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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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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嘉靖二十六年六月，日本的贡船，同时也是“勘合贸易”船，到达明朝唯一开放给日本的宁波海口。共是四艘双桅大帆船，六百名身分极其复杂的日本人——其中大部分是日本九州西南，如长崎、萨摩、大隅一带的的海盗，中国人叫他们“倭寇”。

日本执政的将军义晴所遣的正使策彦周良，照例向宁波的地方长官申请入口，缴验“勘合”。这是永乐初年的约定，日本来中国的贡船与商船，中国去日本的使节船与商船，都须携带礼部制定的勘合，每船一道。中国船所持的是“日”字号，日本船所持的是“本”字号。策彦周良呈验的勘合，乃是嘉靖十九年所新颁，从本字一号到四号，与底簿所载，完全相符。

此外不符定制的地方就很多了。第一，规定十年一贡，上次贡期是嘉靖十八年，应该在二十八年再次入贡，如今来早了两年。

其次次，船与人都有限制。最早的约定是：“船止二艘，人止二百，违例即以寇论”，宣德七年又“申定要约，人毋过三百，舟无过三艘”。现在船多了一艘，人超过一倍。宁波的地方官，不敢擅自作主，星夜飞报杭州的浙江巡抚朱纨。

朱纨是苏州人，而秉性刚强，朝廷将他由南赣巡抚调任浙江，并“提督浙闽海防军务”，就是因为他勇于任事，特赋以防止倭患的重任。到任一年以来，他已深知倭患所以猖獗的缘故，所以一面断然拒绝策彦周良的要求，命他即时回国，到后年再来；一面飞饬“福建都指挥佥事”卢镗，对双屿地方，严密戒备。

果然不出朱纨的意料，策彦周良不曾率船回国，而是改投双屿暂泊。

双屿是宁波外海的一个小岛，本来是海盗盘踞之地，而从嘉靖初年，废止“宁波市舶提举司”，停止了中国与日本的贸易以后，双屿就成为走私的中心。其中大私枭有两个，各领一帮，一个叫李光头，是福建人；另一个叫许栋，是徽州人。许栋的势力又大于李光头，主要的是因为许栋有个极得力的副手，籍隶徽州绩溪的汪直。

当策彦周良在宁波投文时，汪直就在他船上。朱纨之必然拒绝贡船入口，早在汪直计算之中，所以通知一到，立刻为策彦周良作向导，引船到双屿下碇。四船私货，包括数千把削铁如泥的“倭刀”在内的商货，自然亦都由许栋和汪直经手了。

但是，尽管许栋和汪直好言慰问，刻意交欢，策彦周良却总不肯让汪直卸货。因为货色一交出去，货款却不知何日可以收回？

“你请放心！”汪直拍胸担保，“你在这里玩一年，明年再请人贡。那时候货款都可以收齐了，你要办的货色也可以办齐了。包你一回去就会受‘将军’的重赏。”

策彦周良闭目垂首，不置可否。汪直的“甘言”可以打动别人的心，对他却无用处，因为他了解汪直的口蜜中隐藏着腹剑，更因为以他的身分、修养与使命，不能与汪直同流合污。

“我要与副使商议。”策彦周良终于有了答覆，“八年前，硕鼎君遇事都先与我商议，我很佩服他，应该照他的方法去做。”

八年之前，策彦周良曾经由宁波经杭州、苏州、南京、扬州，循运河直达通州，再经天津而抵达京城。那时他是湖心硕鼎的副使。

从永乐以来，日本遣派到明朝的贡使，国书上虽称“日本国王”，实际上是将军的使者。这一名不符实的情况相沿成例，是出于国际上一个罕见的错误——惠帝在位时，朝廷不了解日本自源赖朝开创“镰仓幕府”，天皇大权旁落，已有两百年之久。因而误以室町幕府的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赐以玺书。足利义满精明有为，为了贪图与明朝展开贸易的大利，乐得将错就错，以日本国王自居。这样，遣派明使的全权，亦就归于将军了。

