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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1页）

得保守派欢欣鼓舞，“圣经和十诫都没有教导我们去从事自由贸易。耶稣也没有让我们跟随他的脚步去从事自由贸易……美国宪法也没有要求我们一定要支持自由贸易，痛恨保护主义。事实上，我们的宪法制定者相信保护主义才是经济制度并付诸于实践。保护性关税从1789年起就是联邦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直到1913年通过宪法第16次修正案创造了联邦所得税才取代它。那一百多年中，所有政府官员都未履行自由贸易的‘道德义务’，他们就都玩忽职守了吗？”施拉夫利的论述尖锐，她的观点值得关注，因为美国政治当前正陷入狭义解释宪法的古典保守派和道德帝国主义的新保守派之争。尽管新帝国主义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占据优势，在美国的政治文化中，保护主义还是有强大的影响，尤其是在保守派和劳工运动中。

小布什还提到了中国，在其前任比尔·克林顿即将卸任时，中国与美国达成了一项贸易协议，于2001年底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她将从自由贸易政策所带来的政治变化中获益。这一声明为那些把对外贸易看作是反对中国“和平演变”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的中国人提供了明显的证据。“和平演变”战略是20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务卿杜勒斯率先提出来的，它企图通过和平贸易诱使中国共产党进行自身改革，放弃政权，推翻工人阶级专政以利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大约40年之后，邓小平批评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和总理###在他们执行中国现代化政策的过程中没有能够遏制资产阶级自由化。1989年11月，在###发生后5个月，邓小平警告说：“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它们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国家。”邓小平对###的处理防止了中国重蹈1991年苏联解体的覆辙。

二、“自由”名义下的敌对

不过，很清楚，政治自由经常是保卫国家精神的第一个牺牲品，而美国对那些它所认为的不自由国家采取敌对的经济和安全政策，必然会带来那种精神。当美国每次宣称某一国家不自由时，该国在美国政策的作用下将变得更不自由。这一再地在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得到证实。当美国对华政策趋于敌对时，政治自由和新闻自由也就不可避免地面临严格的控制。虽然贸易的确有助于开展贸易的国家，但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将贸易同意识形态／政治目标脱钩；二是保证公平贸易；三是意识到全球的充分就业刚刚起步，最低生活工资是全球贸易收益的先决条件。

唯一的超级大国与其传统盟友之间逐渐破裂的关系起源于贸易纠纷。美国从国际金融体系结构中获益，现存国际金融体系结构为美国经济，而不是欧盟和日本提供了结构性的货币优势，更不用说世界上其他国家了。贸易问题涉及到空中客车公司和波音公司之间的政府补贴之争，香蕉战、糖战、牛肉战、橘子战和钢铁战，以及关于合并公司、收益和金融服务的公平竞争等争端。如果发现某国政府在长期的争端处理过程中违反了世贸组织的规则，其他国家可以采取报复性措施。如果世贸组织否决了空中客车的投诉，美国可以对欧盟的其他货物追加关税，反之亦然。如果双方政府都违反了规则，就都可以采取报复性措施，引发一轮攻击性贸易保护主义的恶性循环。如果美国政府不公平地支持本国的钢铁工业，欧盟就可以向对美国非常重要的行政州采取行动得分，如对佛罗里达的橘子征收关税。

第四章　美元霸权与全球贸易战（3）

欧盟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战正外溢进入安全领域，使经济利益同意识形态发生冲突。由于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它们都在拼命寻找新的市场，这必然导致它们将眼光投向亚洲，尤其是中国，因为中国不仅有显著的经济增长率，还有12亿可支配收入迅速增长的消费者。中国经济的增长将会带动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亚洲所有其他国家的增长，澳大利亚仅在最近才开始意识到其未来发展不可能脱离其地理位置，其繁荣有赖于亚太地区其他经济体的发展。澳大利亚的铁矿石、牛肉和乳制品注定了进入中国市场，而不是不列颠群岛。欧盟殷切期望解冻已持续15年之久的对华武器禁运，即便这会闹得美国不高兴。与美国有密切关系的以色列在对华军售问题上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

甚至美国的国防部门也意识到，美国的国防工业必须出口，甚至向中国出口，以保证自己的领先优势。据报道，最近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新加坡猛烈抨击中国军力升级，没有邻国能威胁到她，两天后他就设法向泰国出售F…16战斗机，能够发射先进的中程空对空导弹（见《拉姆斯菲尔德努力推销F…16》，《亚洲时报》2005年６月９日）。销售倾斜是为了与俄制的苏…30型机和瑞典的JAS…39型机竞争。多年前，在里根当政时期，五角大楼的一位重要技术专家唐纳德·希克斯（Donald　Hicks）就向美国国会清楚讲明了武器出口领域开放的竞争。他说：“全球化不是一个政策选择，而是决策者必须适应的事实。”“事实是所有国家的军事装备都在分享同一个全球商业－国防工业基地。”美国士兵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穿的靴子和制服都是中国制造的。即使战争转向了高科技，军靴依然是一种关键物品。

