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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私心里我还有个想法：能得到珠拉，是命运对我这许多年努力工作的奖赏。要不然，一个小我18岁的美女怎么会爱上我？

有朋友担心：你找了一个这么小的老婆，将来老了可是要受罪呢。说实话，我真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我自认我目前还算得上身强力壮，一个身强力壮的人找一个年轻漂亮的老婆，不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吗？我不想说什么“永恒的爱”啊，“一辈子爱你”啊这类听起来煽情，其实是不负责任的话，至少我不能因为怕老了以后怎样就放弃目前的幸福和追求。至于老了以后是否真的会受苦受罪，上帝自有安排，咱们走着瞧。

我敢这么说，当然还是因为怀有一份自信。其实换个角度，我们这样搭配，也可以说把“少年夫妻老来伴”两头都占了。

眼下珠拉在我们团当舞蹈演员，长项自然还是蒙古舞。跳舞是门吃“青春饭”的行当，但我丝毫也不为她的日后担心。既然说她是命运对我的奖赏，可见她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和份量。怀着这种近于感恩的心情和她生活在一起，每天都是永远，我还担哪门子心呢？

我父母对珠拉挺满意。对他们来说，我和珠拉的结合算是了了他们的一桩大心事。老人不在乎你在事业上有多么成功，他们在乎的是你是否生活得幸福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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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拉：这么多年努力工作的奖赏（2）

我们的婚礼举办了两次，都相当隆重。在家乡的那次完全遵从传统的蒙古习俗，也不容易呢——别的不说，到了珠拉家那边，见到年纪长于她的，我得一律磕头、敬酒，那叫个多，记都记不清。长辈也就罢了，那些年纪介于我俩之间的，哪怕只长她一岁，我也得磕，也得敬，也得“哥”呀“姐”呀地叫。有什么呀，不就图大家开心吗？我说“大家”，也包括乡亲们在内。他们对我有点溺爱，当然也就有权共享我的喜气。

回到北京，在国家民委的多功能厅又举办了一次，是我们团出面操持的。那天真是热闹，盛装、放鞭炮、踩气球、跳舞。国家民委李主任为我们主婚，团里的历届领导、许多著名的艺术家都出席了。各界朋友也来了很多，但最令我高兴的来宾还是北京林业大学的校长，他借此正式邀请我做他们学校的“绿色形象大使”。对我来说，这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祝福，而珠拉比我更有理由站在这祝福的中心。

艺术界的不少朋友都即兴表演助兴，我和珠拉也跳了日本舞。下来我悄悄地对她说，珠拉，我们应该尽快生一孩子。名字我早已想好了，不论男女，都叫“嘎吉尔”：嘎达梅林的嘎，成吉思汗的吉，腾格尔的尔，特来劲儿。

真的，这名字我早在十多年前就起好了。它很快就将找到自己的主人。①　在蒙语中，“嘎吉尔”的意思是“地”。这将是我和珠拉共同的大地。我们三个，一天一地一神灯，还有比这更美妙的组合吗？

①　现在它确实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主人。2004年11月24日，我亲爱的小女儿呱呱坠地。大喜之际我也不免叹息：唉，怎么写一本书比生个孩子还难！

我怎么净碰上了些好老师（1）

我是个敢于并善于改行的人。回顾一下：初入艺校，我学的是舞蹈，三个月后改学三弦，第二年又迷上了作曲；毕业留校，我教的是三弦，可到中国音乐学院进修的却是指挥；我考取的是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板儿正的五年本科，毕业后进中央民族歌舞团，职务是指挥，却以唱歌成名，并最终成了一名专业歌唱演员。

这样折腾来折腾去，虽说总不离艺术圈子，但听起来还是有点过份。有人说我净“不务正业”，我认；不过你也可以说这是一个不断寻找自己，寻找非己莫属的“正业”的过程。

那么现在我算是寻找到了吗？好像是找到了，但也不敢说死。世界也好，人自身也好，都有太多未知的东西，难以预料的东西。比如退回去三五年，我就不知道我会写这本书。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说到这个不断寻找自己，寻找非己莫属的“正业”的过程，就不能不说到我的老师。我写下这句话时，内心充满的是一种莫名的感激。

