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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马聚源，脚穿步联升”的时代早已过去，但是这些如时间结晶般的老店，总让人记起他们远去的辉煌。

有时历史玩弄的把戏并不是消失或遗忘，而是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让某些东西存在。其实王府井最有欧洲风情的不是步行街，而是从1655年便矗立在这里，其后因地震、大火而多次改建的天主教堂“东堂”。现在“东堂”还是有固定望弥撒的时间，不过因为它古典的欧式建筑风格，使得这里成为拍婚纱照的绝佳地点，脑筋灵活的婚纱照业者，干脆在“东堂”外面放置一辆粉红色的古董车充当背景，这种宗教殿堂与香车美人结合的景象，就像德高望重的老人配戴粉红色领结一样，具有令人惊奇的喜感。

王府井的得名，据说是因为这里有王府还有水井。曾被湮埋的水井在1998年整修道路时重见天日，就位于步行街北端路西处。其实现在的王府井大街，曾被切割成三段，从东四西大街到灯市口大街称为王府大街，灯市口西街到金鱼胡同称为八面槽，金鱼胡同到长安街为王府井大街，“文革”时将这些路合并称为“人民路”，1975年更名为王府井大街。在袁世凯时代，王府井大街一度变成莫里逊大街，据说原因是这位英国记者曾撰文吹捧袁世凯，为了酬谢他，莫里逊所居住的王府井大街就改为莫里逊大街了。现在从老照片中，还可以看到莫里逊和他的中国仆人在住所前的合影，当然这个位于北京百货大楼南侧的宅子，如今已片瓦不留了。

不论是精神食粮或口腹之欲，王府井一应俱全。想要买书，可到王府井书店搜罗所需，喜欢尝鲜可到王府井小吃街与东华门小吃街，几个摊子下来，绝对酒足饭饱。这时再到东堂走走，便已是闲适充实的一天。

42　东单体育场历史的转折点

Dongdan　StadiumA　Historical　Turning　Point

文薛绶

图何经泰

邓云乡教授论北京的旧建筑，说：“如果有一问：旧时北京街上什么建筑最漂亮？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牌楼。旧时北京街道上的旧牌楼，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华瞻、漂亮的街头装饰建筑之一。国内有牌楼的城市虽多，但与北京是无法比拟的。”

引这段话只是为了吊胃口。邓教授说北京当年有大大小小三十五个牌楼，“可谓洋洋大观”。可是现在怕一个也找不到了。这涉及当年梁思成同当局的一段公案，说来忒繁，表过不提。但现在逛北京，例如走到东单牌楼的旧址，仍旧值得在附近走走。牌楼确是没有了，但在东单（“东单牌楼”的简称）十字路口北侧，有东方广场。这是李嘉诚投资的使北京比美曼哈顿的项目，当然可以一看。南侧，似乎只是一个运动场，一个街心公园。其实，这两处可说更有来头。希望路过东单的诸位，了解北京的“曼哈顿”之余，对这两处地方也切莫错过。

这一大片，原来是个空地。1948—1949年，京中战局紧张之际，这里被辟为机场。许多显要人物就从这里乘飞机南下，由此才开辟了海峡彼岸的一片天下，使中国当代历史造成了现在的这个局面。遥想当年，衮衮诸公乘机南行时是怎样的心情，值得后人探索。更有一些显要人士，拒绝南下，例如陈寅恪先生，至今还惹人研探其中因由。当年的进进退退，全发生在这一小片土地上，其意义岂不大哉！

再往前若干年，1946年12月24日圣诞夜八时左右，这里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北京大学先修班十八岁的女生沈崇离开八面槽她表姊的家，准备到平安影院看电影，走到僻静之处，突然被两个美国兵架住。这两个人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伍长皮尔逊和下士普利查德。他们把沈崇架到东单牌楼南侧的东单广场，大概即现今东单公园所在地。就在那里，沈崇遭到非礼。沈崇拚命抗争，大声呼救，路过此地的工人孟昭杰发现后，两次救助未成，便报警求助，才将皮尔逊等带到警察局。这就是抗战胜利后著名的“沈崇事件”。由这事件引起全国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更激起国共之间的激烈斗争。当时北京大学训导长陈雪屏在校内宣称：“该学生不一定是北大学生，同学们何必如此铺张？”也有人说沈崇是延安派来的特务。后来查明，沈崇不是无名之辈，而是清朝两江总督沈葆桢的后代，父亲时任国民党政府交通部处长。她本是胡适推荐入北京大学的。这才使得人们无话可说。

