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进入了小字辈唱大戏的时代,这从一个侧面反证了姜维的孤独。
当然姜维的孤独不仅于此。孙权离世,吴国方面陆逊、诸葛瑾也都已亡故,国政由太傅诸葛恪主导,诸葛恪立孙亮为帝,改元建兴元年,一时间“吴国向哪里去”成了很多人关心的问题,也成了姜维关心的问题。
孙权在时,吴蜀联盟虽然有些各怀鬼胎的意思,但关键时刻好歹还是能帮上点忙的。现在孙权去了,一朝天子一朝臣,新朝天子新主张,吴国的外交方针究竟呈现何种变化,事关蜀国的北伐大业。
所以姜维还要再等待,等待时局的进一步明朗。
计划不如变化快
司马师和司马昭听说孙权已死,开始摩拳擦掌,准备起兵伐吴。尚书傅嘏却深怀忧虑。
东吴是那么好打的吗?当年曹操费了多大的力啊,结果在赤壁抱憾而归,从而鼎定了三国分治的基础。
这一切只因为那条江——长江的存在。
长江之险,成就了东吴数十年的基业。所谓人定胜天,到头来只是个虚幻的口号,麻醉了魏国的几代领导人,令他们屡战屡败。
并且,还将继续麻醉下去。眼下司马师和司马昭的摩拳擦掌,就是被麻醉的明证。
尚书傅嘏劝他们魏吴两国“不如各守边疆,乃为上策”。意思是一动不如一静。
司马师和司马昭藐视了他。理由有二:
一、天道三十年一变,魏国走强吴国走弱已是不争的事实;
二、孙权死翘翘了,孙亮又是个没用的主,此时不大干快上有所作为,对不起老天爷的苦心安排。
便大干快上有所作为,司马师兄弟出兵三十万,分三路进攻东吴边界,意欲一举踏平吴国。
但是接下来在东兴发生的一场战争令司马师兄弟大跌眼镜。东兴是东吴的战略要地,东兴若有失,则南郡、武昌危急。因此吴国太傅诸葛恪非常重视东兴保卫战,他听说魏兵分三路而来,便聚众商议东兴守备事宜。
东兴保卫战,诸葛恪出的是险招。
他令丁奉率领三千水兵,分乘三十只船,往东兴进发,自己随后引大军跟至。
魏国征东将军胡遵则引十万兵攻打东兴。
但胡遵并没有攻打丁奉所部,而是选择了喝酒自娱。
在他眼中,只看到了丁奉的三千水兵,没有看到更多。等他真正看到东吴大军时,一切都已经晚了。
的确,胡遵的眼光就像我们中间的许多人,以为眼前的世界就是全部的世界,以为现在就是将来、就是永远,却不知世事是有后手的。世事后发先至,鼠目寸光的人往往措手不及,束手就擒,一切也就戛然而止了。
包括司马师和司马昭的南征计划。
他们这才知道,天道三十年一变,变的不仅是对方,也包括自己。而变强变弱并不是自己说了算,要老天爷说了算。
老天爷这次分明站在吴国这一边。起码长江这次依然站在吴国这一边。
这真是一条有立场有原则的江。几十年前,赤壁之战时,长江就帮了吴国不少忙,这一次,它依然在帮吴国的忙……
东兴战役的彻底失败让司马师和司马昭选择了全身而退——南征计划流产了。
事实上在心里,司马师和司马昭并不承认自己败给了对手,只是败给了一条江。
一条不识时务的江。
司马昭兵败北归,诸葛恪则引兵二十万,乘势进取中原。
与此同时,他派人给姜维送快递,请求他出兵攻魏,以成两面夹击之势。作为回报,“许以平分天下”。
这应该说是一桩期货交易了。
交易的是未来,一种可能性。
诸葛恪相信未来是属于他的,而他现在在做的事是“宜将胜勇追穷寇”。
却遭遇了一座城——新城。
新城不新。只是它一直以来都叫新城而已。新城的重要性在于它的战略地位。它是魏国的总隘口,新城在,魏国在;新城破,魏国破。万千干系系于一城。
但新城却易守难攻。
诸葛恪一连数月攻打新城,不下。唯新城东北角摇摇欲坠,将陷未陷。
这样的时刻,守城将军张特派了一能言善辩之士过来告诉诸葛恪,说魏国的法度是:若敌人困城,守城将士坚守一百日而无救兵至,然后出城降敌者,家族不坐罪。现在将军你围城已九十多天,希望可以再宽容几日,凑够一百日,到时张特将军将尽率军民出城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