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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部分（第2页）

赵兴的案子忙忙碌碌，耽误了苏轼一家人地午饭，等到处理完毕，晚饭时间已经到了。苏轼摸着咕咕响地肚子，无奈的望着赵兴：“离人啊，我常夸你行事稳重，你怎么就那么忍不下气呢……你我是知道地，一头小牛都挡不住你一次，你有杀他们的本事，为什么不擒下他们交给官府处理。”

赵兴叉手不离方寸，脸色平静，一点不像刚砍了三个人：“老师，有三个原因让我不得不斩尽杀绝，第一：我来自山里，山中猎户都知道，什么样的猛兽最可怕——受伤的野兽。猎户们一旦出手对付猛兽，不到它完全倒地，绝不肯上前。兽且如此，况乎人哉？”

打猎？赵兴居然将那场冲突喻为打猎，这倒让苏轼有点不适应，因为他杀的不是野兽。

赵兴接着说：“我学习的是唐手道，唐手道经常教导人：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每当你要出手时，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准备好承受动手的后果了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就出手不容情，狮子搏兔也要尽出全力。

第三，我知道他们是辽人，一场冲突，双方各有各的说法，如果他们活着，自有对这个事件的描述，他说他的，我说我的，官司纠缠起来，谁知道何日是终结——我既然知道受伤的野兽最可怕，我既然准备好了承担动手的后果，那我何必留着他们那张嘴呢？

死去的敌人是最好的敌人，他们死了，在场的人只剩下我的人，当时的情况怎么样，还不是由得我说？按当时的情况看，我有大把的理由、充足的道义杀死他们，因为他们是侵入，是到了不属于他们的地盘。他们躺在我的园子，我还需要杀死他们的理由吗？“

苏轼没想到赵兴说出这番理由，他沉思片刻，觉得这番理由还很有道理，至少逻辑严谨。想要攻击这番理由，只能从圣贤书上找道理——圣贤书说要以德服人，要仁义。要给侵略者以改正的机会，让他们知道这种侵略方法不正确，下次换一种方法来侵略。

可苏轼不是迂腐的人，他想了半天，劝解地话实在说不出口，因为他知道，圣贤书上某些理由是用来害人的。

苏轼叹了口气，把刚才的话题放到一边，他问：“你打算什么时候搬家？……对了，你跟和乐楼地人很熟吗。怎么他们今日没来算账，连满房子的银器都没有取走？”

宋代的酒店到别人家里做包席。一般都会扔下一套银器。等到第二天，或者在主人空闲的时候，再登门算账。取走留下的银器。从这个风俗中可以看到宋人的朴素。

当天苏轼的宴客是由赵兴签单的。一般来说，第二天苏轼在宫里值守，和乐楼会在隔一天上门，与苏轼结账。苏轼听说了赵兴的新居是和乐楼帮助找的，但对方地人却没来跟他算账。这让他有点纳闷。

赵兴随手从怀里摸出一张账单。递给苏轼，顺手问：“老师。那些伪钱的事情怎么样了？”

苏轼摇了摇头，脸色有点不好看：“伪钱地事情倒不算什么，为师将那箱藩外铜钱呈到堂上，御史立刻没有言语……他们现在不关心伪钱问题了，有更大地事情让他们操心。”

更大的事，还有比伪钱更大的事？赵兴查根问底：“老师，那伪钱怎么算？是否要查禁？”

“不会查禁，有朝臣甚至建议：我大宋过去流出铜钱无数，现在诸藩国既然能铸造出这么精美地铜钱，不如阴使商人前去这些国家，收购这批藩钱，以解钱荒……”

赵兴已经注意到了，苏轼刚开始把那批钱称作伪钱，而后则称为藩钱。实际上，这正是金属货币的特性。

金属货币不同于纸币。欧洲的繁荣也正是因为十字军东征，掠夺回来打量的埃及金属货币，这才让中世纪经济得以腾飞。大宋繁荣至今，它掌握了亚洲诸国的铸币权，如果宋朝不限制铜钱地流出流入，它反而能利用暗中掌握地铸币权，凭空获得巨大的利益。