由沈崇事件引起的全国性的学生运动，可以说是国民党政府当年在大陆全面溃败的一个重要契机。历史学家金冲及先生因而称1947年是中国历史上的“转折年代”。

现在只能在这一小小的街心公园里见到几个孤独的老人在漫步。谁能想到，就在这个小地方，曾经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某个重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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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转而悲哀的向日葵

The　Drooping　Sunflowers

文张亦霆

图徐钦敏

那个人，我们都叫他毛主席，他去了很多年了，但我们还是有很多机会可以见到他：天安门正对国旗的画像，各种书籍，电视台的纪录片，或者干脆去天安门对面那个叫做纪念堂的地方，在那里我们似乎并不觉得是在看一个死人，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是毛主席。

我们大家都是凡人，饭一顿一顿地吃，觉一夜一夜地睡，有一份工作可以朝九晚五地无论怎样做点什么，有一间屋可以在不工作的时候待在里面胡乱搞点什么。（当然，凡人之间也有差别，有人吃得好，有人吃得差，有人睡得香，有人做噩梦，有人开奔驰，有人开步走，但这些都不算本质的差别，就像不管住别墅还是破草屋，反正一样都是胡乱搞点什么。）

毛主席也是凡人，他也要吃饭，睡觉，也有一份工作，就是当主席。他住得比我们好一点，这很正常。他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谈吐风趣，爱吃辣椒，他还是当时最好的诗人，大家都读他的诗，还把他写的文章背下来。事实上，我们把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背下来了，因为它们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就像普照大地的阳光，每一天都用得上；事实上，我们都认为他本人就像太阳一样，然后，我们都管自己叫向日葵。　　　　　　不知道毛主席当年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人并被人看，会不会觉得晕，那是十几万个被比喻成向日葵的年轻人，他们不停地跳着，“毛主席万岁”的喊叫声就像来自几万部轰轰作响的机器。这时从天安门城楼上往下看，看不到一个具体的人，但是能看到一个群体。组成这个群体的每一分子都有着惊人的一致性，汇合起来就成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群体，它看上去是如此令人震惊，以致会使人误以为它可以具有一切可能性。从这个群体里往天安门城楼上看，也看不到一个具体的人，但是能看到一个穿军装的人影，他就是毛主席，没有人会把毛主席想得很具体，因为没有人的想像力可以发挥到那个地步，我们最多只能像向日葵想象太阳那样，想象毛主席就像太阳那样无所不能。一个具有一切可能性的群体向着无所不能的毛主席发出令人心惊胆战的欢呼，毛主席威严／慈祥／欣慰地微笑着举起一只宽厚的大手，在空中频频挥动，有时那只手会轻轻一顿，短时间地停在空中，说时迟，那时快，具有高度职业敏感的小个子摄影师刚好按下快门，是的，在当时，一切就是那么天衣无缝。

也许，毛主席确实不是凡人。或者说，我们实在不愿把他当作凡人。就像F4的fans不愿把仔仔当作必须吃喝尤其拉撒的凡人一样，是我们让毛主席在同样的理想化氛围中羽化而登仙。

但是我们就不去多管仔仔的事了，我们接下来要说然而，理想似乎永远是现实的童年。在现实中，一共有两个毛主席，一个照常（并不是经常）出现在天安门的画像、书籍、纪录片和水晶棺里，以官方的身份延续其影响；另一个毛主席则经常在交通拥挤的民间无微不至地注视着我们，他被写在真真假假的毛家菜馆的招牌上尾码以红烧肉，或者挂在计程车司机的后视镜上神情饱满地悠来荡去，他为书商做广告，比如“毛主席最喜爱的XX书”之类，他还在潘家园旧货市场待价而沽，摊主守着他的主席像章、陶瓷塑像和邮票，与有此嗜好的收藏者尔虞我诈，最后皆大欢喜或一拍两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