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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洪泽县和安徽省宿县为彭雪枫修建了陵墓和纪念馆。1984年5月，为纪念彭雪枫，河南省镇平县在县城北修建了“彭雪枫纪念馆”。

第四部分：彭雪枫：抗战中牺牲的新四军最高将领郁达夫：南洋殉国的反法西斯战士

郁达夫（1896——1945），名文，字达夫人，浙江富阳人。他是个早熟的才子，据说9岁就曾赋诗震惊四座，读高中时就独立从事创作，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著名作家，也是革命烈士。抗日战争期间，郁达夫和中共秘密党员胡愈之等在南洋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在被胁迫充当日本宪兵队翻译期间，为配合、保护当地的抗日运动做出了很大贡献。1945年9月17日，在苏门答腊被日寇杀害，英勇殉国。

流亡东南亚

郁达夫，1913年开始去日本留学、讲学，时间长达10余年，1921年与郭沫若等留学生一起，结成文学团体“创造社”，同年出版小说《沉沦》，在文学界引起很大反响。1930年，与鲁迅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参加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大联盟。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组织，亲赴台儿庄及东战场前线采访，热情参加爱国运动。

1938年12月28日，郁达夫流亡来到新加坡，他是因朋友之邀请远涉重洋担任华文报《星洲日报》的编辑。在报社他开始担任的工作是编辑文艺副刊《晨星》和《繁星》。通过编务活动，他积极宣传抗战救亡。从1938年到1942年，郁达夫在新加坡的三年多时间，以一个爱国文化人的身份，在各大报上发表了100多篇激励抗日和坚定必胜信念的政论文章，对新加坡乃至整个南洋的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推动作用。客居南洋的游子念念不忘祖国的抗日救亡事业，郁达夫在新加坡发动义演、义卖、献金、献物，并将所得钱物寄回国内，声援国内的抗日救亡运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郁达夫不顾自身的安危，奋起领导新加坡文化界的抗日运动，就任新加坡“文化界战时工作团”理事、团长，及“战时青年干部训练班”大队长，亲自为学员主讲日本问题。1941年底，陈嘉庚组织了新加坡华侨抗敌委员会，郁达夫被选为执行委员，兼任该会文艺股主任。1942年初，又担任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职务。郁达夫作为文化界的中心人物，一直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最前线，是冲锋陷阵的文化勇士。

1942年2月，就在新加坡沦陷前的10来天，郁达夫等一批抗日文化战士，不得不撤离抗日救亡运动第一线，乘一只破旧的小电船，在茫茫无际的南洋流亡。在南洋的几个小岛辗转了两个月后，郁达夫于4月底登上苏门答腊岛西部海岸的帕干巴鲁，搭乘开往巴爷公务的长途汽车，暂时隐蔽下来。

郁达夫到巴爷公务的时候，按原来计划是打算在当地华侨的帮助下，能借一栋房子，自己经营一个小店铺，隐姓埋名地生活下来，‘但一场奇遇使初到此地的郁达夫不久得不到华侨的帮助，还被当作日本间谍被当地人远远地躲避着。以致处处碰壁，到了举步维艰，甚至连住宿都无法解决的地步，工作就更无从谈起。

原来是这样的，在由帕干巴鲁搭乘开往巴爷公务的长途汽车上，坐的都是印尼人，只有他一个是中国人。郁达夫因为逃难时在身上带了一笔数目不小的现金，为了躲避劫匪，他特意化装，穿了一套土布制服，扮成一个工人模样。当时车上人看他这样子，都没有把他放在眼里。谁知道，郁达夫乘坐的汽车在途中遭到日本军官的拦阻，日本军官打手势命令班车停下来，车里的印尼人都不懂得日语，以为日本人要征用他们的车子，感到非常害怕，司机和乘客下了班车，有的竟偷偷各自跑了。郁达夫听懂这个日本人是想打听去帕干巴鲁的路线，并没有别的意思。便用日语告诉了那位日本军官，当时日军占领这里不久，懂得日语的人很少，由于早年在日本留学的语言底子，郁达夫说得一口流利的日语，这使日本军官十分高兴，他立正向郁达夫行了个军礼，道谢而去。

