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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交流？心虚啊。忽然得了奖，脑子里一片空白，不清楚今后的路该怎么走。那时流行乐在本土刚刚起来，节奏稍稍快一点的东西都特别受欢迎，也不管是不是原创的，或原创的成分有多大。常宽得奖是唱了一首日本歌，张海波唱的是《阿西》，我是《蒙古人》……前面说了，和声部分是从苏芮的带子上扒下来的。这都不是事儿。

交流的结果，是一致认为必须拿出有本土特色的东西来，于是各人开始自己创作。89年前后，慢慢成熟一点了，就开始各干各的。交流似乎成了一件多余的事。也许都没有这么想，但实际情形就是如此，并且越来越是如此。现在，除了某些特殊的场合，除了同在一个公司的歌手之间有时可能在演出上有些配合外，平时大家基本上处于不通声气的状态。

照说人不该只在心虚的时候才虚心，才想到交流，但看来有时确实是这样。

我也曾真心诚意地动过念，想打破这种状况，大伙儿齐心合力，一起为当代流行乐做点什么，但好像没有谁感兴趣。后来我就想，咳，你这不是瞎操心吗？

一次在澳大利亚演出，有记者问起这方面的事，我的回答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我不想对别人妄加评论，而只能说，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清楚的。这就可以了。

那位记者接着追问我对自己到底是怎样要求的，我说可以归结为两句话，那就是：永远都不要脱离中国的工人和农民，永远都不辜负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

这真是一片有磁性的土地，而我恰好就是一块铁。87年广州的“新时代”做了我的一个专辑，反响特好，他们的老总表示愿意送我去新加坡学习；我只在脑子里转了一圈，就以毕业不久和胆子小为由婉言谢绝了，因为我想不好为什么要去那里学习。我姐姐一再跟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到美国发展肯定有前途，并表示可以帮助我，我也从不以为然；因为我相信，我的歌唱事业在中国，也只能在中国。

在我看来，当代流行乐的高峰时期应该是88、89年前后。当时盛行的“西北风”代表了真正的中国文化。

你听胡月唱《黄土高坡》，那词那曲，是多么亲切，又多么有震撼力，像是从你心里、从你灵魂里升起来的：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门前刮过，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她的声音，以至她的形象，都和这首歌融成一体了。

相形之下，听港台歌手唱《龙的传人》、《大号是中国》就有点不搭对。歌还是很好，充满了爱国情怀，但唱的人细胳膊细腿的，不太配得上，像是农民穿西服的那种感觉；声音也不太对，不是从心底里冲出来的，而是喊出来的，本来没那个力气，非得在那儿抽。我还完整地保留着第一次听这两首歌的印象：一听歌名心里就喊好，而且有唱的冲动；可听完后却奇怪地认为，这算不上一首真正中国的歌。

一首好歌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有自己的背景，其中深藏着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记忆。它能唤起并打通这种记忆。它还需要自己的载体，一个好歌手就是它理想的载体。它好比是某种活在听觉神经中的神话植物，平时是隐形的，但一旦被歌手唤出，就立刻见着风地长，长成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内地的流行乐跟八十年代相比，无论是歌词、编曲还是演唱水平，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在我眼里，走向却有点偏了。

比如过分“都市化”的倾向。都市生活、都市文化是流行乐的重要灵感源头之一，但一窝蜂地都扑上去，就不好了。香港没有黄土地，大家都挤在一个狭窄的都市空间里，流行乐想不“都市化”都不行；可内地这么广阔，风土人情这么多样，包括少数民族的生活和文化，提供给流行乐的空间太大了，没有必要大家都往一条道上挤。所谓“本土风格”，首先在于它的丰富、大气和活力，丢了这一条，就根本无从谈起。

又如爱情歌曲的泛滥成灾。我个人很少写爱情歌，为什么？就是因为滥情的太多，动不动就起腻，这里疼那里痛的，特假，特没劲。谁都知道爱情是一个永恒的主题，问题是怎么个爱？什么样的情？中国传统民歌中的一些爱情歌，譬如《孟姜女》，譬如《苏武牧羊》，譬如《走西口》，那份淳朴，那份真挚，拿来比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曾经唱过一首陕北民歌，那歌词朴实到什么程度？两个人相爱了，都很冲动；歌中的哥哥就说妹妹你有什么要求，我都会答应你。那妹妹有什么要求呢？她的要求就是：明早哥哥可不可以领着我，到山坡上看太阳升起？就这么纯朴！我还记得最后几句是这样的：今年咱俩是兄妹，明年咱俩睡一个炕头，不管丢脸不怕羞，叫声哥哥你带我走。这样的歌，一听就感到脑子里有根弦在叫，然后就有一种莫明的惆怅。我觉得爱情歌曲就该这样写，这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东西，中国的东西。

