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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犹太恐惧症的兴起 强迫症的进化（第1页）

意识形态的妄想和狂热的仇恨

1939年9月1日，阿道夫·?希特勒同时发动了两场世界大战，一场是进攻波兰及其西方盟军的传统军事战争，另一场主要是进攻欧洲犹太人的生物学种族的战争。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了当代历史中最为巨大的犯罪，因为涉及对600万以上民众流水线式的种族灭绝，并由一个当代工业国家发起，这一犯罪史无前例。在过去的历史中，从来没有整个群体的民众因为被官方认定是下等人、致死的社会病毒携带者，以及与德国的敌人联手企图消灭德国民众而被单独圈定出来实施种族灭绝。

我们如何解释这一骇人听闻的犯罪？谁为此负责任？杀戮者是怎样向自己、德国民众和世界证明这一行动是正义的？面对这一犯罪的超大规模和独特性，一些历史学家想知道他们是否能完全解释这一事件。例如，让—弗朗索瓦·?利奥塔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去测量一个毁灭了所有测量工具的地震？”他的意思似乎是，大屠杀是意义的死亡、所有道德联系的毁灭。正如尼采的疯人极度痛苦地呼号上帝已死一样，这一死亡和毁灭使我们放开了地球与上帝的联系，并把人类投入黑暗的深渊。在这个意义上，大屠杀是历史的，也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悲剧，因为它不仅杀戮了600万无辜的民众，也因为它粉碎了自古以来的道德禁忌，毁灭了西方对理性规范法则的信仰，以及发现客观真理和得到更美好世界的可能性。

假如大屠杀本质上是非理性史无前例的爆发，那么，我们能够希望以理性的术语解释它吗？换句话说，正如一位大屠杀的幸存者坦言，这一罪行不是价值观念的倒置——在这一情景下，理性的术语是可以解释的——而是“超出邪恶的所有范畴的与道德无关的东西”。这是真实的吗？假如我们的邪恶范畴不足以解释大屠杀的现实，或者假如我们的解释方法过于狭隘，以致不能使我们理解这一非理性行为的性质，那么，这肯定是真实的。大屠杀的罪行确实不是“与道德无关的”，而是“非道德的”，因为它是计划它并证明它是合理的人犯下的罪行。大屠杀是德国领导层和许多普通德国人身上悲剧成分的道德失败，这一失败是十分广泛的，因为除了对犹太人顽固的偏见之外，它还涉及政治和社会层面上保护文明的价值观念以抵抗野蛮冲击的集体失败。

在讨论大屠杀的问题时，引入“与道德无关”的范畴是不合时宜的，因为这一行为是清楚地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和为何作为的人群犯下的。因此，他们的行为受制于人类主要道德传统所理解的对与错的道德标准。依据时间考验传承下来的人类道德标准，人们不可能说对600万无辜民众的集体屠杀是一个高贵的行动，用一个刽子手的话来说：这一高贵的行动要为后人永远铭刻在铜板上。这句不道德的话是由奥蒂洛·?格罗博科尼克表述的，他求助于种族灭绝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来证明他参与大屠杀的合理性。这一意识形态建立在专属于他本人，专属于顽固不化的纳粹精神，又悲剧性地专属于许多德国人的妄想的思维模式基础之上。这些德国人把反犹太主义作为规范加以吸收。

在这种对于纳粹分子来说等同于激情信仰的妄想或者空想的思想模式中，其中当然存有某种逻辑，它激励着大规模杀戮者的行为，并且使他们的行为正义化。但是，因为它是在现实中没有理性基础的妄想逻辑，因此人们不可能允许它作为所有人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发挥功能。这一解构主义的逻辑如今试图动摇西方对一个可知和客观的世界存在的信仰，把所有道德的判断化解成仅是主观知觉的主张。我们必须把这一逻辑列入我们混乱世界的危险幻觉的行列。

在漫长的历史中，有着一批批受到最具毁灭性妄想控制的人群，纳粹分子只是最晚近的一批。1096年，在十字军骑士发动第一次圣战之前，一些更为狂热的十字军骑士被一种特别的对犹太人的仇恨所控制，这种仇恨起源于他们自身的基督徒的恐惧和诱惑。这些十字军骑士袭击了法国北部和德国的犹太人集聚区，任意地屠杀了数千名犹太人。他们认为这个行为是正义的，因为他们宣称犹太人谋杀了基督，他们没有通过皈依基督教认识到他们生活方式的错误，他们顽固地坚持他们罪恶的生活方式：“看，替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复仇的时刻到来了，犹太人的祖先杀害了他。现在不要让一个残渣余孽逃脱，甚至是幼儿或者在摇篮里吃奶的婴儿。”当时的文献甚至指出，杀戮犹太人被看作令人尊敬的行为，因为“任何杀死一个犹太人的人，其所有罪行都将得到赦免”。已经和基督徒邻里和平相处多年的犹太人受到背叛，遭到抛弃，被交给残暴的狂热者。这些狂热者除了施虐的偏好之外，还把意识形态的热情付诸行动。面对这样强烈的感情，由世俗或者教会的管理机构通常施行的正常约束完全崩溃；事实上，这些管理机构和它们背后的普通市民或者农民，成为集体杀戮的积极参与者。这一暴力行为由意识形态作基础，它没有成为致命的唯一原因是，对犹太人的仇恨是正在积聚的力量，并且是教皇乌尔班二世此刻发出十字军东征信号的特别表达方式。然而，正如萨洛·?W。巴伦所指出的，1096年是这一不断增长的妄想发展的真正转折点：

