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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克劳德和我再三思忖着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如果姐姐死了，我怎么办？14岁时我服用过硫磺抗生素，产生了非常严重的过敏反应，差一点死去。要是她对这种药也产生类似的反应却没有活下来，那会怎么样？如果看着她就像看到自己一样，不过她没有那种化学烧伤造成的伤疤，我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这一伤疤不太显眼，但对我而言是那么的熟悉。倘若我为情所困最终找到孪生姐姐，她却是娇生惯养的公主般的美国犹太人，不愿和我相认，并对我多年的流浪生活嗤之以鼻，我该怎么办？

然而，最让我害怕的情况莫过于她不再孤独，过着安定的生活，身旁有心心相印的伴侣和孩子。看到她家庭幸福，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后悔选择了一种自由自在却很寂寞的生活。我们思考着这些情形，有时内心不安，陷入沉默。不过，我们感到庆幸的是，我知道了自己的身世。我清楚寻找孪生姐姐是个漫长而艰辛的历程，但想到我一直感受的孤独如今并不存在，而只是名义上的，我的内心就平静了很多。

“这才刚刚开始。”让克劳德说道。这的的确确是新生活的开始。不过，我内心深处一直觉得自己有个孪生姐姐。

在图书馆的一本书里，我看到双胞胎在母亲子宫内偎依在一起的图画。母亲怀胎6个月时，我第一次睁开眼睛，肯定会看到孪生姐姐朝后望着我。

心理学家认为，双胞胎不仅在出生时与母亲痛苦地分离，而且他们与双胞胎同胞的联系也会被粗暴地割断。他们曾经共居于母体内，关系密切，分享母体内的营养与空间。

虽然科学研究尚未证明胎儿在母体里时是否具有意识，许多人却声称他们有关于失散双胞胎兄弟或姐妹的记忆。这可能是因为，按照研究人员的估计，12％至15％的胚胎是孪生的，但只有80分之一的孪生胚胎存活了下来。

超声波检测表明，母亲怀孕初期，第二或第三个胚胎囊可能存活，只是到后来才消失。此时，这些胚胎可能部分地被母体或它们的孪生同胞重新吸收，也有可能完全脱落。怀孕期间，只要没有并发症，这些被形象地称作“消失的双胞胎”的胚胎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常常无影无踪。由于双胞胎更有可能是左撇子（20％的双胞胎是左撇子，但总人口中只有10％至12％的人是左撇子），一些研究孪生现象的专家推测，许多左撇子是双胞胎胚胎中存活下来的胚胎。

最熟悉的陌生人（6）

不过，在比较罕见的情况下，两个胚胎合为一体，一个孪生胚胎与另一个孪生胚胎合并，形成一种嵌合体。在希腊神话中，这类嵌合体拥有狮头、羊身和蛇尾。与这类命名为凯米拉的怪物不同，人类嵌合体只有通过DNA检测或血液检测才能发现。这些检测表明一个人常常有两种血型。

但是，由于同卵双胞胎血型相同，要从新生儿身上确定原来母体内是否有个同卵双胞胎和她在一起，几乎不可能。

保拉：我周围是迷宫般的纸板箱，人显得格外渺小。我不知道丈夫和我怎样收集到这么多废品。书籍和装满旧衣服的垃圾袋四处堆放着，似乎召唤着人们去翻找、整理。

我们搬到布鲁克林的新公寓才刚刚一个月。今天是我特意安排整理房间的日子。苦行僧的生活看起来挺不错。我想象着自己有一套禅堂式的房子，里面家具不多但很雅致。然而，现实情况——尤其是我有个蹒跚学步的孩子——要比这乱得多。

这是2月里的一天，天气非常寒冷，人们呼出的气依稀可见。尽管天气寒冷，但我丈夫艾弗还是把女儿杰茜裹得暖暖的，用手推车把她推到附近操场上玩。这样，我可以专心干眼前的工作。我已宣布在两周后女儿过两周岁生日之前，把这些搬家用的箱子全部清空。

给女儿过生日，不仅可以展现杰茜刚学会的走路和说话技能，还可以充作非正式的审判日。我们决定离开令人胆战心惊的东村，搬迁到适合居家过日子的布鲁克林斜坡公园时，我很清楚那些性情古怪的朋友可能不能理解。在杰茜的生日聚会上，那些来自东村的朋友将有机会参观我们的新居，讲些我们如何上当受骗的消息。

