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作战行动外,当前大致要采取以下方策:
(1)促进占领区的治安和建设;
(2)进行建立新中央政权的工作;
(3)酝酿反蒋、对日和平气氛和争取民众等工作;
(4)进行反共宣传;
(5)促使抗日军队内部崩溃;
(6)利用高宗武一派,争取新官僚和民众;
(7)进行西南独立工作;
(8)收买和利用杂牌部队及各种武装团体;
(9)促使第三国(特别是德、意、波兰)否认蒋政权;
(10)促使第三国(特别是英、美、法)放弃援蒋政策;
(11)加强对苏谋略。”[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1964年版,第550页。'
这些“政略”进攻的内容几乎包含了非军事的政治、经济、外交、舆论宣传、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其目的一是通过巩固占领区和炮制伪中央政权,在中国和世界各国面前造成一种矮化中国抗日政权的既成事实,并结合外交上孤立中国,动摇中国坚持抗战的意志;二是通过反共宣传挑拨国共两党关系,利用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实力派之间、嫡系军队与杂牌军队之间以及抗日征与亲日派之间的矛盾,从内部分化、瓦解中国的抗战阵营,达到日本外部军事进攻达不到的目的。
停止正面战略进攻,集中主要兵力对占领区实行治安肃正作战
在确定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新方针后,日本的军事战略也作了相应调整。1938年12月6日,陆军省、参谋部在《1938年秋季以后对华处理方策》的文件中,对新的军事战略的各要点作了阐述。
第一、放弃速战速决战略,准备长期战争。文件指出:“虽要利用攻占武汉、广东的余势,致力干事变解决,但是,要迅速取得成果,预料尚有困难。为应付长期作战,……以攻占汉口、广东为行使武力的时期。然后,自主地指导新中国的建设,特别要防止急燥。”[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1964年版,第553页。'
第二、明确规定军事行动要服务于政略和谋略工作,文件声称:“虽然肃清抗日残余势力的的工作仍须继续进行;但主要有待于以坚强的军力为背景,进行政略与谋略工作。”[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1964年版,第553页。'
第三、为减少消耗而限制战争规模和强度。文件要求战地日军在范围上“如无重大必要不企图扩大占领地区”,“力戒扩大缺乏准备的战线”;在兵力上“为准备今后国际形势的转变,要在各方面减少驻屯兵力及兵力的消耗”;在作战形式上“进行小接触”,只是在“敌人集中兵力来攻击时,及时予以反击,消耗其战斗力。”[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1964版、第553~554页。'
第四,把军事打击的重心移向对付后方的抗日游击战争。文件规定,在华日军要把巩固占领区作为“当前第一位的基础性工作”,“固定配备充分的兵力”、对正面战场则要求把“兵力配备限制在最少限度内。”[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1964年版,第553~554页。'
依据新的军事战略,日军在结束武汉会战后,即着手调整部署,实行向保守占领地的持久战态势的转变。
1938年10月,日军在华有24个师、4个独立混成旅、1个骑乓集团(2个骑兵旅)和1个支队,其中,华中派遣军有13个师、1个支队;华南第21集团军有3个师;华北方面军有8个师、4个独立混成旅和1个骑兵集团。日军的主力在正面战场。其后,日军进行了大规模的交替换防,将久战疲惫的师陆续遣返归国休整,同时按照保守占领地的要求,新编了一批适合警备任务的三单位编制的师和独立混成旅,替代回国部队。
至1939年底,侵华日军新部署基本完成后,在中国派遣军(1939年9月组建)隶属之下的侵华日军共有24个师、20个独立混成旅、1个骑兵集团。
这些部队分为4个战略集团,其各自的兵力及任务如下:
第11集团军配置在武汉地区,下辖7个师、2个独立混成旅,任务是对中国军队的主力进行以攻势防御为特点的作战;
第21集团军辖4个师、2个独立混成旅,任务是以广州、虎门为根据地,切断中国的补给路线;
第13集团军辖4个师、4个独立混成旅,主要任务是确保庐州、芜湖、杭州一线以东的占领地区的安定,迅速恢复京、沪、杭地区的治安,并确保主要交通线;
华北方面军作为最大的战略集团其兵力为9个师、12个独立混成旅和1个骑兵集团,负责确保已占据的华北地区的安定,迅速恢复河北省北部、山东省、山西省北部及蒙疆等重要地区的治安,并确保主要交通线。[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7~8页;《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76年版,第295~297页。'
从上述日本军事战略的变化及相应的部署调整中可以看出,日本的侵华军事行动在整体上已由战略进攻转向战略保守,就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而言。日军军事打击的重点已经转向后者,日军在其后方的作战活动更加频繁。
自1939年1月至1940年3月,华北方面军根据大本营的意图,连续实施了3次治安肃正计划,其中心是用武力“讨代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