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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第三章“凌志汽车”和“橄榄树”（4）

“凌志汽车”与“橄榄树”争斗的故事，是我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目睹到的一幕。我坐在大厅一张长凳上等待一个约会，旁边是位俄罗斯女记者，正用手机跟别人通话，讲的是俄语。最让我吃惊的是，她慢条斯理地围着一台可口可乐自动售货机转圈，自动售货机上面是台电视，正在转播CNN播放的俄国军队突然进入科索沃的普利什蒂纳的场景——抢在北约军队之前。在北约总部，一位俄罗斯记者，用手机打电话，围绕着可口可乐自动出售机，上面是CNN电视的画面——这让我头脑就如一盘糨糊。

关于“凌志汽车”被“橄榄树”利用的故事。可见《经济学家》1999年8月14日的报道，题目是“电子犯罪”，文章说：“国家犯罪情报服务局就上周米尔沃尔和加的夫城的足球流氓胡闹一事谴责足球流氓利用高科技犯罪的行为。犯罪集团明显是通过因特网纠集在一起的，他们在万维网上隐蔽地或公开地交换信息。暴力出现后马上就有人将情况上传到网上。保尔·多德甚至叫嚣，‘事情正如我预言的那样开始了。’多德是挂了号的流氓，对网络和警察的行动都很了解。警察说他们现在也在万维网上探查消息，希望提前发现流氓们的行动计划。”

关于“橄榄树”利用“凌志汽车”的故事。它出现在1999年夏天，是关于出售阿道夫·希特勒宣扬种族主义《我的奋斗》一书的事情。德国政府曾禁止任何书店出售此书，也禁止任何地方印制此书。但德国人发现他们可以通过因特网在“亚马逊网站”上得到此书，而德国政府对此书通过这种方式涌进市场却束手无策。的确，通过亚马逊网站订阅《我的奋斗》一书的人如此之多，以至于1999年夏天希特勒成了亚马逊网站在德国卖得最火的10本书之一的作者。亚马逊网站又拒绝停止向德国出售《我的奋斗》，坚持说：“英文本不应接受审查，另外，顾客要读，并不是商业上能决定的。”

关于“橄榄树”胜过“凌志汽车”、然后“凌志汽车”反败为胜的故事。也就是90年代后期印度不断表明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进行核试验的事件。1998年春天，印度新当选的民族主义者、印度人民党（BJP）藐视国际社会并决定恢复核武器试验，把核试验是印度的权利作为该党竞选纲领。这次试验不久，我就访问了印度，找过富人和穷人，采访过政府高官要员和普通公务员，也访问过村民和小市民。我一直在寻找一些印度人并希望他们对我说：“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这类核试验是愚蠢的行为，我们不可能从中获得足够的安全，反而会让我们受到经济制裁。”我认为这种情绪的确存在，但又找不出一个人能将它表达出来。甚至那些曾声称核试验是由印度新的民族主义政府作为一次虚伪的侵略主义的伎俩的政治家们，也说这些试验是印度可采用的唯一方法，因为印度最希望引起美国和中国对它的关注。当我去拜访一位身着藏红色长袍的印度人权主义活动分子斯旺米·阿格尼维奇时，我终于认识到这种感情是何等根深蒂固。当我在他新德里家中简朴的卧室地板上盘腿坐下时，我想，“他可能对此次试验持反对意见。”但当我们谈了一会儿，他就对我说：“我们印度，是世界上第二大国！不能你们说我们怎样，我们就怎么样了。我们并没有感到有来自巴基斯坦方面的威胁，但在整体的国际游戏中，印度被以中美为轴心的国家忽视了。”第二天我去达斯纳，那是新德里北部的一个小镇，我随便找了些小店主们询问。达斯纳是我到过的最穷的地方之一，几乎没有人穿鞋，个个瘦得皮包骨头。公路上漫游的水牛和自行车远比汽车要多，空气中弥漫用牛屎烧过作燃料的气味，但他们都拥护政府有声有色的核试验。“我们有9亿人，我们不会死于经济制裁”，42岁的达斯纳村医珀拉莫德·巴特拉说，“这次核试验显示了我们的自尊，而自尊比道路、电和水更重要。此外，我们做了什么呢？我们引爆了我们的原子弹，但就如我们朝天开了一枪，我们没有伤害到任何人。”

