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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当地人介绍，黄家当时修房子时，村里的人给他家帮工，但房子盖好后，黄家却支付不了工钱，人家便把黄光裕母亲喂的那头老母猪赶走卖了抵工钱。那时，黄光裕才14岁。

为了分担家里沉重的负担，兄弟俩一到节假日便到附近的乡镇街巷去捡拾一些塑料瓶子和旧书报，然后卖给废品收购站，运气好时一天可以赚个两、三块钱。虽然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但家里的气氛一直很好，从未陷入愁苦之中。

大哥黄俊钦是一个内向而聪明的人，从小对组装电器着迷。有一年春节，他花了200元钱买了一个电视机屏幕和一堆相关的电子配件，在大年三十的晚上鼓捣了整整一宵，初一的早晨全家人一觉醒来，竟然惊喜地发现：他们可以用黄俊钦组装的电视机收看电视节目了。因为有这门无师自通的手艺，两兄弟在十几岁时，便常常跑到镇上去收买旧电器，修好后拿去卖钱。而这种对技术的痴迷和天分，一直伴随着黄俊钦以后的商业生涯。

因为商业气氛浓厚的原因，所以当地的大人一般都会支持自己的孩子去做点小生意，即使是捡废品、修旧电器之类的让很多人不屑一顾的事情。而这种最初和最简单的商业实践活动，却为黄家兄弟带来了巨大的喜悦和成就感，让他们从此和做生意结下了不结之缘。

据中学时的老师介绍，黄光裕兄弟俩读书的时候都很聪明。1985年，黄俊钦只差半年便可入读大学，但因为不愿因此加重家庭负担，便带着还未念完初中的黄光裕，北上创一番事业。他们走时，还带着一堆修好的旧电器，准备卖了做路费。

读书太少成为黄光裕日后的一件大憾事，直到成为首富后，他仍对此耿耿于怀。他的一位前助理曾透露，黄光裕一直不愿在公众场合露面，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对自己缺乏正式教育而感到难为情。这也让他对知识和教育充满了崇敬之心。黄光裕最欣赏的人之一是自己的老乡李光耀。李光耀原来是难民，但经过自己努力，坐着豪华游轮头等舱去美国上学，后来还当上了新加坡的总理。黄光裕曾经感慨：“有知识成功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二，无知识成功的可能性是万分之二。”

但有时候，黄光裕对此又表现出一种心里不平衡后的激愤。他有句名言，“知本永远给资本打工”。他曾对自己手下某位拥有高学历的高管说：“你为什么要成为博士呢？那是因为你内心恐惧，然后你才去读博士。读博士是为啥呢？是为了能去打工，归根结底你是想去打工。”

成名后，在黄光裕的简历上，如此介绍他的学历：1988年7月…1992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一分院学习。但在网上查询，已经没有了这所学校。可能的情况是：人民大学和其他一些大学一样，曾应珠海市政府的邀请，去珠海办校区，后来因为*的一场变动，各大学的珠海校区几乎“全军覆没”。也许是在少年求学方面留下了莫大遗憾，让黄光裕在条件稍有好转后，便寻求一种知识和心理上的补偿。在创业初期的忙乱和艰辛中，这种努力突显了黄光裕性格中勤奋向上的一面。

而在社会这所大学校中，黄光裕却是一个“成绩优异”的学生，学习到了许多谋生和发展的经验、本事。

黄秀虹在谈到她两个哥哥时这样说：“我这两个哥哥都有相当的智慧，只不过智慧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我大哥是我们家里最敬业的，比二哥还敬业。有的人的确又会挣钱又会玩，但我们一家都属于只会工作不会玩的。”

现在，黄光裕的住处之一，是位于自己开发建设的楼盘、北京西二环鹏润家园豪苑顶层，为400平米的复式单位，市值约400万元人民币。而小时候一家六口蜗居的斗室，现已残破不堪。

穷困中挣扎的黄家，选择上帝作为皈依对象

除了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以外，对这个家族起着至关重要影响的，还有宗教信仰和一些朴素的乡村习俗。

在黄光裕出生的铜孟镇上，便有一座闻名粤东的佛教古刹……灵山寺。灵山寺创建于唐代贞元七年（791年），创建人叫大颠禅师，是禅宗南宗六祖惠能的三传嫡孙。据记载，大颠禅师“门人传法者，众至千余人”。当年韩愈因“排佛”被贬，到了潮州后便很快与高僧大颠结成好友，两人过从甚密。而大颠禅师93岁在灵山寺无疾而终后，留下了一个千年未解的“舌镜之秘”……在圆寂一百年以后，人们打开了他当初坐化的大缸，发现唯余一块硬舌根和一面铜镜。

另外，在铜孟镇上还有一座乐善善堂。据当地地方志记载，它创建于清咸丰年间，与普济庵连为一体。善堂在解放前做了不少善举，解放后停办，1980年又恢复善务，1984年在旅外侨胞捐助下进行修缮扩建。等黄氏家族成为天下巨富后，也参与到了当地的慈善事业之中。

但对黄氏家族思想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天主教。与中国的许多商人不同，黄光裕像其他潮汕人一样，对政治表现出了相对的冷漠，并没有加入任何政治团体。他曾经告诉英国《金融时报》的记者：“即使我想入党，我认为自己也不合格，因为我是一个天主教徒。我的家庭有长期的天主教传统，已经有好几代了。”

据当地宗教史料介绍，早在清顺治七年（1650年），便有西班牙多明吾会派传教士来到潮汕地区从事传教。在晚清时期，因为国力衰弱，而且汕头地区灾害不断，尤其是光绪年间更曾经发生过严重的大地震与海啸，这使得贫民的人口急剧增加。而此时传播的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正好迎合了他们在精神和物质方面的双重需要。当时的圣餐仪式，并不像现在的教会一星期举行一次、饼与酒只是象征性的，原来而是一星期数次，某些教堂更甚至是一天几次，而且圣餐用的无酵饼与葡萄汁或酒分量很大，足以让人吃饱。有些人虽然不相信教义，但仅仅为了饱肚，也会常常跑到教堂里去。所以，在潮汕地区，人们至今仍然习惯把信仰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称之为“食教”。

在穷困中挣扎的黄家人，同样选择了上帝作为自己皈依的对象。黄光裕一家是村内的首批信徒，四兄弟姊妹均已受洗。

黄光裕的父亲成年累月在外面奔波，经常是一个多月才回来一次，于是母亲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她在黄家兄弟姐妹的成长中起着非常重要的启蒙作用。

在《105亿传奇……黄光裕和他的国美帝国》一书中，曾婵贞被描述为一位勤劳、坚韧而又充满乐观情绪的母亲。她认为，即使生活再贫苦，可每当听到孩子在叫妈妈的时候，看他们笑的时候，看到他们会坐了、会爬了、会走路，看到他们慢慢长大，这就是做母亲的最大安慰。

信奉天主教的母亲，牢牢记住了《圣经·缄言》中的一句话：“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

母亲从小对四个子女进行正确的金钱观教育。她告诉小孩子：钱，就是一张纸，可能是很有用的，也可能没用。你把纸币揉碎了，扔在地板上，就跟一张废纸一样。但是，你如果把100块钱用好了，就有可能变成1000块、10000块。

母亲在家做手工活的时候，黄俊钦、黄光裕兄弟俩常常利用放学后的空闲时间帮她一起做。母亲便手把手地告诉他们，做一件东西可以换回多少钱，让他们记下用劳动可以换回多少金钱。等这些东西换回来钱了，母亲又告诉他们：这是我们一起努力的结果，没有这种努力就得不到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