不是广东本土的，却也打上了深深的岭南印记。广东人的自信，还建立在一种开放的心态上。走过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人，会一致感到最不排外的可能就是广州。虽然广东话叫人头疼，但广东人其实不难相处；虽然工作在广东时有压力，但生活中处处又流淌着轻松；广东老板有时宁愿聘用“有料”的外乡人，也不用自己的亲戚，这也反映出一种基于“现实伦理”之上的开放心态。务实、雄强、博大，这确是广东人的性格，也造就了广东人有史以来的许多慷慨悲歌。从《广东九章》一书的章节名称，你就能猜想广东人的丰富故事——“奇崛的生态圈”、“文化的基因谱”、“潮流的风向标”、“耀眼的星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