第三章“凌志汽车”和“橄榄树”（5）

但是印度“橄榄树”的冲动似乎胜过对“凌志汽车”的追求，在全球化体系下出现这类事，通常是要付出长期代价的。在新德里期间，我下榻于“奥白龙”旅馆，每天工作结束后为了除去身上华氏100度的酷暑，我总要到游泳池里泡泡。第一天下水时，我正在游着蛙泳，隔壁的印度女士也在用同样的姿势游，休息时我们进行了交谈，她告诉我她在美国一家重要的投资银行——所罗门·史密斯·巴林兄弟银行的印度办事处工作，我告诉她我是一位专栏作家，此次专门来采访印度进行核试验所引起的冲击波。

“你知道谁来到这里了吗？”当我们擦干身上的水珠时她问我。“不知道，”我摇头回答，“谁来了？”

“穆迪氏公司，”她说。穆迪氏投资者服务公司是国际信用等级评定机构，用A、B、C三个等级对经济状况进行评估，全球的投资者从他们那里知道谁在推行健全的经济政策，而谁又在推行不健全的经济政策。如果给你的经济状况评估一个低等级评判，那就意味着你必须用高利率才能从国际上获得贷款。“穆迪氏公司派人来重新评估印度的经济。”她说，“你听到他们作出什么决定了吗？”

“没有，什么也没听到，”我回答。

“你应该去打听，”她说着就游去了。

我是要打听的。实际情况是，穆迪氏公司的调查人员在新德里的行踪，几乎就和印度的科学家们准备他们的核试验一样安静和秘密，对他们作出的决定打听不出任何消息，但在我离开印度的当天晚上，晚间新闻第四条引起了我的注意，消息说，为了对印度政府新膨胀出来的预算没有明确的使用目的一事作出反应，还有因印度核试验所引起的反响和美国因印度接连进行核试验而可能对其实行经济制裁，穆迪氏公司将印度的经济从“可投资级”，即全球投资者认为安全之地，降为“冒险级”，即投资者在此是危险的。标准普尔的信誉评估公司也改变观点，将印度经济从“稳定型”改成“否定型”。这意味着任何印度公司如果想从国际金融市场上借到款项，必须付出高额利息。因为印度的存款率很低，为了参与国际竞争，在未来十年内如要完成必需的基础建设，所需的资金高达5000亿美元，对这个国家来说，这些国外资金是至关重要的。

是的，“橄榄树”在印度曾风光无度。但在全球化体系中，它还想红杏出墙，那是要付出代价的，它逃脱不了惩罚，“凌志汽车”逮住它是或迟或早的事。印度核试验一年半后，当我拿起《华盛顿日报》（1999年10月7日）时，读到下面的标题就忍禁不俊：“印度人民党将优先考虑经济。”该报道说，人民党两年前一上台就“提出应该维护印度的核能力——所得到的报应是，在进行一系列核试验2个月后，引起全球对它进行经济制裁和停止投资。”虽然总理瓦杰帕伊再次当选，他甚至没有等到选票统计完毕，就发出新的优先考虑的信号：经济改革。“首先要做的是，国民对接受全球资本、市场规范以及如何协调，都需要全国统一认识，为了获得投资，必须走出去竞争，”瓦杰帕伊对印度《快报》说。