我不想虚言他们在专业上给了我多么大的指导，我所要感激的比这更加宝贵，即对我精神上的理解和支持。说来这也是一种缘分，有时不免就想：我怎么净碰上了些好老师！

内中我特别感激的有两位，分别是我在内蒙艺校和天津音乐学院的主课老师，一位叫呼力亚其，一位叫冯国林。他们的共通之处在于：都给了我足够大的自由空间。

在艺术院校里学习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个性特强的老师，往往会有比较深的门户之见。我在天津音乐学院时教复调的老师就是这样。他在这方面也许是国内最强的，但特别霸道。你必须照他所说的那样写，否则马上给你改掉。

从专业培养的角度说，我赞成严格，但限制过死就是另一回事了。那样一来容易窒息灵性，二来会影响学生潜能的发挥。

我在内蒙艺校，改学三弦已经是给了我面子，结果时间不长，我又迷上了作曲。照说呼力亚其老师完全有能力制止我：你三弦还没学好，学什么作曲啊，而且是自己在那儿瞎琢磨？但是他没有。不但没有，还很支持我，要不然我恐怕也写不出那首《节日的鄂尔多斯》。

那时对作曲感兴趣的同学并不是只有我一个，在一起相互比，较劲儿啊，包括一个学笛子的，也迷得很，但他的主课教师就是不让。真不让还真不行，你总犟不过老师，慢慢你就没了脾气。后来那位同学就只好成了个吹笛子的。

冯国林老师对我也是宽厚。比如他有次布置作业，让写一首云南风格的曲子，可一个星期后，我交上去的却是一首新疆风格的曲子。这事儿要换了其他的老师，很可能就不干了，至少你这是无视师道尊严嘛，再说他那里早已为云南风格的特点总结出了一二三，正等着你来印证呢。

但冯老师就是冯老师，他不会这么想。他会想我之所以要写一首新疆风格的曲子肯定有我的道理（当然也可能什么道理都没有，就是想捣捣乱），而从根本上说，这道理并不是哪个人的道理，是音乐本身的道理；只要对领会音乐本身的道理有好处，就可以了，其他都在其次。所以他决不会因为我违背了他的布置为难我，相反会就我的曲子谈我的曲子，该表扬的表扬，该批评的批评，当然，该给什么分数，就给什么分数。

我没有和冯老师交换过这方面的意见。我这么猜度他，更多是表达了对他的理解，也可以说是作为艺术同道的看法。

谁都会说搞艺术最重要的是自由，没有自由就不会有个性；但要落实到人际关系、尤其是师生关系上，真能做到既珍重自己的自由也维护他人的自由，既坚持自己的个性，又决不以此来限制、压抑他人的个性，以至欣赏、鼓励他人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个性，就不那么容易了。

只有那些真能认识到艺术本身比个性和门户（有人说“门户”是被放大了的个性，在我看来恰恰相反，是受限和受困的个性）都大的人才能有这样的胸襟，才能既充分享受自己的自由，也分享他人的自由。

进内蒙艺校时我没想过会学作曲，而直到从天津音乐学院毕业，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唱歌；然而，我终于是以唱歌出了名，立了身。在某种意义上，我是一个两度违背师门的人，但现在，我的两个老师都特以我为傲为荣，跟谁都说“腾格尔是我的学生”。

路是我自己趟出来的，但我不会忘记，我曾一次次迈过命运的十字路口，一次次经历那些更多被偶然性支配的时刻。假设呼力亚其老师和那位教笛子的老师一样严苛，我完全可能一辈子都是个教三弦的。

我转来转去转到了唱歌上，或许如前所说是一种“天意”；那么，我总是能碰上好老师，是否也应该归于“天意”呢？不，我宁愿请你们和我一起庆幸。

还有当年我在县一中时的班主任老师。前两年我回老家搞了一次中学同学的联谊会，把他也给请来了。快30年了，搞这样的聚会还是第一次，大家那个高兴。

后来我和班主任老师时不时会通个电话，几乎每次他都会说，哎呀当时真是特别对不住你，希望你不要往心里去。他是说我当年差一点自杀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