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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名出版的势头，已经越来越厉害。就内容而言，已经从最初拼拼凑凑的《杨钰莹红楼醉高官》，发展到推出完整的长篇政治幻想小说“新作”。他们已经形成一个包括策划、编辑、排版、印刷、运输、销售的秘密的黑书集团。他们的*络，已经遍及全国各地。正因为这样，他们出版一种黑书，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地摊上。一支支“城市游击队”纷纷出动，把成千上万册黑书销售一空。

为了反击盗版与冒名伪书，富敏荣律师在2002年选择了“3·15”前夕，在上海举行了“假冒他人名义出版著作的法律责任研讨会”。研讨会在上海电视台举行。我带去了各种各样的盗版本、冒名书，进行现场展览，铺满两张乒乓球桌。这次理论研讨会，对冒名出版进行了一致的声讨，并指出“假冒他人名义出版著作”应负的法律责任。由于此前从未就“假冒他人名义出版著作的法律责任”举行过研讨会，所以这次研讨会的反响颇为强烈，诸多新闻媒体加以报道。

除了发现诸多冒用我的名字出版的伪书之外，令我惊讶的是，还出现了冒用我的名字的“伪手稿”！2005年9月7日，《中华读书报》为此发表了报道《“伪手稿”惊现网络》：

本报讯　（记者　王洪波）日前，著名作家叶永烈致书本报记者，声明日前在网上进行拍卖的叶永烈手稿实乃伪造，提醒人们不要上当受骗。

叶永烈告诉记者，8月30日，他接到作家陈村打来的电话，说是“孔夫子旧书网”　上在拍卖叶永烈手稿，还附有手稿照片。叶永烈感到很惊讶。从1992年起，他就改用电脑写作，从此没有手稿。网上拍卖其手稿，势必是早年的作品。叶永烈赶紧按照陈村提供的线索上网查找，果真发现网上在拍卖标明为叶永烈手稿的《毛岸英之死》。叶永烈说，他虽然曾经多次采访过毛岸英的妻子、毛泽东的儿媳刘松林，但是并未写过《毛岸英之死》。幸好网上附有手稿的照片。一看，那是300字一页的方格稿纸，而他从来不用这种稿纸。放大手稿之后，看清那些字根本不是自己的手迹。再一看，在标题《毛岸英之死》下面，写着另一位作者的名字，不知道是谁在他的名字之前加上“叶永烈”三字——这三个字也不是叶永烈的手迹！网上还有对这一伪造的手稿的评论：“好东西！”“好东西！好东西！”叶永烈随即给陈村发了E…mail，告诉他那不是自己的手稿。陈村很快就在“孔夫子旧书网”上声明：“叶永烈先生称这手稿是伪造的！”叶永烈也在这一网页上留言：“我查看之后，发现这根本不是我的手稿，是冒名的！我从未写过《毛岸英之死》。手稿的笔迹也不是我的。”不过，在声明发出之前，那份伪造的叶永烈手稿经几位买家角逐，已经成交。

叶永烈告诉记者：“冒用我的名义出版的伪书，仅限于我自己买到的，已经多达40多种，似乎‘司空见惯’了。然而，冒用我的名义的伪手稿，则是头一回发现。”叶永烈说：“往日只听说画家的画稿有赝品，如今作伪的范围已经扩大到作家手稿。”叶永烈希望借本报提醒喜欢在旧货市场上淘作家手稿的朋友：当心伪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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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频频光临（1）

作家和演员是两种全然不同的职业，即便是我的作品被搬上屏幕，也用不着我在屏幕上抛头露脸，更用不着我去讲话。可是，眼下电视台流行对话节目、专访节目，不断把我也推上了屏幕。

说实在的，我的职业是往日伏案写作，每日面对电脑，总是一个人在那里默默工作。我并非那种口齿伶俐的人。记得即便在上大学时，我在小组会上发言，也还有点儿紧张。在大学二年级时，我去湖南参加“大炼钢铁”，在小县城里给学员们上课。我原来准备讲一小时的，一上台，好紧张，只用了五分钟就讲光了，不知道接下去该说些什么……

