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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2页）

南朝的刘宋也有过一次信贷上创举，在宋、魏大战时，军费不够，文帝刘义隆下令，江南四州凡是家产满50万的富户和财产满20万的僧尼，都要把家产的四分之一借给政府打仗用。

——你们富裕了，也为国家尽点责吧！朕就拿江山作担保，总可以吧？

当然，那时候的王朝毕竟是“地主阶级代表”，不可能都是菩萨心肠。在高利贷方面，王侯、官僚对百姓盘剥得很厉害。

宋文帝有个儿子在荆州，用短钱一百借给平民，收回时要偿还最好的白米一石，值一千钱，而且只折成钱收回，不收米。那不是1000％的利率？吓死人！

还有北齐的末代幼主，向民间征用物品都是早上要、晚上就要收齐。经办的官员就趁机敲诈，借钱给人民去火急置办东西。但借给你的钱，注意烫手——都是借一还十，也是1000％的利！

百姓之苦，有时连皇帝都看不下去了，北魏孝庄帝就曾下诏，免去所有的民欠官债，无论是一钱，还是上万，都一笔勾销。可是他只能免去官债，对民间的债务就无权干预了。

南北朝在信用事业上还有一大创举，那就是人们终于有个机构可以贷款和存钱了。

在汉朝，民间的借贷都是个人之间的事，放款业务也是商人的行为，没有哪个机构愿意揽下这个事。

第七篇　南朝四百八十寺富得流油（11）

存款业务更是没影儿，都用扑满。大富豪的钱多，一百个扑满也装不下，就挖地窖，用窖藏。

至于两晋时期，国家连钱都懒得铸，信用事业当然也就没什么起色。

而到了南北朝，一切不同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信用机构产生了，这就是寺庙。

佛教在传入中土后，运气特别好，深得皇室和官僚阶层的青睐，小老百姓对它也很痴迷——大家都要有个信仰嘛。所以寺庙享有许多特权，比如免税、免役，经济上的负担比任何人都轻。

寺庙不仅花的少，收入也多。上至皇帝下至地主、商人，为了表示虔诚，无不争相向寺庙施舍土地和财物。这些土地，又可以转让或出租食利，正符合了“富者更富”的马太效应。

寺庙长年累月就这么只进不出，当然都富得流油。和尚们过得再奢侈，因为受到教规的约束，消费还是很有限的。

这大量的钱白白窖藏起来，不是极大的浪费吗？怎么办，放债！于是寺庙作为一种中介性质的组织机构，就开始面向社会，进行规模化的放贷。

资金要盘活，和尚们要富起来，他们自己就兼做银行职员。

——佛当然是慈悲的，但那时候佛的信徒不一定事事都讲慈悲。

在我过去的印象里，古代应该是寺庙向社会施舍才对，但实际情况正好就是倒过来的。南北朝的寺庙放贷，一开始还带有赈济性质，扶贫济困什么的，到后来抵挡不住利益的诱惑，基本上成了放高利贷，重在取利，而不是行善。

他们在言与行之间的矛盾之处，当时的人并不以为有什么荒谬。

寺庙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办理贷款业务当然比私人方便，渐渐地就有了信誉，客户网络也遍及各处。有的地主、官僚、王侯也有钱多了没处用的苦恼，于是也来委托寺庙放款，寺庙从中收取一定的管理费。

这么一来，寺庙就具有了储蓄银行的功能。钱多，就请往我这儿放，信誉可靠，还能生利。

据记载，南齐的招提寺和南梁的长沙寺，都有一个叫做“典质”的部门，又称“质库”，专管放款。不过这个典质，究竟是当地士绅充当法人呢，还是寺庙本身就是法人？弄不清楚，反正是由寺庙在经营管理。

典质开展的业务分为两种：抵押贷款和质押贷款。

这里要给大家形象地解释一下，两种业务的区别——

抵押主要是针对不动产，比如有人要想寺庙借款，就把自己的房子作为债权的担保，一旦还不上款，房子要归债权人（寺庙）所有。在借款和还款的过程中，借款人的房子产权是不用变的。

这跟现代银行的抵押贷款一模一样。

可是质押不同，质押是针对动产的。比如借款人把自己的一床被子交给债权人（寺庙），作为债权的担保。要是还不上钱，这床被子就甭想拿回去了，寺庙愿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这一说，大家就明白了：质押原来就是典当，质库就是最早的当铺。

在南北朝那个时候，有很多东西都可以拿来质押，比如黄金、衣服、首饰、牲畜等等；要想借小钱的，拿一束麻来也行。

我们说过，在南北朝粮食布匹也是货币，所以谷帛也可以放贷。当然在还贷的时候，寺庙是一定要“多收三五斗”的。

整个南北朝期间，信用机构仅有佛教寺庙一家，别无分店，政府也没来插一手。

寺庙放贷虽然图的是牟利，但有了典质，毕竟是大大方便了群众——谁没有急着用钱的时候呢？把自己的东西拿去庙里典点钱出来，总比向亲朋借钱看白眼强吧？

有了寺庙这个融资中介机构，古代中国的金融业，到此就已基本完备。

读史时我常有这种感觉：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的种种活力，真是令人惊叹！他们精神物质两手都抓，两手都很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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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　且看大唐“元宝”究竟是何物（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