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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具体措施是渗入、控制各级“会报”机构，提供情报，拟具对策，提供黑名单，参加联合逮捕，或者在捕后移送“会报”处理执行。

所谓“特种会报”是国民党党、政、军三方面统一步调，联合###的一个组织、指挥和决策机构，它始于抗日战争时期的1941年，原为“党政军联席会报”，抗战胜利后改名为“党政军干部联席会报”。

“特种会报”分甲乙丙三种（即三级），召集人和参加人各不相同，各级会报定期举行或临时召集，会后的日常事务由“联合秘书处”或秘书处理。

“党通局”的重大破坏活动都是通过“会报”组织来进行的。

1947年下半年，国民党政府政治、经济、军事状况更加恶化，蒋介石为了作最后挣扎，下达了“戡乱动员令”。

9月27日，蒋介石将陈立夫等人找去，召开了秘密会议，命令特务们在“戡乱动员令”下达后，要配合军警宪对共产党人、爱国民主人士进行镇压和迫害。

陈立夫领旨回来后，即通过“中央党员通讯局”向全国的CC特务下达了###命令，要求各地特务尽快行动，将当地活动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列入黑名单，与军警宪联合行动，将其逐一实行逮捕。

于是，特务们纷纷行动，采取各种方式进行调查、侦探、登记，致使全国大约有6万多人列入黑名单。

仅10月1个月，在上海等8个城市就有2100多人被杀害，如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就于10月29日被杀害于狱中。

因浙江大学是京沪杭地区学生运动的重要阵地之一，陈立夫对浙大十分注意，他多次电令CC派骨干，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委员罗霞天将浙大作为重点破坏目标。

罗霞天认为于子三是个重要人物，将他搞掉，可以给共产党以重大打击，于是，派出特务将于子三逮捕，并在浙江省保安处秘密杀害。

1948年，中统天津区长郭乾辉向“特种会报”提供黑名单，并参与行动，在南开大学逮捕进步学生10多人。

中统四川负责人先大启向“会报”提供黑名单，一举逮捕进步人士30多人。

1949年，中统特务先大启再次向“会报”提供黑名单，并派行动员陈国荣等参加行动，在成都逮捕石室中学教师刘骏达等多人。

这些恐怖的特务活动，都是由陈立夫幕后所指挥。

他表面上道貌岸然，说中统已经解散，中国不存在特务政治了，实际上，特务政治一直伴随蒋家王朝走向穷途末路，而且越是到失败之际，越是作困兽之斗。

偷梁换柱（3）

“中央党员通讯局”这块招牌无论怎样冠冕堂皇，也掩盖不住中统犯下的罪恶。

苟延残喘（1）

1948年，中国形势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发起更大规模的攻势，国民党军队被迫由“全面防御”转为“重点防御”，分别龟缩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东五个战场上而一筹莫展。

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在经济上、政治上也陷入全面危机之中。

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为了稳定人心，装出要“行宪”的样子，匆匆召开了所谓“行宪国大”，经过一番剧烈的明争暗斗，蒋介石当选为总统，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

陈立夫也居然当选为立法院的副院长，这年年底，他还兼任了行政院不管部部长，官运虽然亨通，只可惜蒋介石的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中，他的高官也当不了几天了。

蒋介石当了总统，不得不玩弄一些“还政于民”的把戏，实施所谓“宪政”。

但实施宪政后，国民党的党务经费就不能再在国库开支了，庞大的中央党员通讯局这个包袱太大，尽管陈立夫搞了些外延单位，最终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因此，党员通讯局不得不再次改组。

这时的陈立夫由于当上了立法院副院长，对党员通讯局的改组他积极赞成，并很快付诸行动。

但对于中统这摊人马，他是绝对不会放弃的，他仍然采取上次的办法：换汤不换药，将中统想办法塞到行政部门去，以解决经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