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炮作文网

第16部分（第1页）

”，政治上的选择就所剩无几，犹如你想喝饮料时，只能在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之间作出选择一样——品尝起来只有一点细微差别。政治上选择的差别就是强调地方传统，说某些地方多了点，某些地方少了点，但绝对不会背离金色规则的核心。政府——不管是民主党、保守党或是工党，戴高乐分子还是社会党、基督教民主党——一旦离开核心规则太远，在他们国家的投资者就惊慌而逃，利率上升股市下挫。穿上“金色紧身衣”后，唯一可以调整的余地就是保持经济的增长；而保持增长的唯一途径就是将衣服穿紧一点。当你将“金色紧身衣”扎紧一点，就能产出更多的黄金，你社会中的矛盾　就会更缓和，这才是唯一的治世良方。

第六章“金色紧身衣”（3）

难怪今天在发达国家，许多政治家之间的辩论变成如何对“金色紧身衣”进行修修补补，　而非对其进行激烈变更。在199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比尔·克林顿争辩说：“的确，人们是穿了‘金色紧身衣’，但我的看法是能够让它们在胳膊肘这儿更紧一点，而中间变得更宽畅点。”而和克林顿一起竞选总统的共和党候选人鲍勃·多尔马上说：“不，不，你可不能把中间放松，让其继续紧一点　，我们还要在胳膊肘那儿绷得更紧点。”而在1997年英国大选中，托尼·布莱尔发誓说，如果他上台“我们将把它绷得像玩具一样紧，而且我们在肩部和胸部还要绷得紧点。　”而他的对手，保守党的约翰·梅杰反唇相讥：“量你没有胆量去修改那件夹克，那可是玛格丽特　·撒彻尔设计出来的，上帝将它穿在英国身上，紧贴合身，应该继续让其保持原状。”无怪乎英国自由党领袖帕迪·阿什当看了托尼·布莱尔和约翰·梅杰在1997　　年竞争中的表现后，声称他们之间没有丝毫区别。阿什当将布莱尔和梅杰之争称之为“同步泳赛”。

冷战墙的倒塌和“金色紧身衣”的出现时，我正在世界各地旅行并看到许多类似的游泳比赛。1998年德国选举前夕——正是这次大选中，社会民主党的施罗德击败了基督教民主联盟的赫尔穆特·科尔，美联社就引用德国负责社会外交事务的卡尔－约瑟夫·迈耶斯的话说，对德国的两位竞选者：“你不应该说记着有什么左派右派的标志，他们都坐在同一条船上。”韩国的李会昌在90年代出任韩国总理时对“金色紧身衣”积累了不少第一手材料：“在过去的时代，我们经常说，历史支配着这，支配着那。”一天，李会昌对我陈述说，“现在我们说，市场力量支配着一切，而你必须生活在这些力量之中。我们要费点精力才能了解所发生的事。我们并没认识到，冷战的胜利实际上是市场力量超越政治的胜利。今天，一个大的抉择就是你有没有民主，有没有一个开放的经济，这才是最大的抉择。而一旦你作出大的抉择，政治就仅仅是实现这些决定的引擎，在这个体制中可活动的余地不大。”李是通过在韩国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大国家党发迹的，但是韩国经济在1997…1998年崩溃后，人们发现，如果国家希望继续繁荣并吸引外国投资，它必须把“金色紧身衣”穿得更紧一点，韩国公众一脚踢开了经验丰富、过时的政治家，从国民议会的反对派、新政治国民议会选举鼓吹自由人权的金大中为总统，但金却随随便便地将李打发到华盛顿去当大使。正如李告诉我的那样：“要是在过去，像我这样一个人，曾是我们党的总统候选人、前总理、党的主席，现在作为另一国的大使来华盛顿，这简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对金总统的所作所为也感到匪夷所思。但现在，为了韩国摆脱经济危机，我与金先生之间的政见不同是没有什么意义，我们面临的选择不多。”在韩国，你如何解释“同一条船上”或“同步泳赛”呢？

