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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走了雷忠厚他们，我就忙着准备，要去宜昌。突然看见报上登了条头号字标题的新闻，说刘湘于一月二十日在武汉暴病身亡。这天刚从外面回来，就听见一阵楼梯响，接着就有人大声喧笑：“诗姐在上，小弟贺喜来了！”我一看，真是喜出望外：来人竟是竹栖！

竹栖坐下，我连忙递上一盒“大炮台”香烟，他一看就说：“哟，诗姐你发财了吗？抽起这种烟来了。”我说：“哪里是我的，是郝疯儿她们为我买的。听说一青当天就给你打了电报，为什么现在才来？”

他抽出一支烟，在鼻子边嗅嗅，然后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说：“诗姐，只要你出来，我就放心了。没想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的事情，一封电报就解决了，真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那姓蔡的就吃这个。这种东西，也能不明不白地把你这样的人物关上十五个月，如今的世道，也真是糟透了！”

我说：“竹栖，我们不谈这个，谈谈你自己吧。”“我这次回来，是去保安司令部办点事情。对了，那保安副司令，姓肖，叫肖中鼎①，是孟伉的好朋友，刘湘武德学友会的会员，他说还要来看你呢。”

我一听忙说：“你又去乱说什么了？堂堂的保安司令，亲自来看一个才从大狱里出来的犯人，别人会怎么说呀？”竹栖说：“诗姐你呀，在里面关了一年多，一点也不知道外面的情况，现在不像你在山上的时候了。日本人逼得这样紧，蒋介石被迫同意和共产党合作，可是他的队伍在抗日战场上兵败如山倒，到处都在说他还不如共产党八路军行。更何况刘湘在武汉死得不明不白的，都在传说是老蒋害死的，他手下的人正和老蒋势不两立呢！人家就是要结识你这个共产党，你还顾虑什么？”

第二天，竹栖就带着那个肖中鼎来了。我一看，这人个子矮矮的，卧蚕眉，厚嘴唇，穿一件青哔叽的马褂，头戴一顶博士帽，还架了一副金丝眼镜。我觉得奇怪：身为保安司令，为什么不穿军装？他嘿嘿一笑说：“这年头，老百姓讨厌穿军装的，我还是穿这一身的好。”

大家坐下来用茶，只有孟伉不坐，背着手在屋里走来走去的，然后说：“你这屋里的陈设都还不错，就是缺点字画，稍嫌有点俗气。”

我说：“刚刚出来，不过在这里暂住一时，哪里想到那么多。孟伉兄若是肯帮忙，就再赐一幅墨宝如何？”孟伉一听哈哈大笑，“你怎么也跟我咬文嚼字起来了？凡是你要的，我什么时候推辞过？你等着，明天叫竹栖过来，画上一幅好的。”

于是大家都坐下，喝茶。肖中鼎放下茶碗说：“我和孟伉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听说了陈先生的身世为人，十分佩服。我是一个军人，说不来客套话，今天专程前来拜访，为有一事相求，还请陈先生赐教。”

“肖司令过谦了，有什么事情，您尽管说。”

肖中鼎说：“陈先生虽然在狱中多日，想来对眼下的局势，也是知道的。现在上海失守，南京危急，我们川军三十万将士出川抗日，却是败多胜少，实在令人着急。我身为一个军人，虽然只是驻守后方，却也和竹栖、孟伉他们一样，想为抗战出几分力气。可是现在万县的抗日活动，只是一些学生在游行演讲，表面热闹，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行动。加上刘湘死了，川军群龙无首，为了个省主席的位置，竟然争着去讨好刘湘那个大字不识一个的乡下老婆，闹得乌烟瘴气的。再看国民党，心思也不在这上面，反而你们平型关一仗，大家对八路军共产党有了好印象。我看哪，这抗日的希望，恐怕要寄托在你们的身上咯。”

