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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块有合力。而且，近些年来，我们在解决暗箱操作上已经有了明显的推进。中央在大力推进政务公开，信息公开。2006年底，全国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理念是“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政府机关如果拒绝公开信息，公民可以直接提起行政诉讼。可以想象，政务的公开，信息的透明化，将会从根本上压缩暗箱操作的制度空间。在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关的试点工作在一些地方正在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近些年来，一些地方也在制定种种措施。比如，从2005年开始，河北省以省商务厅、省国土资源厅、邯郸市政府为试点，大力推进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改革，依法清理行政权力项目，公开政务运作流程。在这项意义重大的改革中，一个人们以前闻所未闻的名词是“清理权力”，甚至公布市长权力清单，公开政务运行环节。一些地方已经在搞公示制度。比如武汉，一个机构上边来了人，吃多少、喝多少，有一套手续，费用要有一个清单，贴在局里的大厅里，贴七天。七天之后，内部互联网上挂着。当然这当中会有很多漏洞，但这无疑展示了我们未来体制建设的方向。

但是，在解决暗箱操作的问题上，在政务公开、信息透明的问题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尤其重要的是，没有相对自由的言论，真正的政务公开和信息透明是不可能的。应当说，建立一种正常的言论和舆论生态，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举例来说，*问题是我们社会面对的一个严峻的问题，近些年来我们也处理了一些大案要案。但我们可以分析一下，有哪些大案要案是我们的媒体揭露出来的？相反，都是结案之后才开始在媒体上加以披露。如果有点蛛丝马迹媒体就能穷追不舍，一些大案要案可能就没有发生的机会，一些*分子也就不会走到后来的地步。这说明我们的舆论生态是不健全的，结果是我们社会的肌体缺少一种不可缺少的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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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政治体制改革推动市场经济

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的建立

南方周末：前面也已经讲到了，近些年来您一直强调中国已经进入利益和利益博弈的时代，这样一个时代的背景会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什么样特殊的要求？

孙立平：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如此戏剧性的变化？这种变化背后的深层因素是什么？对于导致这种变化的直接原因，人们已经进行了许多讨论，比如，收入分配制度的问题，个人收入所得税的问题，贪污*的问题，瓜分国有资产的问题等等。但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些不同的因素会共同加剧着社会的不平等？这些因素为什么会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对贫富分化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这些制度或因素本身又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形成的？实际上，只要我们认真追溯一下，就可以发现，在这种种因素背后的，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所存在的巨大差异。因此可以说，贫富悬殊的背后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失衡的结果。

其实，利益格局严重失衡的背后，往往都无例外地存在这个因素。农民负担问题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顽症，与农民在利益追求能力上的弱势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征地和拆迁中发生的严重不公，是与利益被损害者缺少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直接关系的；劳工权益屡屡被侵犯，上百万民工辛劳一年后领不到工资，原因也在于他们缺少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和追逐渠道。因此，要防止贫富分化的进一步加剧，理顺社会中的利益关系，最基础的问题是形成能够协调利益关系的机制，包括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博弈机制、利益协调机制以及制度化的解决利益冲突的机制等。也就是说，要建立起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而这当中，首要的问题就是利益表达。没有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其他的利益协调机制就无从谈起。

但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利益表达往往被看做是不稳定因素，压制利益表达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有一位工人在他的博客中写道：在我们油田企业，“稳定压倒一切”被放大到了这样的程度，压倒一切的稳定工作就是不让工人说话，不让工人彼此联系，不让……当职工对于关系到切身利益的企业重大提案有话要说而不得不走向上访道路的时候，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总是视之为洪水猛兽。他们对相关人员进行24小时严密监控，所有公交车一律停发；所有单位保安人员全体出动，日夜值班把守工厂大门；所有公安干警天不亮就紧急出动把守各个通向厂、局机关办公楼的要道路口，不叫漏过一个相关人员。如果哪个单位因为措施不力，出现了上访者，该单位分管领导就地被免职（而在平时，免去任何一位领导干部都是非常困难的，干部一般都是只上不下，除非退休和发生意外情况），以此加强各级领导干部对于职工稳定工作的充分重视。因此，每有职工意欲上访的风声，各级领导干部始终是如临大敌，诚惶诚恐。上访人员则往往要甘冒诸如减薪、下岗，直至开除厂籍的处罚威胁。除此之外，企业单位还对上访职工亲属实行类似“株连制”的连带责任攻势，以此动员亲属力量化解上访行动。

