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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黄复生、陈璧君三人雇一辆骡车前往前门站，汪精卫和黄复生携带装有炸弹的皮箱在车站门口等候，陈璧君则在骡车上接应，准备载洵、载涛一从门出来，汪、黄二人就扔出炸弹，然后冲回来跳上骡车就跑。

没有想到的是，人家载洵和载涛不摆架子，不设保卫，混杂在一般乘客中一起出站。于是，汪精卫和黄复生这炸弹就扔不出去了，只好把那个炸弹又拎了回来。

有人说这俩大人物是在作秀，其实作秀成为习惯有什么不好，时时刻刻都想着作秀，总比明目张胆的欺压百姓强，你看人家保了条命不是。

几个人并不气馁，他们打听到摄政王载沣每日上班都会路过银锭桥，就在这里下手吧，炸死丫的。于是，计划由黄复生和喻培伦夜深人静之时，在桥下埋炸药，布引线，第二天由汪精卫负责引爆炸药。

3月31日晚上，汪精卫与陈璧君依依惜别，准备第二天慷慨赴死之际，黄复生和喻培伦跑了回来，说埋炸药时让人看见了，那人转身就跑了，他们急忙躲在暗处观察，不一会让警察就来了，咱们埋炸弹的事暴露了。

汪精卫让大家不要慌，他们发现了炸弹，不是没看见你们俩人吗？等等看，结果第二天报纸就出来了，说有人想刺杀摄政王，并普遍认为是宫廷内部权力争斗，没人往革命党上去想，大家长出一口气，这次不行，咱再来下次，小子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非弄死他不可。于是派喻培伦去日本搞炸药，派陈璧君回南洋搞钱，看来这小照相馆还真是不挣钱。

可就在4月16日，守真照相馆突然被大批军警包围，黄复生被捕，与此同时，汪精卫在他的住地东北园被清兵抓走。

原来，汪精卫几个年轻人在秘密战线的工作经验实在不足，革命警惕性实在不高，警察发现炸弹后，立即想到是革命党。报纸上关于炸弹起因于宫廷争斗，不过是清政府故意放出的烟幕。他们仔细检查了炸弹，发现炸弹中的炸药是外国制，但几颗螺丝钉却是新近制作的。于是顺藤摸瓜，到京城各铁匠铺核对，找到了它的出处；铁匠铺老板稍做回忆，就想起这是“守真照相馆”要求他做的；警探紧密监视“守真照相馆”，正好赶上“守真照相馆”搞装修，几个密探混入装修工人中，汪精卫随身的机密文件都被他们从房间偷了出来……

负责审理行刺摄政王一案的是统率全国警察机关的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1910年4月25日清廷法部按照文明国家之法，开庭公开审理汪精卫行刺未遂案，这可是100年前的刺杀国家最高领导人案件啊，竟然得以公审，让我感觉梁启超的温和改良主张不是完全不可能的，此是后话，我之后会有专门的章节进行这方面的探讨。

这个案件竟然审理异乎寻常的顺利，炸弹、电线等物证一摆，人证鸿泰永铁匠铺老板一到场，黄复生哈哈大笑：“连你也来了，我还有什么话好说！是我做的，那个叫汪兆铭的是我的跟班”。

咱们再看看人家汪精卫是怎么说的【注5】：我叫汪精卫，以前在东京留学时，曾做过《民报》主笔。我的所有政治主张都发在《民报》上，就不多废话了。丁未年孙逸仙在钦州镇南关起事时，我也参与其中，兵败后，我把炸药军器等带出，寄存友人处。之后，在南洋各地演说，联络同志。后来考虑到这北京市首都啊，在这里刺杀你摄政王，可以震奋天下人心，所以我就来了。因为我在东京交游素广，京师如宪政编查馆等处，熟人太多，怕被人认出，后来听说黄复生有个照相馆，我就拿了三百元入股，在这里隐蔽了。黄复生他们根本不知道我这次来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在一起相处了月余。后来他发现我的行止有怪异之处，就起了疑心，所以照相馆中有人辞职而去。至于今日，听说照相馆中有事，即忙过去查看，知道事情败露，不忍连累无辜，急忙往寓所赶，准备留书证明黄是清白的。没想到还没到寓所，就被你们逮住了。