关于“凌志汽车”与“橄榄树”力量之间平衡的故事。这是我乘海湾航空公司的飞机从巴林前往伦敦的路上发生的，我的公务舱座位上的电视屏幕，包括一个通过全球卫星定位装置与飞机无线电连接一起的频道，能随时随地向乘客显示飞机与穆斯林圣地麦加城的确切位置。当飞机改变航向时，屏幕上一个白色亮点就会表示此时飞机方向，这就能保证每天必须面朝麦加做5次祷告的穆斯林乘客，祷告时，能够准确地判断出要在飞机的什么部位摆好他们的小地毯。飞行期间，我座位附近就有好几位乘客挤到机尾厨房做祷告。幸亏全球卫星定位装置，他们才知道应朝什么方向祷告。

关于“凌志汽车”完全忽视“橄榄树”的故事。这是我的一位朋友送给我一个计算机部件的事，并附信说：“参与制造此部件的国家有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中国、墨西哥、德国、美国、泰国、加拿大和日本。如此多的地方参与制造，所以我很难说什么地方是原产地。”

第三章“凌志汽车”和“橄榄树”（6）

关于“凌志汽车”欺诈“橄榄树”的故事。可见1997年8月11日出版的《体育画报》刊登的一条小消息。消息说，有38年历史的威尔士“兰桑特弗赖德足球俱乐部”被一移动电话公司以40万美元收购，改名为“全部网络化”。

关于“凌志汽车”与“橄榄树”共同协调的故事。1997年9月21日《华盛顿时报》刊登的一个不寻常的故事很能说明此点。该报道说，俄罗斯反间谍官员抱怨他们要比对方多付双倍的价钱才能招募一名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克格勃的继承者）的一名官员，在不愿透露姓名的情况下告诉俄通社、塔斯社，买通一名俄国间谍仅需要100万美元，而策动美国中央情报局一名间谍为另一方工作则需要200万美元。

与此相隔不久，有关这方面的报道在以色列的《新消息报》上出现了，我也似乎是头一次感到情报网在自由市场上得以体现。《新消息报》的编辑们去莫斯科买回俄罗斯间谍卫星拍摄的叙利亚部署的最新“飞毛腿”导弹照片。然后，《新消息报》从民间雇用一名美国卫星照片专家分析这些照片，得出结论后，《新消息报》就把叙利亚新的导弹威胁作为独家新闻全部发表，此事甚至没有涉及任何一位政府官员。当你有了大口袋时，还用得着放开肚皮装吗？

最后，我最喜欢的在全球化时期“凌志汽车”战胜“橄榄树”的故事。这是关于阿卜·贾哈德儿子的事。1995年，我在约旦安曼参加中东经济问题首脑会议，我独自在安曼的旅馆阳台用午餐，突然，一位年轻的阿拉伯人来到我的桌边问道：“你是托马斯·弗里德曼？”我回答是。“弗里德曼先生，”年轻人继续有礼貌地说：“你认识我父亲。”

“你父亲是谁？”我问。

“我父亲是阿卜·贾哈德。”阿卜·贾哈德，其真名科哈利尔·阿尔…瓦茨尔，巴勒斯坦人，与亚西尔·阿拉法特一道创建了“法塔赫”组织，随后接管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有“战斗之父”之称。阿卜·贾哈德是其化名。当我任《纽约时报》记者驻黎巴嫩时，他是巴勒斯坦人在贝鲁特和西岸的军事最高指挥官。我与他是在贝鲁特相识的。巴勒斯坦人将他看成战斗英雄，以色列人认为他是巴勒斯坦恐怖分子里最危险的一员。1988年，以色列一个暗杀小组在突尼斯的卧室将阿卜·贾哈德杀害，他身上中弹数百发。

“是的，我非常熟悉你的父亲——我曾经访问过你们在大马士革的家，”我告诉这位年轻人。“你在干什么？”

他递给我一张商业名片，上面写着：“贾哈德·阿尔—瓦茨尔，巴勒斯坦加沙，世界贸易中心执行总经理。”

我读着名片，心里想道：“这真是不可思议，从杰西·詹姆斯转到迈克尔·米尔肯仅仅是一代人。”