本来，职工上访是一种正当的公民权利行为，可是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下，职工连要求对话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而类似的事情，在我们的社会中并不鲜见。

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之所以成为一个敏感的概念，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人们往往将不同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集合为一个笼统的概念，而现实中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往往是具体的，如农民的征地问题，城市中的拆迁问题，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等。在这些问题上，体现的是具体利益关系，表达的是具体利益要求。如果利益表达的渠道畅通，解决利益矛盾的措施有效，这些冲突一般都不会上升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层面。而且，我们通过对一些利益表达事件的分析可以看出，其中的参与者自己也往往很自觉地努力将利益要求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

十七大报告中肯定了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人民群众的利益表达权。这样的表达权，要通过一系列的机制才能建立起来。建立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实际上是构建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建立在利益主体分化基础上的博弈经济，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是一种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良性博弈。在这样的体制中，利益表达是博弈的基础。当然，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的建立，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这也是一个迫切的任务，因为如果这个过程过于滞后，利益关系的失衡将会越来越难以控制。

用秩序思维替代稳定思维（1）

南方周末：在一次座谈会上，您提出要用秩序思维替代稳定思维。秩序思维与稳定思维的差异究竟在什么地方？秩序问题的重点又是什么？

孙立平：从一般的意义上说，社会生活不能没有秩序。从特殊的意义上说，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将近30年，到现在为止，可以说市场经济的体制框架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因此，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任务就是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社会生活新秩序。在前两年我就曾经说过，在新的发展阶段上我们面临四大主题，一个是发展，一个是改革，一个是公平，一个是秩序。

在过去的若干年中，发展和改革的问题已经破题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并在体制改革上突破关键的瓶颈；公平的问题实际上是刚刚在破题；而秩序的问题则几乎是完全没有破题。在秩序的问题上，过去就是一个“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其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已经谈过了。现在的问题就是需要用一种新的关于秩序的思维来替代传统的稳定思维。稳定是被动的，秩序则是主动的；稳定是静态的，秩序则是动态的；稳定往往是与活力矛盾的，而秩序则是与活力兼容的。可以说，在新的发展阶段上，用新的思维重建社会秩序是社会建设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

秩序涉及极为广泛的因素，比如法治就是秩序最重要的条件。但在这里我想更加强调的是基础秩序的重建。因为这个问题人们讲的比较少，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们忽略了，或者说心里完全没有这根弦。

我这两年在讲一个概念，叫不可治理状态。目前我们社会中的一些问题已经处于不可治理状态，真正威胁秩序的，造成社会生活紊乱的，就是这个问题。比如*，一些*现象已经处于不可治理状态。为什么一些*是处于不可治理状态？有据可查和无据可查是一个重要的区别。你发都发现不了你怎么治理？现在你看*都怎么暴露出来的？要么小偷偷了他们家，偷出来一个贪官；要么一个贪官被抓住，把别人给咬出来了，咬出来一个贪官；要么二奶没养好，二奶造反了；山东的段义和则是爆炸炸出来的一个贪官。也就是说，你靠正常的制度化的办法，已经没有办法发现这些*现象了。为什么呢？因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处于高度隐秘的状态。过去我们说一件事情隐秘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但现在的一些*行为已经是天不知地不知，只有你知我知。你怎么去发现？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基础没了，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每年都放狠话，叫加大打击力度，但在基础已经不存在的情况下，你加大打击力度有什么用？

因此，对于这类目前已经处于不可治理状态的问题，首先要使其进入可治理状态。怎么进入可治理状态？关键是基础制度或基础秩序的建设。比如规范的现金管理。就这一个东西，事情解决大半了。如果我们有一个规范的现金管理，超过5000块钱的交易不允许现金结账，必须通过银行走账，事情就大不一样。为什么现在的*会天不知地不知？因为几十万的现金拎过去，没有任何记录，没有任何踪迹可查。如果有了规范的现金管理，事情就大不一样了。你可以*，但是50万现金拎过去没有可能了。你得想办法，要么你给他账号里打过去50万元，要么你给他办一张卡，要么你给他买个房，都行，但无论哪一种，都有记录可查，事情也就有可能进入可治理状态。　txt小说上传分享

