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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特别法庭（第1页）

法庭房间只有教室那么大。一端放着五六条长凳，上面坐着卫兵和看守，中间夹杂着观众—中央委员和一些选定的官员。房间的另一端是法庭的三名成员，都坐在高背椅上，身前放着一张橡木桌子。他们头上吊着一个三合板制成的大红星，用三根铁丝吊在天花板上。法庭墙壁的颜色和关利玛斯的牢房墙壁一样，都是白色的。

那三个人前方的桌子两边，还有两个男人面对面坐着。其中一个在六十岁左右，穿黑西装，系灰领带，打扮得像是要去德国乡下教堂做礼拜似的。另一个人就是费德勒。

利玛斯在后排，坐在两名看守之间。透过前排观众，能看到被警察围着的蒙特，他头发剃得很短，宽宽的双肩，穿着那熟悉的灰色囚服。装束很能说明问题，也影响着法庭的氛围—费德勒穿着他自己的衣服，而蒙特穿的却是囚服。

利玛斯刚坐下不久，法庭主持人，就是坐在当中的那个人敲了一下铃。利玛斯顺着声音看过去，发现主持人竟是个女的，不禁打了个寒战。也不能怪利玛斯粗心，那个人五十岁左右，有着黑色的小眼睛，头发很短，像个男人似的。身上穿着黑色的类似列宁装式样的衣服。她扫视了一眼全场，点头示意卫兵关上门，没有什么开场白，立即进入正题。

“会议的目的大家都知道了，要记住整个会议进程都是保密的。这是中央特别指定成立的法庭，我们也只向中央负责。我们将按适当的途径听取各方的陈述。”她例行公事地指着费德勒说，“费德勒同志，还是你先讲。”

费德勒站起身来。对桌子周围坐着的人点了点头，从身边的公文包里拿出一沓在角上用黑线穿起的纸。

他说话的时候很安详，利玛斯从没有见过他这样的神情。利玛斯觉得他表现得很好，很像一个怀着遗憾的心情把自己上司送上断头台的人。

“有一个情况要先说明一下，也许有些人还不了解。”费德勒开始发言了，“在我把有关蒙特同志的报告送交中央的那一天，我被逮捕了，一起被捕的还有叛逃者利玛斯。我们都被关了起来，我们都……被逼供，要我们承认这些指控都是迫害好同志的法西斯阴谋。

大家从我送交的报告中已经知道，利玛斯是怎么引起我们注意的。事实上是我们选中了他，引诱他叛变并把他带到了民主德国。有个情况能充分证明利玛斯状况的真实性，那就是：他到现在还拒绝认为蒙特是英国特务，当然其原因我在后面会讲到。所以，如果认为利玛斯设计陷害，那就太荒唐了。因为对蒙特的指控是我们发起的，利玛斯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条看似零碎却很重要的信息。那使我们在过去三年中收集的证据连成了一体，从而获得了证实。

在你们的面前放着这个案子的书面材料，所以对大家都了解的情况我就不再多说了。

对蒙特同志的指控，就是指控他是某个帝国主义国家的间谍。虽然还有如下一些指控—他给英国情报机构递送情报，他利用其掌管的部门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服务，他故意包庇反党集团并收取巨额外汇酬劳。这些指控都有这样一个前提：汉斯·迪爱特·蒙特是某个帝国主义国家的间谍。这种罪行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在我们的刑法中没有比这更严重的犯罪了。他极大地危害了我们国家的安全，犯下了我们国家机关最需要提防的罪行。”说到这里，他把手上的材料放在桌上。

“蒙特同志今年四十二岁，现任国家人民保卫部副部长，未婚。长期以来，人民一直认为他能力出众、对党忠诚，为保卫人民的利益不知疲倦地工作着。

“请允许我介绍一些他的工作经历。他二十八岁被招进部里工作，并接受了相应的培训。实习期满后，他被派往北欧国家执行一些秘密任务，主要是在挪威、瑞典和芬兰。在那里，他成功地组织了一个情报网，打入敌人阵营，同法西斯分子作斗争。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所以我们可以确信他那时候还是一名优秀的战士。但是，同志们，这里要请你们记住他在北欧国家工作过这个事实。由于二战中他在北欧国家组织过情报网，这一点使他在战后有借口经常去芬兰和挪威。正是在那里，他从国外银行提取了巨额的美元，收取他卖国获得的酬劳。有一点很明确：蒙特同志并不是反革命势力的牺牲品。他的蜕变有着内在的因素，是内心的胆怯、懦弱和贪婪，以及发财的梦想毁了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他获取敌人酬劳的途径很隐秘，他的罪行却正是因此而败露。”

费德勒停了停，扫视了一下全场，眼睛里突然充满了激情。利玛斯看着，也被他深深吸引。

“让我们都引以为戒吧，”费德勒大声说，“还有很多敌人，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策划着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后排的一些观众交头接耳地谈论起来。

