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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年我父母每学期给我90元，平均每个月20不到；此外学校还有一个贫困生补助，我是班上最穷的学生，每月补助12元；这样加起来，每月生活费30多一点，照说可以勉强对付了，但我偏偏又爱喝点酒，于是就难免左支右绌。

在我们80届作曲系的学生中，我大概是第一个献血的人。500毫升哪，许多同学都不愿意献，怕亏了身子。我不怕吗？也怕，但还有叫我更怕的。

后来有领导表扬我“发扬了风格”，我在下面暗暗好笑：什么“发扬风格”，不就是为了钱吗？你想，献一次给70元，还有罐头、白糖，外加学校补助的饭票什么的，多大的诱惑啊！血献出去了还可以再生，可钱花出去了会再生吗？实际上，从了解到这些条件的最初一刻起，我就决定了：70？操，我去！

当然我不会、也不能说出我的真实想法，那才真叫不讨好呢。我只能自得其乐。

钱还没拿到就已计划好了：或者星期六或者星期天，谁也不告诉，悄悄走；一斤涮羊肉俩烧饼，外加二两白酒，肉吃完，汤喝尽，一点都不留。这还不到5块钱，余下65，慢慢贴补吧。

唉，那时真是苦哇。唯一的浪漫事儿就是喝酒。据说在我来之前，天津音乐学院的学生从来不喝酒，我算是这方面开风气先的人，当然是坏风气——不仅一人喝，还带着一帮人喝，而且一喝就喝到早晨四五点；去处必定是火车东站，那儿的小馆子通宵营业，别处没有。常常是晚十一点开始在宿舍里点数，还没点完就走人，想到热腾腾的饺子就二锅头，耐不住啊。这是说人多的情况；想涮羊肉了就只能一人悄悄去，否则谁付账就会成大问题。

我开这个风气，好酒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是要借酒浇愁，借酒逃避，这又是那些“跟风”的同学所不能理解的了。

入学的第一学期大概有十几门考试，我半数以上不及格，为什么？语言不过关，听不懂。我那点儿汉语，吃吃饭、聊聊天还可以，听课就不行了；老师又不能单照顾你一个人，感觉中常常是“哗”一下过去了，我还什么都不知道，像鱼被晾在沙滩上那样，只能干瞪眼。

不只是听，还要写。这我就更不行了。一下子写那么多汉字，还不如要了我的命。

专业课还好一点，我最怕的是哲学、政治经济学之类，尽是抽象的、艰深的理论术语。记得政治经济学老师为了让我明白“生产力”和“劳动力”这两个概念的区别，真是说干了唾沫，可我横竖就是搞不清楚它们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在我看来，既然“生产”就是“劳动”，那么“生产力”当然也就是“劳动力”，一码事儿嘛。我就这样从特别弱的角度来理解。

闹不懂又要应付考试，许多课就只好死记硬背。死记硬背太苦，那就另辟“捷径”。

我们班的班长是个女生，党员，生得特老实，一看就是个乐于助人的人。我是少数民族，汉语这么差，她似乎也有帮助我的义务。

于是每次考试前我就去找她，说是一起复习，其实是一边复习一边说好话，时不时地还送她一块巧克力，特大的那种。我的话都是说在明处，我说考试时我就坐在你旁边，我不会百分百抄你的，只抄一部分；要不然我会不及格，那样大家都不好看。她也聪明，笑而不答。

一次两次不打紧，次数一多，老师就看出来了，当然就生气。

那天考什么不记得了，好像是艺术概论，反正是玩文字的；主考老师一进门就说：腾格尔，你坐那边去，别老挨着人家！我就笑，假装没听见一样，还是稳稳地坐在那里。

这时全班同学都笑起来，包括女班长在内。老师急了，就指着她说，那你起来，你到那边去！她当然就起来，可我跟着也起来了。

我们坐的是那种右手边镶了一块木板的椅子，端起来很方便，于是我就端着跟在她后面，她坐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我一边跟一边对老师说心里话，我说求求你了，就让我坐她身边吧，否则我绝对不及格。我保证不会全抄，就抄那么一点，我保证！