在全球化时期，国家和个人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保存个人、家庭、团体的特征以及采取怎样的措施才能在全球化中生存和保持很好的平衡。今天，任何希望经济繁荣的社会必须不断努力建造一辆高标准的“凌志汽车”并将它开出去，走向世界。但任何人都不应该心存幻念，认为只要参加全球化经济活动，他的社会就会健康了。如果这个参加全球化经济活动要以国家被同化为代价，如果参加的个人认为他们的“橄榄树”根被全球化体系破坏了，或被冲掉了，这些“橄榄树”根就会被激怒，他们就会起来反抗并阻止全球化的进程。因此，全球化作为一个体系要生存下去将取决于，至少部分取决于我们大家如何完美地控制它的平衡。没有“凌志汽车”的国家绝不可能强大，也不可能走得太远；没有健康“橄榄树”的国家也绝不可能有牢固的根基或全部对外部世界的开放，所以保持它们之间的平衡要经过不屈不挠的斗争。

或许，那就是为什么你在本书读到的许多我所喜爱的小故事出自我大学的老朋友维克多·弗里德曼的原因。他现在以色列的鲁宾学院任经济管理教授。一天我打电话向他问好，他对我说，很高兴我给他打电话，因为他把我的电话号码丢了。我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解释说他的笔记本电脑出了问题，所有的东西都在里面，包括朋友的地址、电子邮件、电话号码和两年内的日程安排，然后告诉我事情的经过。

第三章“凌志汽车”和“橄榄树”（7）

“我家里一台笔记本电脑损坏了，我将它送到赫德拉（以色列中部城镇）的计算机商店去修理。数周后商店打电话告诉我说电脑修好了，于是我高兴地将袖珍计算机放进公文包，驾车到赫德拉取修好了的笔记本电脑。我提着大的笔记本电脑和装着袖珍笔记本电脑的公文包离开商店，来到汽车旁，将皮包放在人行道边，打开后备箱，非常小心地将刚修好的笔记本电脑放进去，在保证平稳后，我就开车走了，手提包留在行人道上。这下糟了，当我一回到办公室，就找皮包，马上意识到出事了——接下来会出现什么情况——我立即给赫德拉警察打电话：‘千万别炸掉我的手提包。’（以色列警察通常将遗留在路边的行李箱、皮包和可疑物品炸掉，因为曾出现许多这种巴勒斯坦人针对以色列平民的炸弹；为反对此类事件，以色列人都经过严格训练，如果你将包留下数分钟，就有人给警察打电话。）我知道无人偷此包，在以色列，就是小偷也不动留在路边的任何物品。但我的行动太晚了。特警告诉我说爆炸小组已经赶赴现场并‘处理掉了’。当我来到警察局，他们递给我一个正中央子弹穿过的漂亮的公文包，唯一被直接击中的是我的袖珍笔记本电脑，Genius　OP9300型电脑。我一生的心血都在里面，造成的损失至今没法挽回。我告诉警察对出现此类事感到非常害怕，而警察说，‘别难过，此类事在每个人身上都出现过。’一连好几个星期，我提着有子弹洞的公文包在院内散步，总是思潮滚滚，难以平静。管理学院多数学生都在军队服过役，只要他们一看到有子弹洞的公文包，就哑然失笑，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件事。”

维克多讲完他的经历后说，“顺便提一下，请把您的电子邮件告诉我，我要重新整理通讯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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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华尔街在震颤中衰败（1）

1998年夏天，我在巴西访问时，用了一整天的时间与巴西主要工矿企业家、巴西大型矿产公司凯米矿山冶金公司董事会主席吉列尔梅·弗雷林交谈，弗雷林讲述了巴西经济在过去几十年内发生的难以置信的变化，他用这样的词来描述过去：“正如你知道的那样，这儿的柏林墙也倒塌了。柏林墙倒塌不仅仅是欧洲的地方事件，也是全球大事，它波及到了巴西，就在柏林墙倒塌的同时，巴西的经济也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为了论证他的观点，他说了这样一个故事：

在1988年10月，由巴西政府控制的国家钢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