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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始皇之前，中国的正式中央王朝是周朝，尽管已经式微。上古三代，史无详载，但后世儒家编撰了很多动人的故事，将其描绘成政治理想国，什么“文武之治，一张一弛”，“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等等，反正周王朝是纯正“封建”，据说是美得很。

但是，两千多年前，经济、交通十分落后，周王朝对统治区域的有效管理应该是个问题。把子侄、功臣分封到各地，起码在心理上有了统一管理的感觉。

到秦代，生产力已经有所发展，铁器也已经普遍使用。从秦统一后的一些重大决策可以看出，政治体制的变革已经具备了成熟的社会条件。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等等，都是统一国家管理的基本条件。

李斯是一个伟大的政治体制创新者，尽管他个人的人格境界低了点儿（以后会有机会评价他）。他提出了对“子侄功臣”的政策，就是“以公赋税重赏赐之”，衣赋食税，结果是“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这个政策，应该说一直沿用到后世。“郡县”是资本，“赋税”是利息，把利息的一部分给子侄功臣，而不把资本交给他们，这是政治成熟的标志。可惜，这种成熟的进程到了这一层面就停止了。

后世，郡县制大致定矣，但“封建”多有反复，汉高祖得天下，也分封过功臣、子侄，后来在吕后帮助下剪除异姓王，与众臣盟，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分封政策变成了只封刘氏子弟，结果刘姓王一样和中央闹对立，景帝削藩时还引发了皇族内战。

封与不封，在今天看来只是一个对待子弟功臣的政策待遇问题，但是在当时，则是一个政治体制和权力基础的构建问题，也是政治上必须马上回答的问题。

秦始皇与李斯不搞封建制而推行郡县制，是因为他们从周朝的衰落、从诸侯国之间不停的战争中看到了“封建制度”的缺陷。刘邦初定天下，则不免事事反秦而行之，以为秦之亡与废封建有关系。后世的柳宗元看到了其间的差别，他在《封建论》里说：“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这个看法是公允的。

在秦，“有叛人而无叛吏”；在汉，“有叛国而无叛郡”。柳宗元看到了郡县制是帝国王朝稳定的基本制度。郡县制的核心是官员由中央任命，对中央负责；分封则刚开始还领中央的情，时间一长，就习以为常，像今天美国的州郡，基本自治，联邦政府的权力在各州有诸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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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防止民间武器拥有

收天下兵聚咸阳，销以为钟、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宫廷中。一法度、衡、石、丈尺。徙天下豪杰于咸阳十二万户。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36～237页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把天下的兵器收缴上来，铸了十二个金人，这件事史书上言之凿凿，让人不能不信。但是我还是有疑问。

当时的战争，前后投入的兵力不下数百万，坑杀俘虏动不动就是几十万。如果一个士兵平均每人拥有金属武器一公斤，那“天下兵”至少得有一百万公斤，也就是一千吨。若铸十二个金人，一个平均要重八十多吨。

以当时的铸造技术而言，搞出八十吨的铸件绝无可能。事实可能是，确实铸了十二个金人，不过十二个金人所耗对于天下兵器来说，只是零头，此举多半只具有象征意义。收天下兵器，以当时的社会动员程度而言，也没有可能，还有一个情况不能不谈，在中国古代，一旦战争规模扩大，就会把大量农民卷入，农具即是兵器，请问谁能收起来？

“收天下之兵铸金人十二”是一个象征举措，他对于新政权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其一，表明新政权结束战争、开创和平生活的意志，所谓“铸剑为犁”是也。这对长期处于战乱之下的老百姓来说，是一件好事。

其二，多多少少能减少民间兵器的拥有量。中国自古以来，负责任的政府都不允许民间拥有武器。在冷兵器时代，农具、用具和兵器之间的界限不好划分，即便如此，政府也必须尽量收缴，因为一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刀把子可以换来印把子）这个道理，不是只有毛泽东一个人明白，揭竿而起尚有燎原之势，何况有了标准的武器装备。二来，在法制不健全的基层社会，人与人之间、家族之间、乡里之间，一言不合，即有爆发械斗之可能，少一些兵器，即多一份安定。

据电视新闻报道，世界上民间拥有的轻武器已经有六亿件之巨，平均地球上每十人就有一把手枪或AK47之类，其中美国可能是民间拥有武器量最大，同时也是人均拥有量最大的国家。关于美国民间枪械合法存在的问题，中国舆论是持反对意见的，因为如果中国拥有这么多的武器，社会会乱成什么样子根本无法想象。相对于这么大量的武器存在，美国的枪械事件并不算多，但每发生一件，对社会的危害、影响都足够大。因为我们对美国的政治、法制、文化传统都知之不深，以美国人民素以民主精神处理国家内部事务的传统看，“全民武装”到底是好是坏，恐怕难以简单地来个“利大于弊”或“弊大于利”的总结就完事了（简单的总结是中国人的强项）。

秦“收天下兵”与“焚书坑儒”恰好成了秦帝国文武两手都要硬的表现。但这两手这么个硬法，不仅解决不了秦王朝长治久安的问题，反而加深了政权的危机。

有一首诗说：“焚书早种阿房火，收铁还留博浪椎。”还有诗说：“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可见，小政策解决不了大问题。

统一度量衡的意义之大自不必多说。关于移民咸阳，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是秦汉间，有一个怪现象，即所移之民皆非贫穷之民，而是富户巨室。

秦始皇把天下大户十二万移置咸阳，有什么好处呢？

首先，政治军事上的胜利者对拥有经济资源的人仍有戒心，何况当时的富户巨室多为六国贵族，但又不能简单地把他们全部消灭掉，于是便把他们集中在自己的眼皮底下，以便于监视、管制。

其次，长期的统一战争导致作为国都的咸阳不仅人口没有增加，或许还有减少，首都规模过小不利于中央对地方的统驭。

再者，移民富户而不移穷户，一则移民费用可以不用政府支出，二则也符合抽肥补瘦的中国伦理。而且大量富人移民的到来，还会给当地带来商业繁荣。今之天下，受保护的也正是投资移民，世界上还没有哪里拒绝富人的到来。

大一统：封禅与检阅（1）

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颂功业。于是召集鲁儒生七十人，至泰山下，议封禅。诸儒或曰：“古者封禅，为蒲车，恶伤山之土石、草木；扫地而祭，席用菹秸。”议各乖异。始皇以其难施用，由此绌儒生。而遂除车道，上自太山阳至颠，立石颂德；从阴道下，禅于梁父。其礼颇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记也。

于是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始皇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作琅邪台，立石颂德，明得意。

——秦始皇帝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38～2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