全班同学笑得更厉害了，简直就是乱成了一团。最后老师没办法，只好将就我，也是一种精诚所至吧。

可你们说说，我这么像把活椅子，被自己厚着脸皮端着，在班长身后跟来跟去，包括忍痛从酒钱中抠出买巧克力的钱，容易吗？

天地有大德：说说我的父母亲（1）

在好莱坞余卓别林为伴

我非常欣赏作家张贤亮的一句话。他说：世上最难过的不是思念，而是没有可以思念的对象。最初读到这句话时我感到心里直发疼——当然不是心疼自己，而是心疼他，心疼这句话。那一瞬间我被这句话，更准确地说，被这句话所激起的满腔思念涨得满满的——我是说，我有太多的思念。

正是怀着同样的心情我写下了《天堂》。这首歌的关键词是“我的家”，因此也可以说，“天堂”就是“我的家”，反过来也一样。

从词面上看，我写的是大“家”，是故乡；我爱这大“家”，我爱故乡。但如果没有我对我那小“家”的爱，如果心里没有那一份浓得化不开的亲情，我敢说我肯定写不出这首歌，就是写出了也唱不好结尾时那辉煌的高音。

是的，“我爱你，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天堂，我——的——天——堂”！

我父母生了我们姊妹五个，可以说个个成材。我大姐前面说过，很早就是我们县乌兰牧骑的骨干。她的文艺才华不仅直接影响了我，而且也影响到我的两个妹妹，一个学了大提琴，另一个歌儿也唱得特别好。我哥后来一直在内蒙古交通厅工作。

这事不仅别人，就是我们自己聚在一起时说起来，也觉得真是有点奇：这么一个草原深处的穷乡僻壤，这么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家庭，五个孩子，却一个是一个。当时我们那儿的人，能到县里就不错，到呼和浩特已是凤毛麟角；而我们家的孩子不仅到了呼和浩特，而且到了北京，姐姐和一个妹妹甚至去了国外，还在那里定居。额尔和图的蒙古孩子怎么会在美国定居了呢？

别人都说是孩子争气，但我们却认为，我们能走到今天，取得这样的成绩，和父母的关系极大。一个人平生行好行坏，必有某种回报。我父母肯定都是积了大德的人。

在性格上，父亲对我的影响更大。他应该算是我们镇上最大的知识分子了，年轻时曾在宁夏专门学汉语，后来又去傅作义的军官学校呆了几年，最终是作为翻译官派到我们那儿去的。他到现在给我们写信，用的还都是繁体字。

听我舅舅说，我父亲年轻时也是一风流人儿，戴一顶礼帽，架一副眼镜，说话慢声细气的，特派。一帮人在一起喝酒，喝着喝着，他就会突然冒出一大串汉语来，谁都听不懂。那感觉，相当于一帮汉族农民聚会，突然有人站起来大讲英语。

父亲内向而温和，平时话不多。但最能说明他这个人的还不是内向，而是宽容。他的温和来自他的宽容。对我们的选择，他从来没有说过“不行”，至多是叼着烟一声不吭，那就表明他有不同看法。不过，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决不会把他的看法强加给我们。可以说，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他让我们最大程度地享受了自主和自由。

“文革”中造反派说我父亲是国民党特务，整他，打断了他两根肋骨，那个气受大了。据他说忍无可忍时也曾想到过自杀，可再想想又不敢：五个孩子呢，自己死了孩子怎么办？只好硬挺了过来。

后来镇上两派武斗，互相用长矛乱捅。有一次又打起来了，我妈对我爸说，咱们赶紧跑吧，要不没准儿遭殃。可他就不跑，说怎么会呢？我一文化人，又不惹他们。结果真被捅了六刀，所幸都不致命。

当年整我父亲的人一直都在，就在我们镇上。我们都知道这件事，别说看到他，说起就气愤得不行。一次我和我哥——那时我们都已足够大——喝了点酒，冲动之下就决定去打他一顿解气；我爸就急了，拼了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