我过腻了放荡不羁的生活。作为记者和电影评论家，我经常出没于电影试映、艺术节开幕式和深夜聚会等活动。结婚之前，我和我的室友以举行喧闹聚会而出名。参加这些聚会的人形形色色，有独立制片人，有雄心勃勃的摄影师，还有摇滚乐乐师。我记得一次狂欢会特别热闹。正当一群全身戏妆的莎士比亚戏剧演员退场时，一位著名的德国导演和他的舞伴却戏剧性地登场了。

艾弗和我曾经认为在东村养育儿女是冷静的象征。与其他不愿在郊区（我长大的地方）抚养孩子的家长不同，我们以生活在郊区而自豪。我们通常乘坐公交车和地铁，不再开着小车带着杰茜四处兜风。杰茜经常到破旧不堪的汤普金斯广场公园去呼吸新鲜空气，而不需呆在后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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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论我们如何推崇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却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即我们600平方英尺的公寓很快就会不够用。这套房子位于一栋没有安装电梯的楼房内。我们打算将来某个时候给杰茜生个小妹妹或小弟弟，所以需要更多空间。在我们看来，斜坡公园以维多利亚式别墅和开明居民而著名，该地区房屋墙壁上的涂鸦少，树木多，这些要比东村强。

圣诞前夕，我们搬了家，在火炉边品尝外卖的比萨饼，迎接新年。然而，身居此地，我最担心自己可能成为老套的纽约人：斜坡公园妈妈。在东村，为人父母曾经让人变得勇敢。在斜坡公园，我们仿佛是一群妈妈中的士兵，每个人只要一听到手推车上“小警官”的呼喊，就如同接到命令般马上冲过来。在这个地区，孩子就是非正式入场券。这里，人行道上摆满了双人手推车，咖啡馆里坐满了喂奶的母亲和憔悴的父亲。

我曾努力在居家母亲生活和自由创作之间找到平衡点，可是转变角色比我想象得困难。偶尔，我会把脏尿布扔到一边，给不同杂志和报纸写文章。写文章不仅可以赚点外快，而且还可以确保我不至于将所有精力都放在做母亲的琐事上。

我在杰茜的书架上摆满了她最喜欢的小熊维尼故事书和莫里斯？桑达克的作品。我想我们正在建设一个家园。在这个家里，杰茜将有自己最初的记忆。我希望我们能给予她稳定的生活，如同我父母曾给我稳定的生活一样。十几岁时，我觉得他们生活得循规蹈矩，让人感到压抑。不过，我感到欣慰的是，在成长过程中，我可以指望父母给予我支持，如同我最喜欢的电视剧《布雷迪家庭》中的父母一样。我可以指望妈妈捐款给学校烘烤食品展销会，设计富有创意的万圣节服装，自愿担任童子军的训导。爸爸总是赶市郊往返列车，回家与家人一起吃晚饭。妈妈通常在下午6点准时做好晚饭。

我不会做饭，也不会缝纫，自然也对童子军训导不感兴趣。我不得不承认，我不可能达到电视剧《布雷迪家庭》所倡导的母亲标准。我唯一想模仿的是这样一种不变的感觉，即每当我们需要爸爸妈妈时，他们总是施以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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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入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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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拉纳

她当然有名字——这个名字是她出生时起的，也是她生活中大部分时间里用的——但是现在，她有了新的名字——索拉纳·罗哈斯。这是她侵占的人家的名字。一旦有了新的身份，以前的那个人就不见了，根除了。对她来说，这就如同呼吸一样容易。她是九个孩子中最小的。她母亲玛丽·特雷西十七岁时生了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十九岁时生了第二个孩子，还是个男孩。两个孩子都不是婚姻的产物，尽管他们都是随父亲的姓，可他们从来不认识他。他因吸毒受到指控，被送进监狱，后来死在了那里，是被同监狱的一个犯人杀死的，为争一包烟。

玛丽·特雷西二十一岁时嫁给了一个名叫帕诺斯·阿吉拉尔的人，八年中给他生了六个孩子，后来他弃她而去，跟人家跑了。她三十岁时发现自己孑然一身，一文不名，只有八个孩子，大的十三岁，小的才三个月。她只好又嫁人，这一次嫁的是个勤劳可靠的五十多岁的男人。后来这个男人有了女儿索拉纳——他的第一个孩子，她的最后一个孩子，他们俩唯一的血脉。

在索拉纳成长的过程中，她那些同母异父的哥哥和姐姐声称要做各种各样的人，什么运动员、士兵、做恶作剧的、有成就的、戏剧女王、骗子、圣人和万事通等。留给她的只有做个一事无成的人。跟她母亲一样，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