如果真能实现这一步，那么在与周边国家发生战争，实际上等于周边国家出钱，帮助大宋与他们作战……而这种行为，不懂经济学地野蛮人压根就察觉不出。

私钱问题解决了，赵兴看到苏轼愁眉不展，好奇的直想问，但想到他现在只是个白身，故而先由话头挑起：“昨日师尊不在，有太学生周邦彦来访……”

苏轼叹了口气：“此事我已经知道，让下人送上一些程仪吧……对了，你那一箱藩钱已经发还，回头你抬走。”

赵兴对那箱钱不屑一顾：“杂钱而已，师尊留着把玩吧……嗯，程仪，周邦彦怎么了？”

“程仪”的意思是友人送别时赠送的路费。

“走了好，走了好”，苏轼感慨说：“现在正在风头浪尖，周邦彦此时贬谪出京，未尝不是件好事。”

赵兴明白了：“原来周邦彦是听到了贬谪的风声，所以才四处活动，希望能够挽回，但显然他的努力没有成效。”

周邦彦为何会贬谪，用脚后跟都可以想出来。这厮昨晚句句不离替新法辩护，在旧党当政的情况下，这样的人理所当然的被踢出权利中心。

但显然，周邦彦的贬谪似乎与苏轼嘴中所说的那件大事不相干，赵兴眼珠转了转，继续说：“老师知道吗，昨天我封了一个眼屎大的官，迪功郎，传旨的阁长名叫童贯。”

眼屎大，苏轼被赵兴的风趣逗笑了，人一开心，说话就少了顾忌，苏轼接口说：“我倒不知道哪位宦官名叫童贯……他倒不是特意为你这个小官而来的，他是奔军器监太监而去的，军器监案爆发了，前任宰相蔡确也被卷入其中，这是件泼天大案……”

“军器监案”很复杂，后来屡经翻案。但要简单的用现代语言描述，三言两语就可以交代清楚：当时的国务总理（宰相）是蔡确，他的弟弟蔡硕是后勤装备部长（军器监太监）。蔡硕希望将军队装备地任务承包出去，当时建设部（工部）不同意，但他的哥哥国务总理批条子了。

于是蔡硕任用其亲信窦长裕、刘仲昕为采购官。将伪劣产品高价采购后，装备军队……这一事件案发了。

原本，这样的事件应该官官相护，被隐瞒下来，但这是宋朝，宋朝连国务总理地贪污都不放过，这个案子随即掀起滔天巨浪，牵连的高官无数，由此引发了元年代的第一次政坛地震。

这是大震荡，相比之下。于国有益的外来铜钱输入，只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谁还关心那个。

李宪身为懂得军事的太监。军器监大案自然要倚重他的见识，他派出了手下所有的太监四处活动，而童贯只是其中之一。宣布赵兴为迪功郎也是顺便的事。

苏轼对这件巨贪案没有特别激烈的情绪，他反而有点心灰意冷。向赵兴详细交代了这件案子地经过后，被引到岔路上的苏轼最后才想起，他把那箱被当作证物地藩钱忘了。

但看到赵兴也完全遗忘了那箱藩钱，苏轼转念一想。几万贯地东西。根本不放在赵兴眼里，而赵兴应该分给他的红利何值几万贯。以对方的性格，定会想办法补偿他地，所以苏轼马上想开了，将那箱铜钱的归属问题丢到了脑后。

分派出送给周邦彦的程仪，苏轼看了看和乐楼送上来的账单，吃了一惊：“三十四贯，这么贵？”

三十四贯确实贵了点，汴梁城通常一桌酒席也就二两银子左右，可苏轼不想想，他们当晚吃的是什么。

不过，这价格与苏轼原先地预期相差了很多，他其实是个节俭惯了地人，当晚的酒席本打算十两银子打住，但没想到和乐楼知道赵兴在此，自然会尽出法宝，讨好这位大供应商。在赵兴地指使下，他们把许多平价菜，都换成了顶级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