从法国到巴勒斯坦，在犹太人聚集区留下的是血迹和闷烧的废墟……这些让犹太人第一次看到了他们的仇敌和朋友，看到了在西方世界犹太人地位的极度不稳定……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开始，反犹太主义的迫害就具有危险的传染病特点，在充满巨大激情压力的历史时期，它变成了跨越国界的大众心理错乱。

另一起跨越国界的大众心理错乱是巫术。在研究反犹太主义狂暴或者女巫狂热事件当中，我们已经能够清晰地看到各种各样构成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因素。就巫术而言，那些被妄想控制的人相信，一些人和魔鬼勾结要推翻上帝和他的世俗政权。这一信仰诉诸《圣经》得到了认可，特别是《出埃及记》（22：28）那个段落说：人不应该“容忍女巫活着”。假如《圣经》是上帝话语的文字记载，他命令信仰者去杀戮女巫，那么一个真诚的基督徒就必须去杀戮女巫。这一信仰在现实中导致完全无辜的民众被确认为女巫，受到拷打和杀戮。借助知识分子的妄想，空想的世界变得有血有肉；它的杜撰者以某些特别的词汇美化了这一世界。例如，正是以这种方式，像《锤击女巫》（1486）这样的书籍得以问世，这本书是一个辨认女巫十分便利的参考指引，这本手册包含了可怕的性别歧视的假定：女巫一般情况下可能都是女性，“因为她们更柔弱，且更为愚蠢、迷信和淫荡”。也正是以这种方式，像宗教裁判所这样的机构得以存在，这些机构监督异端邪说，对完全无辜的民众施加了难以计数的残暴。在中世纪后期登峰造极之时，对女巫的搜捕成了欧洲的灾祸。它使“数十万男女被杀戮，数百万人受到恐怖的威胁，几个世纪最优秀的思想家的灵魂受到污染，在基督教社会的记载上留下了丑恶的印迹”。

由于纳粹具有相似的妄想信念和行为方式，因此它信仰犹太人代表了20世纪巫术的回归。无疑，纳粹的主要目标不是字面意义上意思陈旧的女巫，而是“女巫化”的犹太人，他们成了纳粹暴行的中心对象。正如诺曼·?科恩所说：灭绝犹太人的能量来自“类似鬼神学的迷信”，而非来自犯罪者经济或者政治的动机。许多德国人，尤其是那些受到纳粹党、希特勒青年团、冲锋队、党卫队等纳粹机构灌输的人，完全沉浸在信魔者的思维当中，让人想起了现代早期巫术的狂热。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强迫症烟消云散，一些德国人十分公开地坦承这一点，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的话尤其著名：

在过去的十二年当中，我们的身上发生了某种事情，它似乎重塑了我们的整个存在。形象地说，魔鬼像雨水一样一直在袭击我们，和他们一道，他们把我们席卷到夺走我们视听的混乱当中……我们已经体验到了类似中世纪晚期巫术疯狂的东西。

导致大屠杀的意识形态动机的来源，必定处于人类的妄想及其行为推论——恐惧、强迫症狂、心理投射、寻找替罪羊、攻击行为——当中。假如以这种方式来看，大屠杀迫使我们恢复一个对我们自身古老的但似乎在现代抑制了的真理，即：人类在某种程度上天生倾向于集体的妄想，并且顽固地坚持这些妄想，而无视相反的证据。反复出现的人类妄想行为的事件似乎证明，假如受到具有非现实幻想和危险幻觉性质的文化的灌输，大多数人会心甘情愿地支持几乎所有怪异的行为，包括大规模杀戮。当恶毒的、毁灭性的信仰以宗教或者世俗信仰的方式被包裹起来的时候，并得到广泛的制度化的支持，这一点尤为真实。斯宾诺莎曾经写道：“所有的仇恨中没有比来自极端奉献或者神圣更深刻、更虔敬的，它本身是作为虔敬来珍惜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斯宾诺莎讨论了犹太人对其他民族的、应该是超出短期利益的仇恨，他认为它导致了对犹太人同样强烈的仇恨。通过类比放大阿克顿爵士有关“权力趋向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产生腐败”的名言，也可以说：来自信仰的仇恨趋向腐败，来自绝对信仰的仇恨绝对产生腐败。假如信仰是权力的道德对应物，当两种都宣称自己是“上帝选民”的信仰体系发生绝对和难以和解的敌对冲突时——正如它们在过去的两千年所发生的那样——人类友爱的最大腐败就可能发生。

阿诺·?J。迈耶注意到历史上重复出现的宗教的剧烈变化，特别是十字军东征和1550年到1648年的宗教战争，他认为大屠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它是过去种族灭绝更为可怕和毁灭性的复现。尽管这个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削弱了大屠杀的独特性，但是其优点在于，它将种族灭绝的主要原因正确地诊断为疯狂的宗教热情，这股热情全方位地策动了种族灭绝的犯罪者。迈耶也正确地指出，在各种各样的圣战中，诸如十字军东征、异教徒的屈从，或者宗教改革时代（1517—1648）的宗教灭绝等，欧洲人投入的文化能量并没有随着宗教战争的结束（1648）而削弱，而是在18世纪短暂的沉寂之后以不同的形式被重新启动，或者仅仅是被重新定位。事实上，可以认为由错置的信仰释放的能量不仅被重新定位，而且被世俗化，在过去的两个世纪，它将自己依附在诸多极端的意识形态身上，包括法西斯主义。我们记得，在过去的五十年，东方和西方发动了意识形态的热战和冷战，为了明确的改变心灵和思想的目的，或者说为了消灭恶的另一方，战争涉及双方人力和自然资源的整体发动。在这场冲突期间，我们也见证了意识的宗教模式的再度出现，尽管它现在已经嫁接到世俗事业以及世俗的拯救形式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