当印度1991年决定放弃执行了数10年的中央集权下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而穿上“金色紧身衣”时，曼莫汉·辛格是印度的财长。1998年夏季，在印度议会大厦他的办公室里，他告诉我说放松了管制，他再次感到印度开始走上了这条道路：“我们知道接近国际资本市场会有一定的风险，（但）政府有能力处理和控制因对世界开放所引起的诸多震动。如果你按全球化经济规则操作，就有许多参与者的观感——他们是对还是错。然后，你在作决定时必须把观感作为重要的参考资料……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与我们命运攸关的，但（印度特别）关心和渴望实现的事，世界并没有给予必要的关注，它必然产生更多的忧虑。你执行货币自由兑换政策或其他货币政策，你就非调整到与艾伦·格林斯潘的政策一样，这就减少了你的自由度。即使是在财经政策上也如此。在资本是国际性流动的世界里，你不能采用调整税率方法来解决此办法，其他国家或许是有用的；当劳动力自由流动时，你也不能用调整其他人的工资来解决问题一样，这使策略上调整的机会不多……我有位邻国的朋友，他也是财长，上任的那天，我向他表示祝贺。他说：‘别祝贺我，我仅是半个财长，另半个在华盛顿。’”

第六章“金色紧身衣”（4）

并非每个国家穿上“金色紧身衣”就兴高采烈——某些国家只穿上了一半或穿上又脱下了（印度、埃及），有的时穿时脱（马来西亚、俄罗斯），某些国家强调为适应本国特殊文化而企图让裁缝修改，或穿上后改加几个松动的纽扣（德国、日本、法国），某些认为他们能抵抗穿上后的阵痛，因为他们有石油这样的自然资源（伊朗、沙特阿拉伯），某些国家是如此贫穷和孤独，政府又强迫人民接受贫穷这一现实，他们将人民要穿的“金色紧身衣”的想法抛到九霄云外，迫使他们穿上痛苦过时的紧身衣（朝鲜、苏丹、阿富汗）。

随着时间的推移，哪个国家想回避“金色紧身衣”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不论何时，我提到这一点，特别是对那些非美洲国家，我都听到以下一些反应：“别教训我们如何穿上那件夹克，如何与国际市场接轨的问题，我们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价值观，我们将用自己的步伐走自己的路。你的理论太极端，我们为何不坐在一起就我们之间的分歧达成一致，减少这个模式中的一些限制？”对此，我的回答如下：“我并没说你必须穿上这件夹克。如果你的文化和社会传统与那件夹克所包含的价值相抵触的话，我对此当然也深表同情。但是我还得说：“今天的全球市场体系，这个快速发展的世界及‘金色紧身衣’是诸多历史力量共同形成的。这种力量对我们如何交流、如何投资及如何认识都基本上给予了新的定位。假如你要抵制这些改变，那是你的事，完全是你的选择。但如果你认为不必付出更多的代价，不必建筑一面不断增高的护墙，就能抵制这类改变的话，那么，你就是自欺欺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资本、技术和信息的民主化不仅将所有保护其他体系的墙摧毁得一干二净，这三个民主化也是世界上新型力量的源泉，我将其称之为“电子族”。

全球化体系核心：“电子族”与

“金色紧身衣”之间的相互影响力

“电子族”是由那些遍及全球、坐在计算机屏幕前炒股票、证券和现汇者们组成的。他们中也有通过鼠标器咔嚓咔嚓地将互助基金、养老基金及正在形成的市场基金在世界范围内调来调去的人，还包括那些坐在家中通过因特网开展电子商务的人，当然也包括大的跨国公司的合伙者，这些人的工厂现在遍及全世界，经常用最快的效率最低的成本更换他们的产品。“电子族”成员日益庞大要归功于技术、资本和信息的民主化——今天，它们已经开始代替政府机能成为资本的主要源泉，对公司和国家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当今全球化体系时期，一个国家如果想繁荣兴旺，不仅必须穿上“金色紧身衣”，而且还必须与“电子族”沟通关系。“电子族”对“金色紧身衣”情有独钟，因为“金色紧身衣”包含了“电子族”希望一个国家应有的各种自由及自由市场的规则，它对那些穿上了“金色紧身衣”并一直保持着的国家的回报，是外资投资不断增长，对那些没有穿上“金色紧身衣”国家的惩罚就是——“电子族”不是有意绕开这些国家，就是从这些国家将资金抽走。