刺杀皇族是什么罪名，这哥俩当然清清楚楚，可临此大危难，二人不但不供出同志，还都自认主谋，替同志开脱，视死如归之心感天动地，真英雄也。特别是汪精卫，把公开审判的法庭当成了自己宣讲革命道理的讲堂，大义凛然，慷慨陈词，言辞指出载沣所倡导的立宪不是放权于民而是巩固君权的假立宪，并大声疾呼【注6】：立宪之不可望如此，以故革命诸人，以为欲达*之目的，舍与政府死战之外，实无他法，此实革命党所久已决议者也。

一个明知不久于人世的年轻人，仍然能够洋洋洒洒的写出如此条理清晰，逻辑缜密的“供词”，其心理之强悍，匪夷所思。

汪精卫写给孙中山的《致南洋同志书》中写道∶

“吾侪同志，结义于港，誓与满酋拼一死，以事实示革命党之决心，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唤醒中华睡狮，引导反满革命火种，则吾侪成仁之志已竟。……

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

这说明，汪精卫刺杀清政府高官的设想，并不着眼于暗杀计划本身是否成功，而是着眼于用鲜血回击同盟会领袖是“远距离革命家”的讥讽，挽回民众对革命党的信心。

这里，我们要提一下肃亲王善耆了，就是前文我们提到过的告袁世凯黑状的爱新觉罗。　善耆，他时任民政部尚书，统领全国警察机关，这次负责刺杀摄政王一案。

此人应该说表现很是机敏，他看出了汪精卫唯求一死，于是向摄政王进言，说姓汪的其实就是想死，并以此来鼓舞他们本来已经沉沦的士气，咱们爷们不能上他的当啊。

载沣此人本就不是那种暴虐之人，听了善耆的话觉的有理，于是命善耆酌情宽大处理，以彰显朝廷的仁德之心，于是谁也没想到的判决结果出现了——汪、黄二人都被判终身监禁。

善耆不老糊涂吗？人家汪精卫舍死忘生刺杀摄政王，其“唤醒民众，重树形象”的目的已然达到，这时候你杀了他，既符合法律又能震慑革命党，何乐不为？你这样假仁义，结果只能被革命党认为是软弱。

其实，善耆看到汪黄二人在法庭上大义凛然，同时又读了汪的一些文章，顿起爱才之心，作为清廷皇族，他又何尝不希望国家富强呢，他又何尝不希望自己的阵营中多一些汪精卫这样智勇双全的青年才俊呢，　于是善耆以亲王的身份，多次去看望狱中的汪精卫，并与汪展开了一系列很有见地的对话，

肃亲王认为效法西方的*政体并不一定要用暴力方法推翻皇权统治，何况现在政府已经预备立宪了，什么事都有过程，为什么不能看到政府的进步？三*义是十分狭隘的，为什么不能五族（满蒙回藏汉）共存，非要搞民族对立，搞排满兴汉呢？现在列强虎视眈眈，你们这么搞，徒增国家混乱，于民何利？而汪精卫认为现在载沣搞的这套假立宪根本不是向西方*政体过渡，反而是将更多的权利向皇族集中，因而不能幻想着皇族会主动的交出权力，必须要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制，建立真正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

两个人观点虽然尖锐对立，不可调和，但通过一系列对话，二人都向对方展示了自己的人格魅力及政治头脑，以至于后来获释的汪精卫评价善耆，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而善耆则说，我如果不是皇族，我也叛变革命党了。

在狱中之时，汪精卫始终没有放弃他的革命理想，且坚定的拒绝了来自善耆的游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