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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当中学生很苦，主要是吃不饱。中午窝头，晚上馒头，可我们县一中有六七百学生，就算钱不是问题，也只许买一个，多一个都不行。我常常是没到中午便饿得头晕眼花，可吃了午饭还照样觉得饿着。有时实在顶不住了，想改善一下，就去县政府的第一食堂，那里卖粉汤，两毛二一碗，相当于现在的大鱼大肉。

我哥为了安慰我，就请同学去买了一碗粉汤。

第二天我妈得到消息急急赶到，疯了一样在校园里把校方大骂了一通，说我的两个儿子以前都是好学生，怎么到了你们这儿就变坏了！那个吵！好多学生都围着看热闹，足有二三百人，像搞运动一样。

我和我哥不敢露面，只能躲在一边哭。

出完了气，我妈一把扯过我，就带着我回家了。

回到家里气氛那个凝重。我的两个小妹平时一见我回来都亲得不行，这次见我和妈妈都阴着脸，心知二哥有难，吓得连大气儿都不敢出。

十四岁，自杀未遂（2）

吃完晚饭我早早就睡了，其实是醒着躺在炕上。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就听我爸问我妈到底出了什么事？我妈没好气地说：把自个儿当毛主席，然后想自杀！死就死呗，可又没死了……

当时我那个难受啊，可也只能在心里流泪。

我可能属于那种有自杀情结的人，遇到心里有事过不去的时候，很容易动这方面的念头。当然有认真的有不认真的。到目前为止，认真的至少有三次，但还是数14岁那次最认真。

那天如果不是我哥阻拦我，我肯定会上到影剧院的顶上；至于会不会真的往下跳，现在我只能说不知道。

不过回头去想，潜意识中恐怕还是不想死，希望有人阻止我，否则我就不会将遗书交给班长，在去影剧院的路上也可以骑得更快些。毕竟才14岁，花季刚刚开始嘛。

据说心理学上有一种观点，认为自杀是人人都会有的潜在生命冲动，并且像出麻疹一样，迟早要出一次；出了，就好了。

我衷心希望这是一种科学的观点。

命运之神向我伸出了爱的手

那次自杀未遂事件对校方起了明显的吓阻作用。他们没有处理我，连检查也没再让写，但我“好学生”的生涯就此也走到了尽头。

一方面，从那以后学校对我变得非常冷淡，比如我想请假，搁以前老师肯定会问为什么，还会提醒我星期几有什么课，现在，得，只一句话：行，你走吧！就是不管也不想管的意思。

另一方面，我对学校也彻底失去了兴趣，不可爱！没意思！想上学的那份心是一点也没有了，慢慢甚至发展到自暴自弃：好，你们不管我，我也不管自己。就一个劲地请假。有时明明只请了两天假，可总要在外面混四五天才回去。

不用说，这样较劲儿对抗，吃亏的总是我，那个郁闷，天天心里只盘算一件事，就是怎么离开学校。

家里人看我这样都挺着急，特别是我姐姐，她说再这样下去，这孩子就废了；不行，得有个什么法子变一变！

我姐当时在县里的乌兰牧骑当演员。那时的乌兰牧骑可是不得了，风光得一塌糊涂。“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轻骑兵”嘛，“无产阶级艺术的王牌军”嘛，哪像现在，只落得个给领导唱唱“堂会”陪陪酒的份儿？现在有的领导那叫“谱”，简直就是过去的王爷。

我们县的乌兰牧骑是全区最好的，我从小就看。我们那里71、72年才装上高音喇叭，偶尔能看到电影也是那几年的事，因此在很长时间内，看乌兰牧骑演出是我们唯一能过得上的文化生活。

我看乌兰牧骑其实就是看我姐姐，瞅着她在台上又唱又跳又演奏，心里那叫个骄傲。

当然不止是骄傲，还有羡慕。

那是个人人都在大谈理想的时代，但谈出来的千篇一律，全都又大又空。真要说理想的话，15岁前我的最高理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当上乌兰牧骑！

也是天意，由于在学校落魄，我的理想无意中撞上了我姐的心思。

那时内蒙古艺校招生，老师下来时都是乌兰牧骑接待。这一年——1975年——又来了，我姐就向老师推荐我，说我如何聪明，学习如何好，等等。面试时老师让我唱歌，我唱了两首民歌，其中一首就是前面说到的《送亲歌》，但似乎没有给老师留下深刻的印象；好在我还会打一点扬琴，就又打了会儿扬琴。

说实话，考完后我并没有心存什么期待，也不知道姐姐在不住地为我跑腿，想办法“开后门”。

结果就是那天姐姐突然来学校找我，说你考上了！

我开始有点犯迷糊，等明白过来后那叫大喜若狂！要知道当时县一中对我来说差不多相当于监狱，你说，还有比突然让一个囚犯逃离监狱更让他高兴的事儿吗？

我是站起身就走，跟谁都没打招呼，直接就回了家。宿舍里的学习和生活用品，包括被子啊，褥子啊这些大件头，也都顾不上拿了，统统扔下了。逃啊。

就这样，在我心理上陷入绝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