车里的印尼人马上对郁达夫另眼相看，大吃一惊，以为这个身穿蓝布工装、一副苦力模样的人不仅会说日语，而且日本军官还对他敬礼。他肯定是个日本间渫。于是，不到一个小时，日本间谍来到巴爷公务的消息，一下子就传遍了整个地区，人们都对这个不速之客敬而远之，以致郁达夫连住宿都发生困难。因而，郁达夫好不容易套到巴爷公务，却因为这次奇遇，使他处境很艰难。他一上街，奇Qisuu。сom书中国人就都远远地躲开，他主动去拜访当地的华侨中有地位的人和同乡，人家也都客客气气的。开始郁达夫弄不清楚人们为什么对他这么冷淡，他根本没有想到当地人已经把他当作日本间谍，而他则埋怨巴爷公务的华侨缺乏同情心，不想帮助他这个流落到此的同胞。

这一误解直到其他华侨陆陆续续到来，向当地华侨解释才得以消除。人们才把他这个化名赵廉的中国人当作朋友，而且知道他是个很有学问的作家，当地人很少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第四部分：彭雪枫：抗战中牺牲的新四军最高将领身在日营心在汉

有一天，郁达夫去拜访当地的侨长蔡承达，托他帮找一处房子。一进门，看见侨长正与一个日本宪兵在交涉什么事情，双方因语言不同，十分着急。正好郁达夫来了，就请他帮忙，给做一下临时翻译。这个宪兵来自日军驻距离巴爷公务30公里处的武吉丁宜宪兵队，回营后把在侨长家遇到郁达夫的事向宪兵队长作了报告。这时日军刚进驻苏门答腊，十分需要通晓日语的翻译。于是，宪兵队长亲自到巴爷公务邀请郁达夫到宪兵队做翻译。

起初郁达夫以自己是生意人，离不开生意而回绝。而且在心里，郁达夫对日军怀有深深的仇恨。因为1937年12月，日寇侵入郁达夫的家乡浙江省富阳县城，烧杀掳掠，无恶不作，郁达夫年逾古稀的老母亲不堪日军的暴虐，最后冻饿而死，1939年11月，担任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长的长兄郁曼陀，坚决不与日本侵略者合作，在上海寓所门前惨遭汉奸特务暗杀，成为抗战中司法界为国捐躯的第一人。对此，郁达夫心中对日寇充满了刻骨仇恨，家仇国恨使郁达夫本能地拒绝了日军的要求。

但是日军宪兵队长却蛮横无理地对郁达夫说：这是军令，愿意得去，不愿意也得去。郁达夫想到日军还没有发现自己的真实身份，可以在宪兵队里隐蔽下来，利用给日军做翻译做掩护，做一些有益于抗日的事情，尽自己的一份报国之心。这样一想，郁达夫也就勉强应承了下来。1942年6月，郁达夫就来到日本军营武吉丁宜。

由于郁达夫不但谙熟日语，而且会一些马来语、荷兰语，日本宪兵每次抓到印尼的抗日人士，都要郁达夫帮助翻译。郁达夫有意把大小化小，小事化了，开脱了不少人。甚至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保护了一些进步人士。

对于那些以敌为友、认贼做父的民族败类，郁达夫最为痛恨。因此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让坏人得到应有的惩罚。棉兰某大侨领的儿子带了四五个随从，奉棉兰日军宪兵队命令来武吉丁宜缉拿华侨抗领袖陈嘉庚及其领导的抗日联队。郁达夫在翻译过程中故意添加了一些使日本人不高兴的内容，日本人听了非常生气，把这些汉奸痛骂了一顿。从而避免了一场可能给陈嘉庚的抗联队带来灾难的追捕。郁达夫则借机斥责这些民族败类：“你们忘了自己是中固人吗？中国人为什么要捉中国人？快滚回去，以后不许胡来！〃这些汉奸以为郁达夫是日本宪兵，听了训斥只好垂头丧气地滚回去。

