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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纳粹的种族国家（第1页）

种族和政治

在和不同的纳粹内部人士一系列散漫的滔滔不绝的长篇大论中，阿道夫·?希特勒直率地宣布了许多他很快就要在第三帝国实施的种族幻想和强迫症。这些长篇大论后来都被但泽议会的议长赫尔曼·?劳施宁重新构建起来。在这些谈话发生的时间段（1932—1934），希特勒的种族思想在劳施宁这位保守的地主和民族主义政治家那里产生了共鸣。但是，不像他这个阶级的其他成员，劳施宁很快就对纳粹主义不再抱幻想，在1935年逃离了这个国家，并发表了两个富有洞察力的研究——《虚无主义的革命》（1938）和《与希特勒的对话》（1939），它们以高度的准确性把握了纳粹主义毁灭性的本质。劳施宁与希特勒的对话不仅忠实地反映了元首的种族强迫症，而且捕捉到了这个人魔鬼般的本性，包括他的音调、面部姿态，以及其他让人不安的举止。以一种奇怪和反讽的方式，劳施宁和希特勒的对话使得他的《虚无主义的革命》一书的主要观点失效，这个观点就是，纳粹的实质就是压迫和统治的无情需要。与希特勒的谈话清楚地否定了这一假定，因为它们显示了希特勒和他的集团被形而上的种族信仰所驱动，它使人受骗，让人毁灭，它根本不是虚无主义。

一条持续不断的线索贯穿这些稀奇古怪的谈话，这就是希特勒的信仰：犹太人代表了这个世界邪恶的原则。他提醒劳施宁，犹太人邪恶的存在只有在种族的范围里才能得到理解。事实上，他坚持认为，我们这个时代关键的政治问题要求“生物政治学”的知识。他希望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得到广泛的接受，但是他也坦言只有不多的人，包括他自己和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是完全认识到种族议题的全球意义。他相信施特赖歇尔通过《突击手》，在提升大众对种族议题的意识上正在做正确的事情；但这只是即将到来的、由德国和犹太人引导的种族世界霸权之战的第一步。就希特勒所能关心的，未来真正的政治问题是种族的：“所有其他的事情都是欺骗性的。在英国、法国、美国的后面，潜伏着以色列。甚至当我们成功地将犹太人驱逐出德国的时候，他们依然是我们世界的敌人。”

当劳施宁问及是否这意味着犹太人应该被完全消灭，希特勒阴险地回答道：“不，否则我们以后不得不创造他。我们需要看得见的敌人，不是看不见的存在。”他解释道：他非常欣赏罗马天主教会的组织和宣传的技巧，这个教会从不满足于抽象的恶魔，而是周期性地集中于可见的恶魔。如他所言：“犹太人一直潜伏在我们中间，但是以有形的方式比把他们作为看不见的恶魔更容易和他们战斗。”希特勒坦言，他要竭力证明犹太人的恶魔性质，并向劳施宁显示他是绝对确信《锡安长老会协议》的真实性。他坚持认为：“这里不可能存在两个上帝的选民。我们是上帝的选民。这没有说明一切吗？”劳施宁插嘴说，确实，这有关选民的讨论只是象征性的。希特勒回答道：“不，这是人们不可逃避的基本现实。这是两个互相对立的世界。属于上帝的人和属于魔鬼的人。犹太人是人类的对立面，是反人类的。犹太人是一个不同的上帝的创造物。他必定长成于人类不同的根。假如我把雅利安人和犹太人放在一起，称前者为人，那么我就不得不用其他名称来称谓后者。他们如此遥远，就像动物与人类的距离一样。我不想叫犹太人是动物。他是自然的异类，要从自然中去除。”

在对犹太人本质充满活力的爆发之后，劳施宁观察到希特勒还要说点什么，但是，考虑到“过度扭曲的脸部的紧张，他失去了语言的表达能力”。根据劳施宁的看法，他的脸部“痉挛地扭曲了”。他激动地把自己的指关节弄得直响，结结巴巴地说，犹太人问题是不可能弄得足够清楚的。在另一场“讨论”中——像希特勒所有的对话都只是自言自语——元首非常清楚地说：他要通过恰当的国家政策根除犹太人这个有害之物。他将实施生物学的政策，并用新的雅利安人制造出一个长得像上帝一样的新人类。确实，假如有真正的纳粹革命的话，它并不存在于惯常的社会经济变化中，而是存在于运用于德国生活和文化的伪科学的种族原则当中。希特勒的政治计划存在于通过极权主义的方法对种族生物学原则的制度化。当然，所有20世纪极权主义政权的本质存在于他们的这个诉求当中，即他们要制造出人类新的革命类型——新的苏维埃人、新的古巴人，但是新的纳粹人是生物学的产品，而非社会经济变化的产品。他是遗传学手段的产品，不是环境制造的；他的天性是生物学培育的。所有极权主义的体制都把人的标准化作为目标，纳粹体制的目标是种族的标准化。注正如希特勒告诉劳施宁的那样，纳粹种族国家的目标是制造长得像上帝那样的新人类。这就是为何国家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场政治运动，“甚至不仅仅是一种宗教；它是一种创造新人类的意志”。