三、不断扩大的财富差距

世贸组织具有148个成员，是处理贸易规则问题的唯一全球性国际机构。其核心是世贸组织协议，也就是多边贸易体制，由世界上大多数贸易国家谈判、签署并由本国议会批准。其声称的目标是为帮助生产者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帮助进出口商管理其交易，而这些是基于如下可疑的立论，即贸易将为所有参与者自动带来同等的收益。人民的福利只被看作是基于如下学说幻想的附带目标，即“平衡”的贸易必然会为每个人都带来相同的繁荣，而这一论断与世贸组织本身提出的贸易条件所制造的事实相矛盾。

新自由主义全球贸易开展了20年，使得各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的收入、财富差距在不断扩大。自由贸易再也不是新自由主义者承诺的“双赢”游戏，而更多的是一种“输赢”游戏，领头的富国是赢者，殿后的穷国是输者。国内发展已被边缘化为一种倒霉的对外贸易的牺牲品，只能依赖贸易顺差积累资本。对外贸易和国外投资已成为国内发展的首要动力。这种贸易模式使得那些贸易逆差的国家永远都欠发达。由于美元霸权，所有的外国投资都流向了能够赚取美元的出口部门。即便是贸易顺差的经济体也不能把在贸易上赚来的美元用于国内发展，因为它们被迫持有大量的美元储备以维持本国货币的汇率。

2003年9月，世贸组织第五次部长级会议在墨西哥坎昆召开，富国拒绝了穷国提出的请求：彻底改革残害第三世界农业的农产品补贴。坎昆会谈失败后，将多哈回合谈判扳回正轨的努力也受挫，由美国牵头的贸易保护主义有在全球复苏的危险。2003年10月13日，拉里·艾里奥特在《卫报》上报导了2003年坎昆部长级会谈的失败：“全球化的话题都围绕着民主、自由贸易和共享科技进步的收益。而现实是精英分子的统治，重商主义和自私自利。”艾里奥特注意到会议进程充斥着自相矛盾：在一个人力资本应被看作是国家的新财富的世界上，为什么劳动力还会遭到如此轻视的对待？

在坎昆会议上，马拉维商业和工业部长山姆·姆帕苏（Sam　MPASU）被问及其对贸易自由化收益的看法时，他干巴巴地回答说：“我们开放了本国经济。这就是我们卧病在床的原因。”姆帕苏的评论总结出了书写全球化规则者和无能力抵制全球化者在观点上的巨大分歧。

第四章　美元霸权与全球贸易战（4）

在过去的30年，低工资的发展中国家在制造业出口上增长迅速，部分归因于关税削减和运输费用降低，而使得工资套利基础上的外包成为可能。制造业出口从1965年的25％上涨到30多年后的75％，而同期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出口份额从50％下滑到了不到10％。很多发展中国家从日益增长的制造业贸易中收益越来越少，大多数利润都流向了外资。竞争最激烈的制造业出口，如纺织业和服装行业的市场准入仍然高度受限，近期的贸易纠纷预示着将会有更严格的限制。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失业问题的最主要原因仍然是与贸易相关的农业不景气，富国政府给农民提供的大量补贴使问题进一步恶化。很多穷国都是以农业为国民经济命脉，农业不景气就意味着整个经济的衰退。

世贸组织发起的多哈发展议程谈判在坎昆受挫，是因为富国政府坚持农业补贴政策，而不顾它对加重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的潜在影响。自坎昆会议以来的谈判集中于有必要更好地理解贸易政策，尤其是富国的贸易政策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之间的联系。虽然减少贫困现已被官方经济学家越来越广泛地看作是解决发展问题的必然的核心关切，并已成为世界银行和其他发展机构的主要任务，但迄今并未制定出什么有效的措施。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UNMDG）承诺，到2015年，也就是10年以后，国际社会将会使世界贫困人口减半。就目前的趋势来看，只要一半的贫困人口死于饥饿、疾病和地区性冲突，这一目标就可能实现。联合国发展规划署警告说，如果全世界还是像目前这样，不努力实现2000年达成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话，到2015年，仅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就会有三百万儿童死亡。据认为，达成这一目标的几个主要途径都与国际贸易有关，然而减少贫困的记录是更为贫困。贸易到底能否取代或加快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还是未被提及，更别说答案了。只有这些问题被认真地提出，保护主义才不会重新出现在穷国。在此条件下，如果民主政治真能表达民意，民主政治就会更多地要求保护主义而不是精英政府。

在过去的十年，关税就像秋天的落叶不断跌落，不过，浮动汇率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反倾销进口税。当前的新自由主义全球贸易体制是在解除管制的全球外汇市场中运作的，在这种贸易体制下，如果政府干预以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美元（国际货币蛇头）为基准的货币市场波动，一国货币的汇率可以经常性地用于贸易平衡。