对“电子族”来说，穆迪氏投资服务公司、拉佛菲尔浦斯（Duff&Phelps）信用等级公司、标准普尔（Standard&Poor）都是侦探，这些信誉评估机构在世界各地四处寻觅，经常去各国嗅嗅闻闻，一旦它们发现某国将“金色紧身衣”搁置一边，就大声发出警报（虽然穆迪氏投资服务公司有时也有走麦城或被兴奋剂所迷惑，如在东南亚的所作所为那样，直到出事后才发出警报）。

“电子族”民族与国家及“金色紧身衣”之间的相互影响力是当今全球化体系的核心。我首次认识到这点是1995年2月，克林顿总统发表就职演说前夕对加拿大的访问。当时，我负责对白宫的采访，在为采访总统的加拿大之行作准备时，我一直盯着《金融时报》及其他一些报刊上的文章，看看加拿大方面事前对来自“希望之人”的首次访问说些什么。我非常有趣地发现，他们根本没有涉及总统之行。相反，他们却大谈特谈由穆迪斯投资服务公司所进行的调查。当时的加拿大议会正就国家的债务进行辩论。穆迪氏投资服务公司的一个工作组正好到渥太华，对加拿大财政部长和议员们提出警告。穆迪氏投资服务公司小组告诫他们说，如果他们不将预算赤字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降低到国际正常水平和期望的那种程度，穆迪氏投资服务公司将把加拿大的金融信用率从3…A降级，果真如此，加拿大和每个加拿大公司向国外借款时就不得支付高额利率。为强调此点，加拿大财政部发表声明称：“与我们的经济总产值相比，加拿大的外债总额十分巨大，这意味着加拿大过分脆弱，有可能成为全球金融市场危机的引爆点。我们的经济主权正蒙受着实质性损失。”针对那些对此点理解不深的加拿大人，财政部长保罗·马丁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我们在用我们的眼珠子作抵押。”不，加拿大人对“希望之人”丝毫不感兴趣，“穆迪氏投资服务公司的人”和“电子族”才是他们所关注的重点。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六章“金色紧身衣”（5）

这些“电子族”来自何方？他们如何能产生出这样一种令人生畏的力量，以至于像个“超级大国”一样可恐吓另外一个国家，或能让某个单一民族的国家富裕起来？

第一章　　新体系（1）

福里斯特·冈普的妈妈想谈些什么来着？生命就如同一盒巧克力，你绝对不明白里面装的是什么。对我来说，一个酷爱旅游的外国记者，生活就如同旅馆房间服务——你绝对不会了解门外边发生的事。

“这活儿只有日本人才能做得出来”

以1994年12月31日晚上的事为例，那天《纽约时报》委任我为外事专栏的作家，我的专栏发稿是从东京开始的。当我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越洋飞行到达大仑饭店后，就叫了一次房间服务，提出一个简单的要求：“请尽快给我送4个橘子来。”我喜欢橘子，需要摆在那里慢慢吃。打电话时，我认为这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要求了，接电话的人也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大约20分钟后，有人敲门，一位穿着笔挺服装的房间服务员站在门口，他前面的手推车上盖着一块上过浆的白色餐布，下面是4个盛着刚榨出来的鲜橘汁的玻璃杯，每个玻璃杯下面是装满冰的银碗。

“不是，不是。”我对服务员说，“我要橘子，橘子——不是橘汁。”然后我装着咬一口橘子的模样给他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