在德国内部，这样疯狂的思想不仅被希特勒，也被越来越多的种族狂热分子非常认真地持有，后者想要通过从基因库中消灭所有有害的元素来净化德国的种族。这些元素作为心理疾病通过病毒携带者被注入德国种族当中。病毒携带者包括有遗传疾病的人、同性恋者、异族的劣等人——吉卜赛人、斯拉夫人，以及犹太人。这些种族的狂热分子潜入了政党要位、各种国家重要机构，以及学术和医学圈子，试图建立一种新的、可以测定人的价值的新标准。正如后来所证明的，它是一种伪科学的迷信，本质上非理性的标准，它把人类种族划分成一个新的自然尺度，在其顶点是雅利安种族，在其底部是犹太种族，后者是破坏所有健康种族的致命细菌。根据这种新的种族达尔文主义的标准，因为纳粹把种族理论嫁接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流行观点上，这样纳粹废除了作为人类自由和尊严闪亮灯塔的法国大革命的原则。正如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在1933年4月1日向民众进行广播演讲时所言：“1789年从此从历史上彻底消除。”这一天，这个政权宣布联合抵制犹太商品。

在废除1789年原则的时候，纳粹分子实际上相信他们可以开始医治社会和文化的分歧。这些“破坏性的”原则据说要对德国社会的衰弱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负责。他们将民主、整个民主的生活方式与富人（财阀）的经济利益联系起来，与对自私的物质主义和堕落的生活方式的迷恋联系起来。在他们眼里，民主是犹太财阀的创造物，它的真正目标是剥削、弱化和毁灭德国民众。除了在一党体制中给工人阶级提供欺骗性的经济平等的承诺来迎合他们之外，纳粹分子同样厌恶共产主义，因为它也是1789年“错误的”原则中生长出来的。包括希特勒在内，一些更加居心叵测的人视民主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一条线上的东西。犹太人为了自己的计划操纵着这两个体制，他们的破坏性影响就是所有民族和种族文化的毁灭，并被国际犹太人所取代。

但是，不仅仅是希特勒和他的纳粹追随者拒绝20世纪两个竞争的政治运动。保守主义的政治和知识共同体都分享了纳粹同样的反民主的信念，它以同样尖锐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腔调表达了出来。唯一的区别是保守主义者都是传统的精英分子，他们的财富和社会地位使他们怀疑纳粹党内部左翼所宣扬的平等化信条。但是，在大部分议题上，纳粹分子和保守主义者发现了更多的共同基础。他们都联合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呼吁血统和土地、强大的集权主义领导的需要、母亲和家庭、德国的伟大性、纪律的美德、勤奋工作、为国捐躯。事实上，纳粹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先行的保守主义的反革命，它已经拒绝了民主，把它作为无效的统治形态和低劣的生活方式。

在兴登堡一代及其年轻的军营随从眼里——如海因里希·?布吕宁、库尔特·?冯·?施莱歇将军、弗朗茨·?冯·?巴本、埃德加·?冯·?荣格——西方民主代表着完全无效的统治工具，因为它鼓励导致瘫痪的政治分裂，阻止了国家利益目标的实施。这些人相信国家的卫士不应该使自己服从自私的利益集团和党派变化无常、相互冲突的诉求和反诉求。他们应该是偏爱君主体制的、集权主义国家授权的超越党派之上的国家公务员，他们的决策是建立在专门知识基础上，而非党派的关系或经济的自我利益。保守主义的精英信任集权主义的公务员国家，他们在其中作出自己决定的这个国家，是由具有奉献精神、受过良好教育、无党派的公务员维系的，这些公务员将国家利益置于任何党派的利益之上。根据他们的观点，议会的角色应该被限制在立法规则的诠释上，同时执行的功能应该控制在集权主义的政府及其管理分支手中，即公务员和军队手中。

保守主义者不仅动摇了魏玛的民主体制，也在德国选民的背后阴谋去委任希特勒为总理，希望把纳粹主义的大众动力用作巩固自己反民主的反革命行为的工具。但是，他们很快发现希特勒拒绝成为顺从的卒子；相反，他很快采取了几个大胆的行为挫败了其对手的政治策略。尽管保守主义精英自己的革命已经偏离了方向，但是他们很快被希特勒抛给他们的政治或军事地位所腐蚀。只要希特勒将他激进的褐衫队悬置起来（在对罗姆的清洗之后他确实这样做了），并且重新将国家武装起来，恢复经济的繁荣，粉碎共产主义这一对立面，创造出德国伟大的形象——即使是一个电影里的幻象——只要希特勒能够做这些事，保守主义者就能够糊弄自己相信纳粹革命也是一场保守主义的革命。只有当希特勒的战争失败时，只有当希特勒暴政的全部冲击力开始直接撞击保守主义精英的生活和工作时，他们才开始叛变，但那时已经太晚了。除了少数早期的背叛者和没有效果的抗议，保守主义的精英保持了对纳粹的忠诚，尤其是保持了对集权主义价值体系的忠诚。这个体系制造了一种产生于对更高权威的服从、技术理性和尚武美德的迷恋癖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