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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现状，并且质疑它们的发展方向。他们深入探索了自己最深层的渴望，希冀于创造一个体现了那些愿望的未来。在实现共同愿景的过程中，他们逐步融合了所有其他人的方式和方法。他们每个人都意识到：他们必须自己去做……但他们又不能独自去做。

你会看到，这些正在塑造超越工业时代泡沫生活的创新者，有着各种背景，而就像他们的组织机构、产业和经历各不相同一样，他们做事的具体方法也不尽相同。

他们的方法不是“魔术”般的不可思议，他们“日常的魔术”无非是激发他们自己和他人的想象力、智慧、热情和关爱，他们的经历是我们所有人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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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不可怀疑一个人和一小撮同谋者的作为（1）

在所有工业国家中，瑞典可能是在化石燃料的“断奶”方面走得最远的国家。今天，这个国家只有30％的能源靠石油支持，与1970年的77％相比，下降了许多。（相形之下，美国85％的能源依赖化石燃料。）

2007年，瑞典市场上销售的轿车中有15％是以乙醇为动力的，而2000年这一比率仅仅是2％。轿车以从甘蔗或纤维素中提炼出的乙醇作为动力，比用汽油作为动力要少排放85％~90％的温室气体。随着第二代和第三代乙醇（包括从林业废弃物和其他废弃物中提炼的乙醇，而不是从玉米等粮食作物中提炼的乙醇）的生产、分销和应用的进一步发展，全球由化石燃料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大幅度下降。现在，瑞典的所有主要汽车制造商都提供乙醇动力的轿车或卡车，其中也包括斯堪尼亚公司（Scania），欧洲最大的大型卡车制造商。

这些统计数字和公告的背后是一个永恒的故事，历史学家称之为“基础创新”（basic　innovation）。基础创新是技术和组织的基础变革，它创造新的行业，转变原有行业，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重塑社会。基础创新的例子包括：电力、汽车、商业航空、数字计算和最近的互联网。基础创新不只涉及单一的新技术，而是聚合了一系列的新发明、新实践、新分销网络、新业务和新商务模式，它能改变个人和组织的思想方式。

学会生活在工业时代泡沫之外，特别是应对80…20挑战，都需要基础创新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发生。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故事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通过确切地了解瑞典如何能够引领“没有化石燃料”的未来，我们也可以从内部见证基础创新的历程。

得知瑞典的成就之后，你也许会设想，这种规模的变革是出自政府的大力推动……成千上万的人员、庞大的财政补贴、持续多年的高额投入支持的研发。然而，实际情况是，多年以来根本没有这样的支持，政府方面的没有，其他方面的也没有。恰恰相反，这一切都源于一小批人的承诺投入和行动勇气，他们决心要找到其他那些有着共同愿望的人，于是，无数的地区性网络就这样悄然发展起来了。

许多基础创新在开始的时候，也都如此：似乎是一种分隔、离散的状态。正因为创新所需要的巨大变革根本无法提前预知，所以看上去似乎令人畏惧、无法实现。催化变革的往往是为数不多的一些人，他们既能看到更大的模式演化的可能，又能注重一小步、一小步的增长势头。汽车工业、商业航空运输和个人电脑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虽然，涉足其中的那些人完全无法预先知道他们可能成就什么，但是他们被萧伯纳所说的一种“宏大的目标”拖了进去。上世纪90年代初，瑞典的佩尔·卡斯泰德（Per　Carstedt）就是这样一位。

从巴西到瑞典

佩尔·卡斯泰德拥有瑞典北部一家大型福特汽车经销公司，这是桩家族生意，最初由他的父亲创建。佩尔·卡斯泰德在巴西住过几年，1992年的时候他参加了里约热内卢大会，那是第一次全球环境高峰论坛。从那之后，他发现自己“沉浸”于他所谓的“大局问题”之中，不能自拔。

“我开始大量地、狼吞虎咽般地读书，没过多久，我就意识到，我们在这条路上不能再继续走下去了，完全不可能了。人类在这个星球上存在了大约20万年。最初的19万年，我们只是猎人和采集者。后来的1万年，我们成了种植者。然后，到了150年前，人类人口和活动的数量就发生了不可思议的爆炸性发展，起因就是可以获得廉价的能源。1900年，地球上的人口大约有15亿，到了1950年增长到25亿，2000年增加到了60亿，现在，已经是65亿了。要想理解这么快、这么大的变化带来的影响，几乎不可能。”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5章　不可怀疑一个人和一小撮同谋者的作为（2）

其实，不需要拥有博士学位也可以思考这些大系统的问题，佩尔·卡斯泰德就是个活生生的证明。他回到瑞典后开始提问……也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能提出的问题，只要我们学会不时地“退后一步站”，思考一下那些我们置身其中的更大的现实，思考一下那些主导力量正把我们推向哪里。而在思考这些问题的同时，我们常常会有一种感觉，要改变一家公司、一个行业或者一个国家，我们几乎什么都做不了。正是这种感受，阻碍了我们提出问题。不幸的是，这种宿命的感受会很容易成为“自证预言”。

卡斯泰德看到了这些历史性变革，并发现自己已深陷其中，这驱使他不断提出一些“大局问题”。虽然，对于这些问题会把自己引向哪里，他一点儿也没有头绪。书读得越多、与朋友聊得越多，他就在那些不同的问题之间发现了更多的联系，也更清楚地看到，必要的变革必须以什么样的范围和规模发生。“但是，我问自己，一个人能做点儿什么呢？”

答案还是来了。一家基金会与卡斯泰德联系，请他帮助把乙醇动力汽车推入瑞典市场。“我在巴西就开过乙醇动力车。对我来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大家都说，乙醇汽车在瑞典没法推行。天气太冷了，汽车根本没法发动。再说，也没有添加乙醇燃料的地方。这个主意在瑞典没有市场。对此，全欧洲没有一家公司有一点儿概念，包括福特在内。”

卡斯泰德到处打听，终于在底特律找到了福特公司的一位经理，他主管着一个称做“弹性燃料”（flexi…fuel）的小项目，负责生产可以使用乙醇、汽油，或乙醇和汽油任意比例混合物作为燃料的轿车。“这位经理的太太恰好曾在瑞典做过交流学生，他也喜欢这个国家。他把我当做潜在的盟友，1995年帮助我们买了三辆车。福特公司本身没有这类项目，对我们在做的事情也一无所知。”

卡斯泰德当时觉得，弄几辆车到瑞典就万事大吉了。“大家会看到车跑得挺好，这就会创造出需求，这又会让福特公司增加进口。但是，我错了。事情完全不是这样。”

当卡斯泰德发现三辆车还不足以“唤醒”市场，他就与福特公司谈判，购买了300辆“金牛座”（Taurus）“弹性燃料”轿车。“金牛座”的车身比起瑞典人喜欢的车型要大，但是没有其他选择。这是福特公司仅有的“弹性燃料”轿车，而卡斯泰德则需要达到市场“临界数量”，才能实现他的真正目标……让人们对“欧洲制造的弹性燃料轿车”这个概念感兴趣。

卡斯泰德谈过的所有汽车制造商都表现得犹豫不决，还拿出报告说，市场调查确认这种车根本没有市场。卡斯泰德和他的来自“瑞典乙醇开发基金会”（后来改称“生物酒精燃料基金会”）的同事，没有因此而气馁，而是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跑了4年，最终形成了一个包括社区、公司和个人在内的联合体，大家共同承诺购买3　000辆乙醇动力轿车。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