我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肖中鼎又说：“陈先生，我们这一群人，虽然不是共产党，可心是向着你们的。孟伉不说了，早年也是共产党人，只因时局变迁，失掉了联系；竹栖呢，这几年也帮着你们做过不少的事情。我自己虽然身在行伍之中，却也不想作燕雀之辈。我们都想和陈先生一起，干点于国家民众有利的事情，不知道陈先生愿不愿意领这个头？”

我看看竹栖和孟伉，我知道他们这样做，是相信共产党，也因为我是一个“正牌”的共产党。可是我现在确实没有接上关系，就是有了关系，也还要急着去苏联，不可能在万县呆多久。我沉吟片刻说道：“要我领头我实在不敢当，不过要说抗日，我倒有条路，不知大家愿不愿意试一试？”接着就把雷忠厚招兵出川的事情说一个大概。大家一听，立即来了兴头，你一句我一句的，都说是条好路子。

肖中鼎说：“我们把人组织起来，你来带，就像刚才说的你们当年哄杨汉印一样，借一条路，出去了再说。”我叹了口气说：“不是我不愿意，现在实在是担不起这副担子啊。我坐了一年的牢，和上面的关系已经断了，现在也是风雨飘泊中人，老是这样下去，会有负各位重望的。”

他们三人听了，都面面相觑。过了一会儿肖中鼎才说：“那么陈先生下一步打算如何？”

“先到宜昌去，找到我们的组织。我们没有了组织，就像孩子没有了亲娘。”

“那好，我们先动作，一面静候你的佳音。”

连肖中鼎这样的保安司令，都想找共产党，就别说我这个地道的共产党员了。只是这时已经是一九三八年初，南京已于头年的十二月十二日失守，中国军队对于长江沿线的封锁尚未最后完成，日军频频轰炸这一地区，安庆、武汉等重镇处于危急之中。加上汉奸造谣生事，人心恐慌，湖南、湖北的人潮水一样涌进夔门，哪里还有向外走的。可是我想，如果找不到组织，以后时局再一吃紧，就更没希望了，哪怕还有一线希望，我也要为之去拼命。于是我谢绝了大家的劝阻，于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独自登上了一艘去宜昌的客轮。

时局动乱，旅客很少，船上的一个姓王的大领班是陈吉庆的弟兄伙，一路上殷勤照顾，第二天就到了宜昌。我在王大领班家里吃了饭，把行李也放在了他家，稍事休息，就去找铁路坝。这时正是上午十点。

刚走到中山公园，突然警报大作，街上的人纷纷喊着“拉紧急警报啦！”一阵地乱跑。我随着人流，跑回停在河边的一条船上，还没站稳，日寇的飞机就来了。一时间，只听得一连串的爆炸声，城里立即腾起浓浓的黑烟，浓烟中还夹着火光，还没等人们叫出声来，敌机已经飞到了头顶上，丢下了一连串的炸弹。

我只觉得一股热浪夹着呛人的浓烟迎面扑来，一个踉跄，就被压在人堆里。接着就听见船上窗户的玻璃哗哗地往下掉，周围一片哭爹喊娘的喧嚷。等我从人堆里爬出来，敌机还在轰炸，不少人指着火光冲天的那片地方在说：“唉呀，铁路坝，铁路坝今天完了……”

我心里一惊，等飞机一走，就往岸上挤。可是还没等我走上几步，敌机又飞来了，我只得又随着人流躲到岸边的小山坡后面去，等到警报解除，已经是半下午了。我一切都顾不得了，口里念着刘海清、刘海清，急忙往铁路坝跑。

天啊，一路上到处都是死尸，连树上都挂着血肉模糊的残肢半腿，在没有散尽的烟雾中摇荡。许多人一边哭，一边喊着亲人的名字，使劲地扒着瓦砾。我逢人就打听铁路坝28号，一个老头往旁边一指：“喏，那就是28号。”我眼前一黑：这里已经被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