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心感稍去后,尿意接踵而来。去洗手间释放的与其说是尿液,不如说是过滤后的咖啡。喝下去的咖啡几乎丁点不剩,腹中空空如也,似乎能听见回声。
我毫无办法,只得返回办公室继续读书,与荒岛上的鲁滨逊感同身受。小说剩余部分已经所剩无几,大部分文字估计已经转化为饥饿意识潜入腹中。当饥饿意识超过身体所能容纳的感觉上限后,不知不觉间与原来的各种感觉同化为一种全新感觉。身体如同被注射了镇静剂,头脑明晰空洞,世界纤毫毕露,但是看到的每一件东西都像是从凹凸镜反射回来般的微微扭曲、变形。听觉也灵敏了许多,各种声响汇聚耳廓内形成嗡嗡耳鸣。
在饥饿感带来的敏感状态里,我读完了小说最后一页。
我慢慢合起了书本。几乎与此同时,薇奥莱特·罗兰也来到了警局的办公室。她仍旧围着紫色长丝巾,外面的银灰色泡棉外套换成了一件合体的黑色风衣。她朝我稍微笑了笑。我赶紧站起身来。
与警官告辞后,我随薇奥莱特走出了呆了将近三个小时的警署,夜空飘下零落的雨点。一辆亮红色的欧宝吉普停在警署路边。吉普车高大方正,魄力十足。我们坐上吉普车。
“对不起,这么晚还打扰你……”我说。
“不用放在心上。我出来一趟也很方便。”她说,一边发动吉普车引擎,“给车加油耽搁了一会,路上又走了弯路。是不是等得有点着急了?”
“没有觉得,刚才我一直在看书。”
有几点雨滴落在了车窗上,她把手伸往车窗外试了试雨,试完雨又将手搭在方向盘上。手指细长柔韧,非常适合弹奏乐器。
吉普车开动上路。
“这是你的车?”我问。
“不是,是房东的车。我是半个环保主义者,只考了驾照,没打算有自己的车。”她侧过面孔看了看我。“对了,电话里没有听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你遇到了抢劫?”
“北欧海盗的抢劫。”
“北欧海盗的抢劫?”
我如实向她讲起抢劫的经历,如同刚才在警署里面对秃顶法国警察那样把自己的经历复述了一遍。我一边叙述抢劫的经过一边回想当时的情况,抢劫好像变得越来越不真实起来。为了抵抗这不真实的感觉,只能在叙述里增加了许多细节,这让我觉得自己有点像在说别人的故事。吉普车驶过塞纳河,我大致说完了经过。
“也就是说,你现在是一无所有了。”
“实际上我并没有什么损失。”我说,“被抢走的包里没有值钱的东西,旅行支票和现金数目有限。信用卡已经挂失了,只要去银行重新补一张就可以了。就是护照没了有些麻烦。”
“我有点不明白。”她把垂发拨到耳后,说。
“不明白什么?”我问。
“那个出租车司机好像并不是要抢你的钱。”她说,“他不像是要抢钱。抢钱有更好的方式和地点,不必等在飞机场抢初到巴黎的旅客。”
“可是不是为了抢钱又是为了什么呢?”
她想了想,说:“会不会是恶作剧?”
作为恶作剧进行抢劫好像过于恶作剧了。我觉得也不像。没人会为恶作剧而专门等在机场抢刚下飞机的外国游客。我苦苦思索了好一会,可是怎么想都想不明白。
“你今天好像有点不太走运。”
“好像是有点。”
“说实话,我没想到会接到你的电话的,更没想到你会被人抢劫。”
“我自己都没想到。”
“好在我是一个人住,公寓虽然很小,但多一个人睡觉的地方还是有的。”
“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我抱歉说。
“不用说对不起,”她笑着摇了一下头。“没什么麻烦。”
她的寓所位于圣日耳曼区,一幢六层的临街公寓。她把吉普车停在楼下,我们走入公寓。上楼有部拉铁栅的老式电梯,仿佛在哪部描写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影片中看到过。电梯上升时昏黄的顶灯闪个不停,锁链绞动的声音清晰可闻。到顶后我们拉开铁栅门步入走廊。走廊长而阴暗,但没有阴暗的潮湿感。几扇紧闭的木门依稀带来二十年代的繁华气息。走到位于廊道中段的一个青色木门时,她停下来从风衣口袋里取出钥匙,打开了门。亮光从屋里泻出来,柔和而舒适的橘色亮光。
“请随便坐,”她说,“我先去把车钥匙还给房东。”
公寓地方不大,墙壁上贴的都是红色花纹红色图案的壁纸,因此一进门便让人觉得暖融融的,客厅中央是一张桔色沙发,正对沙发的自然是电视柜,几幅简练的风景画挂在四周的墙上。客厅的壁角有一个小小的书橱。我走到书橱边。书架上多半是些法文书籍,还有一些关于绘画艺术的专业著作。服装化妆美容之类的休闲杂志整齐地排在上层。一本书反扣在书架上,我拿起来看了看,是弗朗索瓦·萨冈的《你喜欢勃拉姆斯吗》。有人说人到中年才能理解勃拉姆斯的音乐,可我确实喜欢他晚年所作的几首钢琴小品。孤独,怅惘,犹如月光下一条默默流淌着的溪流。
薇奥莱特回来打开了电视,电视里正播放关于松鼠的宠物食品广告。看到松鼠吃宠物食品的镜头,不知为什么我也觉得很饿。松鼠吃的东西看起来味道很不错的样子。
“晚上吃过饭没有?”她问。
“吃过一包饼干。”我站在书橱边老老实实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