郁达夫利用当翻译的机会，为华侨和印尼人干了许多好事。他摸清宪兵部从队长到宪兵的每个人的性格、嗜好和习惯，和他们建立一种特殊的“共处”关系。他不仅会说日本话，写通讯的日文，好懂得英文、德文、荷兰文、印尼文，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在当时地面名气越来越大。不少华侨因做买卖押到宪兵部去，他说了几句，就反了。有的印尼人因为是联军“间谍”嫌疑被捕，经“赵大人”当着宪兵的面训斥一番，也就放了。他还帮助过印尼共产党很大的忙，日军曾偶然破获了印尼共产党一个机关，没有找到其他证据，但搜出了一份捐款人名单，牵连很广，如果暴露很多人就要遭殃。“赵翻译”把名单指给日本宪兵看：“这穷鬼，放高利贷，五盾十盾地放！”由于日军看不懂，听了他的话气得把名单撕得粉碎，打了印尼老人几个耳光便扬长而去。

为了隐蔽自己，麻痹敌人，也为了筹集资金，接济流亡南洋的抗日文化人，曾在日本人面前声称自己是华侨富商的郁达夫，于1942年9月，在当地华侨的热心资助下，在巴爷公务开了一家酒厂。郁达夫以自己的化名赵廉，取厂名为〃赵豫记〃。张楚琨任经理，胡愈之管帐务，同时吸纳了20多名抗日难友为职工。酒厂生产的“初恋”、“太白”酒，成了当地的畅销名酒。日本官兵来买酒时，郁达夫吩咐往酒里多加一些酒精，酒精的度数越高越好。他说：“我没有勇气和力气杀死敌人，但我可以使他们慢性麻醉而死。”

自被胁迫充当日本宪兵队的翻译后，郁达夫每时每刻都在设法脱身。1943年2月，这个机会终于来了。那时正逢日本宪兵队长换人，他就买通医生证明他得了肺病，要求辞职，日本人怕传染，就答应了。离开宪兵队的那一天，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是他流亡南洋一年来心情最为舒畅的日子。

第四部分：彭雪枫：抗战中牺牲的新四军最高将领异国忠魂

1944年5月，日军准备在巴爷公务与帕干巴鲁之间修筑一条铁路，要征用当地民工。许多有可能被拉去服苦役的华侨，惊恐万分。他们听说日本人对民工非常残暴，动不动用皮鞭抽、鎯头敲、刺刀捅，直至杀人儆众。一旦被征去修铁路，就等于把自己的尸骨也铺上去了。郁达夫当机立断，决定集资创办一所华侨农场，专门安排那些有可能被征去修铁路的华侨。郁达夫拿出所有的积蓄和可以变卖的家产，为的是把农场办得大一点，多让一些华侨进农场做工避难，免遭日本法西斯的迫害。

但是，郁达夫随后发现自己上了日本侵略苦的黑名单。日本宪兵总部从苏岛迁到武吉丁宜，其内部有一个福建籍的工作人员，名字叫洪根培，是日本设在新加坡特务训练所的文化特务，对新加坡文化界情形相当熟悉。1943年到武吉丁宜时，他就认出“赵廉”就是郁达夫，但当时没有马上告发，到1944年一二月份，便向日本人告发郁达夫是“联军的间谍”。并且由巴爷公务中华学校前任某校长作证，这位校长因为性情怪异被校董事会解职，他曾央求郁达夫帮忙，保住他的校长职务，郁达夫没有答应，因此怀恨在心，这时就和洪根培勾通起来告密。

日军马上立案侦察，在巴爷公务等地逮捕了10多个与此案有关的华侨。但日本人并没有逮捕郁达夫，只是对他进行监视。郁达夫找到胡愈之，把自己受监视的事告诉了他，劝他赶忙离开。胡愈之含泪与他依依惜别，想不到，这竟然成为诀别。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苏门答腊仍在日军控制之下，各报都不敢报道这一消息。郁达夫把从广播中收听到的喜讯告诉朋友，并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取得最后胜利而感到高兴。

8月29日晚上，郁达夫正在家中与几个朋友商量结束农场的事宜，因为日本投降了，没有必要再拿农场作掩护。大约八点以后，有一个印尼青年敲门进来，说找他有事，郁达夫走到门口和那人讲了几句话，郁达夫回到客厅，向大家歉意地说有点事情，要出去一趟就回来，便和那人出去了，从此他就不再回来，失踪了。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