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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希特勒的将军们看来是想一箭双雕：在行进间夺取城市，同时包围第62集团军和第64集团军。他们只认定这个目标，却没有发现苏联军队的抵抗正变得越来越顽强。他们想用狂轰滥炸动摇我们的军心，但是这个算盘也打错了。全市人民承受住了这次极为野蛮、极为残酷的打击。

第62、64集团军实际上已被装进一个口袋，口袋的底部在顿河岸边的利亚皮切夫村，北侧在伏尔加河边的雷诺克，南侧在通杜托沃火车站。哥特的坦克第4集团军要从通杜托沃车站南面前出到伏尔加河岸边的红军城，需要沿直线走15公里。

德军司令部认为形势很有利，可以迅速夺取斯大林格勒及其郊区。因此，希特勒要求保卢斯将军和哥特将军在8月25日拿下斯大林格勒。

现在，只有全军将士，即从方面军司令员到每一个士兵都表现出果敢顽强的精神，才能挽救我们的军队。我们知道，最高统帅部和斯大林本人已作出决定，要誓死保卫斯大林格勒。我们懂得，在这里，在伏尔加河，决定着1942年整个战争的命运和结局。

1942年的斯大林格勒，在整个战局中的地位与1941年的莫斯科很相似。在这里集中了关系到战争全局的主要的战略、政治和经济目标。

1942年秋季，在伏尔加河地域进行的战斗是如此炽烈，以致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极大关注。苏联军队能否守住斯大林格勒，将对整个战局发生极大影响。

尽管局势十分严重，第62、第64集团军在防御的同时，仍然不断地对敌军主力实施强有力的反攻击。8月下旬敌人企图从科捷尔尼科沃出发，经通杜托沃火车站、直扑向伏尔加河。这一计划的实现将使我们在斯大林格勒地区的所有军队都陷于包围之中。我们必须阻止敌人在我防线南部的这一楔形攻势。

最高统帅部有计划地加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东南方面军的力量。从8月1日至20日，共向这两个方面军派去了15个步兵师和3个坦克军。但由于铁路通过能力有限，这些部队不能如期抵达前线。只有5个步兵师在8月20日之前到达卡查林斯卡亚地区，而各坦克军要在8月23日或24日才能抵达斯大林格勒郊区。由于顿河和伏尔加河的中间地带局势紧张，方面军司令员不得不命令这些刚刚开到的部队仓促投入战斗。即没有给它们划定在战线中的位置，又没有给它们时间进行战斗准备。

从统帅部预备队拨出的由M·C·克尼亚泽夫少将指挥的步兵第315师，在8月23日以强行军的速度前往戈罗吉什地区，以便在内围廓占领防御。当天下午，该师在行军途中，先后遭到敌机和从韦尔佳奇地域冲进来的敌军坦克的攻击。

由B·A·格拉兹科夫少将指挥的近卫步兵第35师，奉命在中围廓占领防御。但它的先遣支队23日夜间才抵达防线。在科特卢班车站以南，由A·A·斯托利亚罗夫大尉率领的先遣支队，与一大股敌坦克和摩托化步兵展开了战斗。敌人向我先遣支队的阵地发动了5次冲锋，均被打退。激战中斯托利亚罗夫大尉中弹牺牲。鲁边·鲁伊斯·伊巴露丽上尉接替了指挥职务。伊巴露丽上尉是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多洛雷斯·伊巴露丽的儿子，在这次战斗中身负重伤，英勇牺牲了。

鲁边·鲁易斯·伊巴露丽牺牲后被授予大尉军衔并被追认为苏联英雄。他的骨灰现在安放在英雄城市斯大林格勒。

近卫步兵第35师遭到敌军优势兵力的攻击，还未占领防御阵地，就被迫撤退到萨莫法洛夫卡地区。

为了消灭突入到伏尔加河的敌军，我军建立了两个突击集群。第1突击集群由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副司令员H·A·科瓦连科少将指挥，其编成内有坦克第4、第16军，步兵第84、第24、第315师。该集群的任务是，8月25日清晨向苏哈亚梅切特卡山谷方向实施突击。第2突击集群包括坦克第2、第23军，由斯大林格勒方面军装甲兵司令A·C·什捷夫涅夫中将指挥。该集群的任务是，通过契尔洛夫卡向叶尔佐夫卡突击。这两个集群的任务是，以协同的动作围歼在斯大林格勒以北地域前出到伏尔加河的敌军集团。

为了恢复顿河左岸的防御态势，方面军司令部发布了如下命令：坦克第4集团军左翼的近卫步兵第27师和第298师，从北面向韦尔佳奇实施突击，歼灭当面之敌，并推进到顿河左岸的下格尼洛夫斯基——韦尔佳奇一线；第62集团军的右翼，包括配属给该集团军的近五步兵第35师和坦克第169旅，向佩斯科瓦特卡进攻，并在日终前抵达韦尔佳奇——

佩斯科瓦特卡一线，在顿河左岸与坦克第4集团军会合。

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继续留在城内。为了便于指挥作战。8月26日，在小伊万诺夫卡地区设置了辅助指挥所，在那里坐阵的是方面军副司令员H·A·科瓦连科少将和方面军参谋长C·H·尼基舍夫少将。

由科瓦连科将军和什捷夫涅夫将军指挥的两个突击集群的突击，迫使敌坦克第14军转入防御。8月26日，在科特卢班地区的突破口只剩下一条4公里宽的走廊。　保卢斯被迫从空中向这个军提供补给。

在这以前，敌人已经组织了强大的反步兵和反坦克的火力系统。敌空军这些天活动得特别频繁，他们有步骤地轰炸和扫射我行进中的部队，使我军无法在白天有组织地准备和投入战斗。

我坦克第4集团军的左翼部队和第62集团军的右翼部队，实施旨在挺进顿河左岸的下格尼洛夫斯基——韦尔佳奇——佩斯科瓦特卡一线的反突击计划未能实现。

特别应该说一说这个时期的通讯工作。

战争的第2年，通信联络仍是我军的薄弱环节。德军所有部队都已配备了电台，而我军却仍以有线电话为主。电话经常出故障，于是不得不派出军官四处联络，而用这种方法指挥分散在开阔草原上的部队是非常困难的。

在敌军日益增强的压力下，我军被迫撤退。经常是印有“急件”字样的命令送到部队时，命令中要求守住的村镇已经失守；有时甚至被指定执行命令的部队也已经名存实亡。

在大军压境的那些日日夜夜里，市党组织的工作特别紧张。州党委第一书记A·C·丘亚诺夫领导的市防御委员会变成了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战斗机构。在工厂区，工人们组织了工人营来保卫自己的工厂。这些工人营的工人来自拖拉机厂、“红十月”工厂、“街垒”工厂和其他企业，他们舍生忘死地投入保卫城市的战斗。

数百名共产党员开赴前线，开赴斗争的第一线。对惊慌失措和贪生怕死的行为展开了无情的斗争。斯大林格勒市防御委员会发出告人民书：

“亲爱的同志们！

亲爱的斯大林格勒公民们！

狂暴的敌人已经逼近我们亲爱的城市。像24年前一样，我们这座城市又在经历着艰难的时刻。散发着血醒气的德国鬼子要闯进充满阳光的斯大林格勒，要玷辱我们伟大的俄罗斯河流——伏尔加河……

斯大林格勒的公民们，同志们！

我们决不让敌人侵占我们亲爱的城市，决不让敌人毁掉我们的房屋和亲爱的家庭。我们要在所有的街道上构筑起不可逾越的街垒，要使每一座房屋、每一个街区、每一条街道都变成攻不下的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