“企图出卖人民利益的那一小撮人，绝对逃不过人民警惕的眼睛！”费德勒表现得像是在隆重的群众大会上作报告，其实眼前小房间里也就坐了没多少的官员和卫兵。

利玛斯这才认识到，费德勒对这件事情非常慎重，因为现场坐着的都是些政治上无可挑剔的人。费德勒知道不能把对方一棍子打死就对他自己很危险。现场发言都被记录在案，在此达成的共识很难再被推翻。

费德勒翻开面前的卷宗。

“1956年年底，蒙特被派驻伦敦，任东德钢铁业代表团随员。他还承担着对流亡英国的反革命团伙展开斗争的任务。这项工作具有很大的危险性—我们也不否认—他的工作还是有成果的。”

利玛斯的注意力再次被吸引到前排就坐的那三个人身上。主持人左边坐着一个年轻人，皮肤黝黑，眼睛半睁半闭。他留着蓬乱的直发，脸色灰暗，像个苦行僧。他的手很细长，不停地拨弄着面前的一沓纸张。利玛斯猜他是蒙特的人，具体原因说不清楚。另一边坐着的人岁数要大一些，头上谢顶，面容和善。利玛斯觉得那人是个糊涂蛋。利玛斯估计出一种可能的结果：年轻的那个会为蒙特说话，女主持人会认为蒙特有罪，年长的那个男人看到僵持不下会觉得难办，最终还是会支持主持人的意见。

费德勒又接着发言：

“在他伦敦工作任期快结束的时候，出问题了。我刚才说过，他那时在工作中遇到了很大的危机，英国秘密警察开始追捕他，发出了对他的通缉令。蒙特在英国并没有外交豁免身份（英国作为北约国家，不承认民主德国），在那种情况下只有四处躲藏。那时各交通口岸都收到了印有他照片和资料的通缉令，英国各地都在抓捕他。可躲藏了两天后，蒙特同志却乘出租车赶到伦敦机场，再搭飞机飞到了柏林。大家不禁会发出赞叹，真了不起啊！在全英国的警力都被调动，所有道路、铁路、港口和机场都在严密监控之下，蒙特同志却能在伦敦机场乘上飞机。真是太了不起了。同志们，你们也许会觉得奇怪，仔细一想会觉得蒙特能从英国逃出来这件事也太神奇了，太容易了。事实上，没有英国政府的默许，他根本就没有可能逃出来！”这时房间后排观众中引发了比第一次更大的骚动。

“真相是这样的：蒙特那时已经被英国机构逮捕，在他短暂的关押期间，对方给他两条路选择。要么在帝国主义的监狱里坐几年牢，事业全完蛋；要么让蒙特戏剧性地回到他自己的国家，让他出色地完成工作。当然了，选择英国方面第二条路的条件就是必须给他们提供情报，同时英国会支付给他大笔的金钱。一边是胡萝卜，一边是大棒，蒙特在威胁利诱下叛变了。

“而现在英国人想的是让蒙特继续在职位上更上一层楼。蒙特这些年来清除的那些不重要的西方间谍，可能是他的帝国主义主子所安排的：牺牲一些不重要的特务，从而保证蒙特获得往上爬的资本。这一点我们尽管还无法最后确认，可这样想也完全合情合理。

“从1960年开始，也就是蒙特同志担任‘部门’的反间谍处处长的那一年，从世界各地的情报都提示我们，内部高层潜伏着一个间谍。大家知道卡尔·雷迈克是名间谍，当他被清除后我们都松了口气，认为没问题了。可问题仍然存在。

“在1960年下半年，我们以前发展的一名情报员在黎巴嫩结识了一个据说和英国特工部门有关系的英国人。那人给了英国人一整套我们‘部门’的机构资料，是他曾工作过的那两个处室的资料。当那些情报被送给伦敦方面后，伦敦方面拒绝接受。那是非常奇怪的事情了。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英国方面不要那类资料是因为他们已经有了，有人向伦敦方面提供了我们‘部门’的最新资料。

“从1960年年中开始，我们就大规模地损失去海外工作的情报员。他们常常刚被派到国外仅几周时间，就被捕了。有时敌人也试图策反我们的情报人员，但次数不多，好像他们并不是很热衷于此。

“到了1961年年初，如果我时间记得没错的话，我们交了次好运。我们通过某种方式，获得了英国情报机关掌握的有关我们‘部门’的资料。那些资料非常完整和准确，而且还是最新的资料。这使我们很吃惊。我把那些资料给蒙特看过，因为他是我的领导。他那时对我说，他一点都不觉得奇怪：他现在手里已经掌握了一些情况，让我不要干扰他在这方面的工作安排。我承认，就是从那一刻起，我开始隐约感到蒙特可能就是那个出卖情报的人。还有其他一些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