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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县太爷都是上级派下来的，没有根基，也没有班底，而吏大都是地头蛇，熟悉业务，有权在手，熟门熟路，擅长贪污受贿，黑吃黑，除去个把像海瑞那种软硬不吃的极品知县外，谁都拿这帮编外公务员没办法。

汪文言，就是编外公务员中，最狡猾，最会来事，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汪文言的官场生涯，是从监狱开始的，那时候，他是监狱的看守。

作为一名优秀的看守，他忠实履行了守护监狱，训斥犯人，收取贿赂、拿黑钱的职责。

由于业务干得相当不错，在上级（收过钱的）和同僚（都是同伙）的一致推荐下，他进入了县衙，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开展自己的光辉事业。

值得表扬的是，此人虽然长期和流氓地痞打交道，不光彩的事情也没少干，但为人还是很不错的，经常仗义疏财，接济朋友。但凡认识他的，就算走投无路，只要找上门来，他都能帮人一把，江湖朋友纷纷前来蹭饭，被誉为当代宋江。

就这样，汪文言名头越来越响，关系越来越野，越来越能办事，连知县搞不定的事情，都要找他帮忙。家里跟宋江一样，经常宾客盈门，什么人都有，即有晁盖之类的江洋大盗，又有李逵之流的亡命之徒，上门的礼仪也差不多，总是“叩头就拜”，酒足饭饱拿钱之后，就甘心做小弟，四处传扬汪先生的优秀品格。

在无数志愿宣传员的帮助下，汪先生逐渐威名远播，终于打出县城，走向全省，波及全国。

但无论如何，他依然只是一个县衙的小人物，直到有一天，他的名声传到了一个人的耳中。

这个人叫于与立，时任刑部郎中。

这位于郎中官职不算太高，但想法不低，经常四处串门拉关系，他听说汪文言的名声后，便主动找上门去，特聘汪先生到京城，发挥特长，为他打探消息。

汪先生岂是县中物，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准备到京城大展拳脚。

可几个月下来，汪文言发现，自己县里那套，在京城根本混不开。

因为汪先生一无学历，二无来历，档次太低，压根就没人搭理他。无奈之下，他只好出钱，去捐了个监生，不知找了谁的门路，还混进了太学。

这可就真了不得了，汪先生当即拿出当年跑江湖的手段，上下打点，四面逢源，短短几月，上至六部官员，下到穷学生，他都混熟了，没混熟的，也混个脸熟。

一时之间，汪文言从县里的风云人物，变成了京城的风云人物。

但这位风云人物，依然还是个小人物。

因为真正掌控这个国家权力中枢的重要人物，是不会搭理他的，无论是东林党的君子，还是三党的小人，都看不上这位江湖人士。

但他终究找到了一位可靠的朋友，并在他的帮助下，成功进入了这片禁区。

这位不计较出身的朋友，名叫王安。

要论出身，在朝廷里比汪文言还低的，估计也只有太监了，所以这两人交流起来，也没什么心理障碍。

当时的王安，并非什么了不得的人物，虽说是太子朱常洛的贴身太监，可这位太子也不吃香，要什么没什么，老爹万历又不待见，所以王安同志混得相当不行，没人去搭理他。

但汪文言恰恰相反，鞍前马后帮他办事，要钱给钱，要东西给东西，除了女人，什么都给了。

王安很喜欢汪文言。

当然，汪文言先生不是人道主义者，也不是慈善家，他之所以结交王安，只是想赌一把。

一年后，他赌赢了。

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的那个夜晚，当杨涟秘密找到王安，通报老头子即将走人的消息时，还有第三个人在场——汪文言。

杨涟说，皇上已经不行了，太子应立即入宫继位，以防有变。

王安说，目前情形不明，没有皇上的谕令，如果擅自入宫，凶多吉少。

杨涟说，皇上已经昏迷，不会再有谕令，时间紧急，绝不能再等！

王安说，事关重大，再等等。

僵持不下时，汪文言用自己几十年官海沉浮的经验，做出了一个判断。

他对王安说：杨御史是对的，不能再等待，必须立即入宫。

一直以来，王安对汪文言都极为信任，于是他同意了，并带领朱常洛，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进入了皇宫，成功即位。

这件事不但加深了王安对汪文言的信任，还让东林党人第一次认清了这个编外公务员，江湖混混的实力。

继杨涟之后，东林党的几位领导，大学士刘一璟、韩旷、尚书周嘉谟、御史左光斗等人，都和汪文言拉上了关系。

就这样，汪文言加深了与东林党的联系，并最终成为了东林党的一员——瞎子都看得出，新皇帝要即位了，东林党要发达了。

但当他真正踏入政治中枢的时候，才发现，局势远不像他想象的那么乐观。

当时明光宗已经去世，虽说新皇帝也是东林党捧上去的，但三党势力依然很大，以首辅方从哲为首的浙党、以山东人给事中亓诗教为首的齐党、和以湖广人官应震、吴亮嗣为首的楚党，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三党的核心，是浙党，此党的创始人前任首辅沈一贯，一贯善于拉帮结派，后来的接班人，现任首辅方从哲充分发扬了这一精神，几十年下来，朝廷内外，浙党遍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