购买力平价（PPP）衡量了汇率和当地价格之间的偏离程度。它与利率平价（IRP）理论是不同的，后者假定投资者在资本账户上的交易行为促使汇率发生变化。如果一个美元投资者要在一个具有四倍购买力平价（如美元和人民币之间的购买力平价）的外国经济体中得到相同的利率，当地工资必须起码比美国的工资要低四倍（75％）。购买力平价理论建立在“单一价格法则”的延伸和变动的基础上，可应用于总量经济。

单一价格法则认为，不考虑两个不同市场的运输费用和各种不同税收，同样的商品在这两个市场上应卖同样的价格。但它不适用于劳动力价格。价格套利与工资套利相对应，生产商可以寻找工资最低的地区进行生产，再在价格最高的市场上出售。这就是外包的动机所在，即不寻求在本地以反映购买力平价差别的价格出售产品。通常没注意到的是，在某个经济体中，物价低廉将提高其购买力平价，因为相同的当地货币可买更多东西。但是，在跨国界贸易中，单一价格现象只适用于某些特定产品，如石油。因此，由于四倍的购买力平价，相对于购买其他货物或支付工资，石油价格上涨将使中国比美国多花费四倍的钱。当地货币与美元相比的购买力平价越大，美元霸权压低当地工资的控制力就越强。

四、经济民族主义

近段时间欧元对美元的升值是欧元自2002年1月1日被引进以来的首次升值浪潮，它是1985年关于日元的《广场协议》成为欧盟版本的结果，即便没有正式的协议文件。其战略意图远不止是缓解美国的贸易逆差。记录表明，就算美元对欧元下跌了30％，美国的贸易逆差还是会攀升。抬高欧元的战略意图是促使之落入与日元一样的地位，成为美元霸权的从属货币。《广场协议》的真正作用在于把维持以美元标价的美国贸易逆差的成本，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社会经济阵痛的代价从美国转嫁到日本。当前欧元所发生的变化根本无法说明美元已开始衰退，而是说明了欧元正开始转变为美元的从属货币以支持美国的债务泡沫。

第四章　美元霸权与全球贸易战（5）

自6年半前欧洲货币联盟启动以来，欧元区陷入了健康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变得具有破坏性，而通过供应方财政政策又无以为继的境地中。国民经济已无力承受全球化调节或欧盟野心勃勃的扩大的阵痛。欧盟各国开始抵制美国把欧元体系变成迎合美国经济民族主义各种需求的美元涨涨跌跌的支持者的战略意图。

上述的现代货币战略是罗马战略的翻版：聪明的罗马人将一个持异见的犹太人奉为基督教的上帝，先发阻止了犹太教日益兴起的文化主导罗马文明。罗马帝国的立国之本——罗马法，如果不是直接来源于的话，也深受犹太法典《塔木德经》的影响，尤其是该法典中以牙还牙的公平概念，而达到自圆其说。在公元前4世纪罗马法制定之前，犹太人就基于个人尊严和平等设计了一套法律制度。成文的罗马法直到公元前2世纪才出现。罗马的债务法（Roman　law　of　obligatio）不会促成金融，因为它坚持所有负债都是个人性质的，而没有上升到制度层面。债权人不能向第三方出售欠条，债务人只有责任把钱还给最初的债权人。而《塔木德经》认可非个人的信贷，持有到期欠条的任何人都可以收债。这是现代金融的关键发展所在。有了犹太法典，散居在外的犹太人就有了一部在三大洲和各种文明里都适用的国际法。

罗马人面临着一个两难困境。世俗的犹太思想和价值观正日益渗透进罗马社会，但犹太教是一个排他性的宗教，不允许罗马人加入。罗马人不能像同化希腊人那样同化犹太人。基督教早期也有排他性的特点，直到保罗使基督教向所有人开放。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1737~1794）指出，罗马意识到，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有权保持宗教特色。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没有特定民族的教派，基督教扰乱了其他民族。当罗马的犹太人不抵制罗马的社会不公情况时，他们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与罗马军团的士兵并肩作战，共同保卫帝国。罗马的犹太人是罗马的优秀市民。与之相比，早期的基督教徒是社会败类，拒不响应政府号召或履行市民义务，拒服兵役，在一个崇尚武力的时代充当了和平主义者。吉本指出，罗马体会到，基督教徒的罪恶不在于他做了什么，而在于他是一个基督教徒。

基督教控制罗马的文化和社会很长时间之后，康斯坦丁认识到它有能力帮助其赢得对异教徒的战争，于公元324年赋予基督教以政治合法性和权力，就像1095年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发动宗教战争以延长教皇的世俗权力一样。早期的基督教是世俗的犹太教中一个持异见的教派，当他们开始从罗马社会底层一步步地向上爬，并在上流社会发展新教徒时，罗马政坛将所有犹太教派都不那么反对的基督教接纳为整个国家的宗教信仰。吉本估计，基督教掌权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