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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1页）

，甚至皇室家族的兴衰也不应该成为政治伦理的唯一参照；总不能让天下亿兆人民为了某一人或某一族人的荣华富贵去付出惨痛的代价。

看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局限，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无奈，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悲哀。我们今天的读书人未必就有资格去同情2000年前的撰史者，正如那些葬身双子塔的美国人未必就有资格同情丧命于街头爆炸的伊拉克人一样。

成帝“临朝渊嘿、尊严若神”。他善修容仪，目不四顾，手不指人，语言表达从容不迫，举手投足间无不体现出穆穆天子之容，堪称偶像级的帝王气质。但是，这位表面上风度翩翩的皇帝显然并不具备君临天下的基本素质。

在这样一位“绣花枕头”式的皇帝统治之下，假如没有王凤专权，或者假设由他的政治对手王商来主持帝国的朝政，就凭这样一群只知道是古非今的儒生，成天捧着他们奉若神明的“经义”来指导现实，恐怕泱泱西汉帝国的土崩瓦解就不会推迟到几十年之后了。

史家虽然没有进而追索王凤专权的动机，但却无法回避三个基本的事实：

其一，王凤本人并非贪恋首辅大臣的权位。“王章事件”平息之后，他在完全取胜的情况下，却丝毫没有“小人得志”的惬意，反而变得心灰意冷，决意要隐退，是谋士杜钦的苦苦相劝才让他打消了退意。

其二，王凤本人的后代并没有登上帝国的政治舞台。我们甚至不知道他有没有儿子。如果没有儿子，或者他的儿子有重大缺陷不适合做官的话，史家定然会当作“罪有应得”的报应来渲染一番的。

即便他是有女无子，无论如何也应该弄出点儿什么动静出来，或者秉承乃父的强势作风，或者反其道而行之（就像王莽的女儿那样）。无论哪一种情形，也都应当在史书中留下痕迹，哪怕是一笔带过。

但是，关于王凤后人的信息，竟然一点儿蛛丝马迹也没有。这种悄无声息的状况非常不符合班氏治史的逻辑。

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王凤根本就不想让他的后人前赴后继地卷入帝国的政治漩涡中来。他小心翼翼地把他们置身于政治之外，更不会在社会或官场中去招惹是非，因此，无论当世还是后世，几乎都忽略了他们的存在。

在这样的逻辑之下，如果王凤因为某种私心而专权的话，那么他的终极目的又是什么呢？荫及子孙还是及时行乐？

其三，王氏兄弟们的奢靡腐败常常被当作王凤“因私”而专权的一个重要罪证。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蒙冤2000年的柱国良臣（2）

“五侯群弟，争为奢侈，赂遗珍宝，四面而至；后庭姬妾，各数十人，僮奴以千百数，罗钟磬，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渐台，洞门高廊阁道，连属弥望。”

“郑女”在当时是一个著名的色情品牌，就像前些年国内声色场所中的来自某国的外籍“小姐”一样，非常抢手。

西汉王朝的官场风气中，许多高官，尤其是外戚集团，大都风行奢靡无度的腐败生活。比如史丹便“僮奴以百数，后房妻妾数十人，内奢淫，好饮酒，极滋味声色之乐。”丞相张禹更是“性习知音声，内奢淫，身居大第”。因此这并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

况且，王氏兄弟之兴，与其说是借了王凤的光，还不如说是王太后一手操办的结果。

但是，史书中并没有关于王凤本人生活奢靡的记载。

实际上，王凤与他的兄弟们格格不入。他临终的时候，成帝问他，如果他死了，可不可以任命他的亲弟弟、平阿侯王谭接任首辅。

王凤顿首泣曰：“谭等虽与臣至亲，行皆奢僭，无以率导百姓，不如御史大夫（王）音谨敕，臣敢以死保之。”不仅如此，他还专门留下遗书提醒成帝说，自己的5个亲兄弟均不可重用。

以上三个事实便是对王凤专权动机的最好反证——他无意于颠覆刘氏政权，只是本能地想尽一个首辅大臣责无旁贷的本分，同时本能地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

我们不能把所谓的“专权”作为把他定性为“奸臣”的证据。换一个说法，如果周公不摄政（代行皇权，是最大限度的“专权”），恐怕后世也不会看到一个功居至伟的“圣人”周公——没有足够的权势，哪里能有这么大的作为？

当时的儒学总是有意无意地传递这样的官场价值观：为官者必须“以德服人”，甚至不惜以软弱之“德”来感化自己的政治对手，似乎这样做才能称得上“完美”。

实际上，这样的“完美”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政治的本质是强制性的权力服从。如果有了强制性的权力基础，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好，便会被理解为“关怀”，否则便是“巴结”，与“乞讨”没有什么区别。管理者不是游方的和尚，不能乞求同僚或下属的“施舍”来施行其政务。

史家在治史的同时，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他本人或他那个时代的某种“价值观倾向”，为历史罩上一张无形的“镜片”，让后世的读者不知不觉地透过它去看历史中的人和事。而这些人和事在进入读者的视野时，便被史家既定的结论定格在荣与辱的坐标之上。这种“价值观倾向”有时候简直就是一种偏见。

按正常的逻辑，应该是历史事件成就了历史人物的本质。但透过史家的“镜片”，反倒成了这些事件在暗中为某种先验的本质做演算，从而使后世读者对的阅读过程，是不约而同地遁着史家精心编织的语境来求证其事先准备好的偏见。

这样的治史方式和读史方式，显然是一个民族共同的“幻想性错觉（Pareidolia）”。

“幻想性错觉”是一个心理学的名词。它是指在人为的主观想象之下，人们往往会改变感知到的事物之本来在面目，或者添油加醋地产生对事物真相的歪曲认知。

比如2008年初，美国宇航局“勇气”号火星车拍摄的一张酷似人脸的火星地貌照片就曾经令我们浮想联翩。许多人把它和外星人的存在密切联系在了一起。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非常简单：我们太希望了解外星人了，甚至总在潜意识里期待着某种高智能的外星生命能够奇迹般出现在遥远的星球上。

如果把“幻想性错觉”用于人们对待历史的心态上，依然恰如其分。

历史是一个民族世代传承的共同记忆。但是，史家的“镜片”，让历史上的人和事，远离其本来的真相，被某种“价值观倾向”渲染成一幅幅绝对而先验的“众神谱”，无论好与坏、能与庸、贤与不肖，都会脱落得近乎“神奇”。

历代史家不约而同的“造神运动”，正是文化的可悲之处，也是这个共同记忆的可怕之处。

我以为，只有首先把历史上的每一个人物重新都回归到普通人的层面，才能在阅读和思考时最大限度地摆脱这张“镜片”带来的错觉或困扰，才能在或远或近的历史与我们身处的现实生活之间找到一脉相承的通道，才能真正做到“以古鉴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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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错了对象的“宅心仁厚”（1）

我们既不应该任凭史家“镜片”的摆布，武断地把首辅王凤定格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奸臣，同样也不应该把成帝刘骜简单地想象为一个不可理喻的混蛋昏君。

封建帝国的治理结构，不可能容忍平庸者君临天下。皇帝必须是一个百年难遇的天才，否则便不可能摆脱非庸即昏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