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遣明的正副使，都由“京都五山”的僧侣中遴选。所谓“五山”之出，指寺而言，而京都五山则实有六寺，按等级依序为天龙寺、相国寺、建仁寺、东福寺、万寿寺之外，另以南禅寺冠于五山之上。策彦周良就是南禅寺的僧侣，选派僧侣充任贡使，不仅因为他们与室町幕府有特殊的关系，而且也因为他们是“读书人”，优于学问，长于文笔、精于应对，同时了解明朝的国情。

策彦周良是第二次充任贡使，对于明朝的国情自更了解，尤其是对于他本身及他所要维护的幕府的利益，格外清楚。中国是礼义之邦，即使自以为“天朝大国”，有时自大得可笑，但怀柔远人的政策，却是亘千年而不变的。他记得嘉靖十八年初度奉使，一到宁波便被延入“嘉宾馆”，地方长官大排筵宴，几无虚日。北上之时，沿途都有周到的照料，到京住在“会同馆”，呈递国书、觐见皇室之后，接着便是赐筵、赐珍物，以及达官贵人的丰盈馈赠。

正式的任务，便是这样轻而易举，然后就都是自己的事了。在会同馆就可以将带来的货物，待价而沽，当然，刀剑之类作为贡品，其实是商品，一经缴入兵部武库，不愁户部不发优厚的代价。

归途中乐事更多，除了自由贸易以外，还可以饱览名山大川，访问文人墨客。中国有句古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策彦周良看，唯有入明的万里之行，才真是不虚此行。

可是，策彦周良此时的感想，却是深悔多此一行，在去留两难，焦灼无计之际，唯有期望副使能筹得一条善策。

他的副使选自相国寺，法名钓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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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只为当时存着侥幸之想，以为明朝不至于坚持十年一贡的约定，必能通融。如果受命之初，能多想一想，万一不准入境怎么办？又何至于有今天的烦恼？唉！”

“正使亦不必过于自责。麻烦已经惹上身了，只有想法子应付。”钓云沉吟了一会，用极其自信的语气说：“今日之事，绝无回国之理！劳而无功，不但对幕府及各地诸侯，无法交代，只说四条船上的人，徒劳跋涉，肯甘心吗？”

策彦周良默然。考虑久久，觉得钓云所说的“绝无回国之理”，无可更易。但是不回国又如何呢？“在这双屿待一年，”他问，“明年再侥幸一试？”

“是的，我想明年一定可以如愿。”

“就算能如愿，这一年又怎么办？莫非真的将可以公然贸易的货物，当私货出手？”

“我看，”钓云很直率地答道：“恐怕非这么办不可了。”

“货款呢？收不回又如何？”

“那——”钓云不再说下去，只显露出极诡秘的微笑。

策彦周良心底泛起浓密的疑云，猜想他是受了汪直的煽惑，很想严词厉声地告诫他一番，但一转念间，神色和缓了，“也难怪你！”他说，“你哪知道明朝那些舶主与贵官们的机关！等我说与你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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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废止“宁波市舶提举司”以后，凡有私船到海口，都由许栋等人作居停，名为舶主。此辈经手私货，往往不付货款，催急了不是避而不见，便是推在沿海一带的“贵官”身上，说他们仗势欺人，背勒货款不发，无奈他何！

这可能是实情。所谓“贵官”，其实是告老或者休致的官员。明朝的规制，罢官之后，必须回乡，在原籍便是绅士。明朝的乡绅权势极大，干预公事，鱼肉乡民，往往无恶不作，“黑吃黑”吞没私货，亦是常有之事，无足为奇。

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形，货主自然在近岛坐索，舶主的供应渐渐不足，逼他们上岸掳掠，这就是倭患的由来。当然，上岸首先要找来算帐的，便是那些贵官。而贵官可以运用权势，指责地方大吏，“倭寇逗留近岛，朝廷三令五申，加强备倭，你们就是这样坐视不问吗？”

这是“义正辞严”的责备，地方大吏不能不尊重，于是调兵遣将，准备进剿。而此时贵官又反过来卖好于货主了。

“他们是拿泄露军机来卖好。”策彦周良向钓云说，“譬如说，你带了一批人上岸，硬占了他们一个村庄，这时候他们就会来告诉你，官军定在那一天进兵包围？有多少人？领兵的是谁？劝你赶快走。同时好言安慰，拍胸担保，下次一定结算清楚。这时候就容不得你选择了，只有赶快下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