幸亏，在结束那十年苦难的日子之后，我被推上讲坛，作各式各样的报告，使我渐渐练出了面对公众讲话的能力。也正因为有那么一点演讲经验，这样，我被推上屏幕，也就不那么紧张，不至于像当年在小组会上发言那样。

电视台的“热门话题”也真多，导演们找我谈五花八门的话题：从谈谈我的创作、签名售书，到谈毛泽东、毛岸英、*、陈云直至“*”、“四人帮”、“样板戏”、《海瑞罢官》；从国际汽车展，展望新世纪，使用电脑的体会，到中国乒乓“让球”的历史，中国载人航天发展史，彭加木失踪之谜……都是“谈谈”，都得“开口”。

我的访谈节目，大部分是在电视台的录像棚里拍摄的。我曾经多次专程飞往北京，在中央电视台、在北京电视台、在香港凤凰卫视的北京摄影棚拍摄访谈节目。在北京我先后接受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白岩松、崔永元、董浩、鞠萍、周倜以及香港凤凰卫视的节目主持人鲁豫、胡一虎、黄健翔的专访。我也曾接受河北、辽宁、广西、甘肃、浙江、天津、哈尔滨、大连、山东、新疆、四川等等诸多省市电视台的专访，其中最多的是我所居住的城市上海和我故乡温州电视台的采访。河北卫视先后就我的作品《追寻历史真相》、《“红色三部曲”》和《*改变中国》制作了三期访谈节目。我还曾接受美国、日本、德国、韩国以及台湾凌峰的专访。

但是，也有一些电视台以为书房更能体现作家的写作环境，所以也就把灯光和摄像机搬进了我的书房。

书房原本是我安安静静读书、写书的地方，然而不时有媒体记者光临，于是书房也就热闹起来。特别是电视台摄制组的光临，亮起耀眼的灯光，书房也就不再平静。

一次次在书房里的电视访谈，把我的书房搬上了银屏。其中特别是几个关于我的书房的专题节目，形象地记录了我的不同时代的书房

最早在我家进行拍摄是1978年，那时候我还住在简陋的斗室之中。1978年1月14日，《文汇报》在第四版以大半版篇幅推出关于我的报道，引起上海电视台女导演富敏的注意，率摄制组前来拍摄了半小时的专题片。

媒体频频光临（2）

那时候，我家还没有电视机，更没有录像机。我是在隔壁邻居家的十四寸黑白电视机看了上海电视台播出的专题片。这是关于我的陋室的珍贵记录，可惜由于没有录像，已经无从寻觅。富敏后来由于导演了电视剧《十六岁的花季》、《上海人在东京》，成为全国十佳女导演之一。

1987年，上海高教录像出版社的摄制组在我家拍摄了《叶永烈与大学生谈创作与学习》。当时，已经迁进“新工房”的我，还只有“阳台书斋”。那里太小，他们在我的一个大一点的卧室里拍摄。好在这个一小时的节目是作为录像读物公开发行的，我保存了这个节目的录像带。

当我在“新工房”里增配了一套房子，有了一间十平方米的书房，1996年5月6日上海电视台“文化长廊”播出的《叶永烈与他的“沉思斋”》，是那个书房的完整记录。

在我迁居之后，有了一间二十平方米的书房。2003年4月16日上海卫视的“人在上海”节目，播出《畅销书作家叶永烈》专题片，节目主持人为劳春燕主持，这个专访是在我的新书房里进行，详细介绍了我的新书房。2002年9月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播出的《作家自述·叶永烈》，也介绍了我的书房“沉思斋”。

我如今的书房以及用游泳池改建的藏书室，则多次见诸于屏幕。其中有上海东方电视台“东方视觉”节目在2004年6月27日播出的叶永烈专访，编导为宋恺如。2005年12月30日天津卫视“中国人”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