用秩序思维替代稳定思维（2）

有一个例子。美国中情局的一个官员因消费大大高于收入，被怀疑出卖情报而受到秘密调查。调查人员通过对该官员个人银行账号中资金往来的调查，发现其收到来自非工资收入的款项，并且该款项是来自与某敌对国家有关的机构。而进一步调查显示该机构与该国间谍机关有关系。调查人员立即对该官员保管的情报进行监控和调查，最后揭露出一起出卖机密情报案。在证据面前，该中情局官员承认曾将自己保管的机密文件拷贝后出卖给某国间谍。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推测，如果没有相关的现金管理制度，没有政府对社会金融活动的有效监控，这个案子是否能被破获，是很难说的。

规范的现金管理在发达国家已经是普遍实行的制度，在已经进入计算机互联网的今天，技术上也没有什么难的。关键是你做不做。基础制度，规范的现金管理是一个，再比如说我们的账目管理、票据管理、收入记录等等，都是属于这种基础制度。这些基础制度就相当于我们城市中的基础设施——道路、桥梁、路灯、管道、输电线路等。一个城市如果基础设施出了问题，这个城市就玩不转，社会也是如此。一个社会的基础制度出了问题，它的秩序就无法保障。可以说，我们现在许多问题的症结也就在这里。

我在《守卫社会生活的底线》一文中已经提出过一个问题，即“制度是如何失败的”。制度失败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更直接的是制度设计和安排本身的问题。但有的时候，许多制度的失败，往往并不在于制度本身，而是作为制度运行条件的基础秩序出了问题。有人曾经将我国现有的反*措施与西方国家的反*措施进行比较，发现在一些领域中，我们的反*措施并不比西方国家更粗疏，相反，有的甚至更为复杂和严密。但问题在于就是不起作用，原因就是基础秩序的缺失。不仅反*的问题如此，有很多有效的规则，其本身都往往是很简单的，甚至是很粗疏的。正因为如此，有人到了西方国家后曾经感叹，在那里要钻制度的空子是太容易了。

为什么一些粗疏的制度能够有效运转而没人钻制度的空子而导致制度失效呢？下面的例子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有欧洲手机销售公司免费向消费者派发手机，目的当然是想赚取话费。按照规定，每人只能领取一个，但也没有繁杂的手续，签个字而已。有人问，会不会有人重复领取？被问到的当地居民，耸耸肩答道：这怎么可能？正是从这个答案中，我们明白了这个看似粗陋的规则何以不被人们钻空子，因为“这怎么可能”这个判断，包含着太多的东西：个人的尊严、名誉、诚信、遵守规则，甚至还包括不珍惜这些要在未来付出的代价等。可以说，没有这一切作为支撑，仅仅“签字即可”的规则，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有效运作的。因此，基础秩序中道德秩序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

这里讨论的票据管理、现金管理、收入记录，还有尊严、诚信和道德等，看起来好像互不搭界，但所有这一切却构成了一种社会生活得以运行的“基础秩序”，而种种社会制度的运作也是以此为条件的。著名经济人类学家波兰尼曾经提出“嵌入性”这一重要概念，他指出：“人类经济嵌入并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在这里，我们可以将这样的一种理论脉络做进一步的扩展，即所有的制度都是嵌入于“基础秩序”之中的。制度是否有效，与这个“基础秩序”有着密切的关系。

总之，在关于稳定的问题上，我们需有一个新的思维。我们要准确地来判断中国发生的这些矛盾和冲突的性质，准确地来判断社会发生大的危机的可能性。既不要偏左，也不要偏右，特别不要宁左勿右。在这个前提下，增强我们的自信心，一方面形成柔性处理社会矛盾的方式，形成体制对于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容纳能力，形成解决矛盾和冲突的制度化手段；另一方面，不能用这些冲突和矛盾自己吓唬自己，用充分的自信来面对这个社会，面对这个时代，包括适时推动一些关键环节的改革，而不是延误时机。

一　金融危机中中国面对的问题是什么？（1）

在面对目前这场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尽管这场金融和经济危机是由美国引起的，但美国的问题不一定是中国的问题，进一步说，即使中国的问题是由美国引起的，美国的问题也不一定是中国的问题。截至目前，美国的金融危机并没有对中国的金融产生严重的影响，美国金融危机中的一些核心要素在中国几乎都不存在。中国没有美国那种大面积的房贷断供，没有明显的信贷链条的断裂，没有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倒闭破产，整个金融系统在正常运转。中国股市的大幅度下跌，从时间上看似乎是在美国次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