〃本土〃的流失：再问当代流行乐怎么啦（2）

再如对歌手的包装不得法。“包装”这个概念现在比流行歌曲还要流行。我并不反对包装，尽管我从不自我包装；问题是许多公司的包装方法都是从港台学来的，无非是标新立异，怎么打眼怎么来。这么做的一个后果是：城市和农村之间本来就存在的差距，在心理上被进一步放大了。一个农民看完一台节目再回到窑洞里，感觉就像是到了火星上……那可是他的家啊。这种包装法把包装自身也逼到了死角，以致想重新包装一个新歌手简直太难了。说是适应“眼球经济”，其实是首先弄坏了眼球。

我不是一个喜欢说三道四的人，但我坚持认为，作为本土的流行歌坛，一定要为这方水土创作、演唱，包括包装。现在号称自己作词作曲自己演唱的歌手不少，但真能被观众接受的并不多，为什么？首先就是因为缺乏本土意识。有些人，对他说了也不明白，还振振有词，认为能流行就是本土化了，又拿“大众化”说事儿。其实他所谓的“流行”无非是跟风讨好，应付各种眼前所需，和大众化有什么关系？

根据我的观察，这种人一般专业和文化水平都比较低，没有真正的实力，就只好往幻觉中的“大众”那边凑。别的且不说，你就看看他写的歌词，平铺直叙，东扯西拉，说了半天全是废话，不懂起码的艺术处理，有时连文法都不通，就更甭说文采了。偏偏是这种人写得特别多，好像自己知道反正是垃圾，于是就干脆敞开了制造。说实在的，我真是羞于和这种人为伍。

哈都不是的“新民歌”、“新民乐”（1）

前些年流行歌坛曾盛行所谓“新民歌”、“新民乐”，至今许多人也还在做这方面的尝试。一般地说这没有什么不好。民间音乐是当代流行乐的一个重要文化资源，理应得到开发和创造性的弘扬。然而，把这种“创造性”理解成可以随心所欲，就是另一回事了。

许多中国民间音乐，包括民歌，尤其是那些一直流传着的，都属于经典的范畴。我不主张对经典奉若神明，更不主张用“经典”来吓人、压人，但主张要有一个基本态度。真吃透其精髓肯定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到，但起码要懂得尊重。

多年前我曾试图改编过《周总理纺线线》，就是李双江原唱的那首，民歌风格的。这首歌我特喜欢，听着特舒服过瘾，心里唱着也是那个感觉；可真等改成了，一张嘴唱出来，得，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这首歌我前后做过三个版，试过来试过去，总觉得哪里不对，最后还是决定放弃。放弃意味着承认失败，但对我来说，这同时也意味着表示尊重：尊重它内容、形式和风格的内在有机性，尊重它向我呈现的不可改编的特质。

这里有一道微妙的心理界线，我不知道是否可以称之为“艺术良知”？越过它，你自己首先就会站出来斥责自己。

但对某些人来说，这样的界线似乎是不存在的。比如把《梁祝》或《二泉映月》填上词，用流行乐样式来演唱；唱就唱吧，还要把原本内涵非常复杂的旋律处理得像白开水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乐曲原本的经典意味完全被颠覆、被扭曲、被掩盖、被窒息了。我们说不上它到底是个什么玩艺儿。

还要美其名曰“创新”……“新民歌”、“新民乐”嘛。

演出形式也能说明问题。比如唱《南泥湾》穿着超短晚礼服，袒背露腹的；比如唱《茉莉花》穿特低胸的那种，身上那叫四处敞亮。再比如《康定情歌》，一首多么抒情的歌，愣被唱得像是被装上了轮子，快得都要飞起来了。看这样的演出时你会忍不住想，再往下，恐怕就要有人穿着比基尼唱李铁梅了。

我不想像鲁迅先生当年说到某些中国人时那样，对这样的“创新”一连给上三个“呸”；我只想说，以如此轻浮放浪的态度对待经典，真是太可笑，也太可怕了。

不是说不能动，而是说要慎重。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不是因为它是某人写的，某人唱的，被某人册封的，而是因为它有一种自在的生命力。它活在历史中，活在个体生命的血脉里，但又超越了历史，超越了每一个个体生命。它不是一种特殊的生命，而就是生命本身，是美之不朽的凝结和体现。

在日常生活中，伤害一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