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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终究是在战国乱世中厮杀出来的军队，日本武士人人奋勇，冒着满天乱飞的炮弹、枪子和箭矢，仍然坚守了整整两天。激战中，李如松的坐骑被日军铁砲击中毙命，其弟如柏的头盔也中了一弹。对战到一月七日，平壤南面的芦门首先被明军攻破，日军这才全面崩溃。

且说负责攻打芦门的乃是去年的败将祖承训，他让部下都打着朝鲜人的旗帜，伪装成朝鲜官兵。日军素来轻视朝鲜官兵，因此没有在芦门附近部署主力，等到发现那乃是战斗力很强的明军的时候，已经被明军的火力压制得抬不起头来了。随着芦门被破，含谈、普通、七星等各处城门也被明军陆续攻克，小西行长被迫于当夜率残部出城东走。

按照宋应昌的计划，在日军东退的沿途布下了朝鲜伏兵，足以将败逃的日军全歼，并且捉住或者打死小西行长。然而因为明军硬攻平壤城损失很大，李如松就临时把这些伏兵调回来协助进攻，结果小西行长快速渡过结冰的大同江，李如松仗着骑兵众多于后掩杀，却只多杀伤了数百人而已。

倭寇的问题

一般认为在明朝中后期，日本因为战乱频繁，有大量失去主家的流浪武士流向海外，靠抢掠为生，就形成了倭寇，倭寇多次侵扰中国东南沿海，最终被戚继光、俞大猷等抗倭名将剿灭。然而真实的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

首先，倭寇之祸始于元朝，而不是明朝中后期。忽必烈攻打日本失败以后，两国的官方往来断绝，走私贸易却更为频繁，而既然走私是被元朝所严禁的，日本私商们为了避免被逮捕，就必然要招募武装，携带武器。史书记载：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日本船开到四明，请求贸易，船上兵器齐备，元人恐惧；大德十一年（1307年），倭人焚烧庆元；至大二年（1309年），倭人以所带硫磺等物焚毁明州都元帅府、录事司及官署，附近居民几乎都被烧死和杀光。

倭寇开端于元朝初期或者中期，到了末期，因为天下大乱，倭寇的侵扰就更加肆无忌惮了。明朝建立以后，太祖朱元璋曾经派使者前往日本，要求严禁倭寇，可是当时正值南北朝乱世，室町幕府和吉野朝廷谁都没精力管海外的事情，最终气得朱元璋干脆和日本断交。其后日本国内渐趋和平，足利义满向明朝称臣，双方开始了勘合贸易。不过勘合贸易限制太大，得利虽多，能摊上这种利益的人却少，于是很多大名、寺社仍然支持走私，甚至假打勘合贸易的旗帜，并在得不到贸易机会的时候，干脆大肆抢掠，免得白跑一趟，赔了本钱。这种情况在进入战国时代后日趋频繁和激烈，一方面大名和寺社因为打仗而更需要用钱，另方面也有大量无主的浪人可供他们雇佣。所以说倭寇都是浪人，那是不确切的，其实浪人背后都有封建势力做靠山。

更进一步来说，其实明朝中后期骚扰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沿海的所谓“倭寇”，其中占主体的往往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因为明朝严禁出海贸易，使得很多私商假冒倭寇走私甚至是抢劫，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五峰船主”王直。

王直在日本是个传奇人物，被称为“净海王”，因为他势雄财大，相当长时间内主导了中日间的走私贸易，连日本人也都畏之如虎。说王直勾结倭寇是不确切的，因为他本身就是倭寇，说王直是汉奸也是不确切的，因为他不是勾结日本人，而是雇佣了大群日本浪人甚至封建大名的武装为他效力，“八幡海贼”之类，其实都曾经当过王直的下属，是帮他咬人的恶狗。

倭寇所侵扰的区域，其实并不仅仅中国东南沿海，也包括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各地，这是一个真正的国际问题。对于这种国际问题，戚继光、俞大猷等人是无法彻底解决的，即便最终王直被明朝政府逮捕，斩首示众，也只能使东南沿海略微太平一段时间而已。这个问题必须从内部去解决，一方面日本结束战国乱世，迈入了和平的江户幕府时代，无主无业的浪人越来越少，另方面中国经过明末大乱后，在清朝前中期国力达到鼎盛，在这两个条件的影响下，倭寇之祸才算最终平息。

●兵败碧蹄馆

平壤一役，明军以强攻弱，获得了辉煌的胜利，但从此李如松就滋长了骄傲情绪，认为日军不过如此而已，我天兵所到之处，他们全都会望风而逃，不堪一战。而日本方面因为损失惨重（据说小西行长所部减员接近七成），各路兵马遂都后退，齐会京城，无形中分散的主力凝聚起来，准备再打一次大规模会战。就当时在朝鲜的双方兵数来看，明军四万余，日军经过将近一年的战斗，还剩十余万，几乎是明军的三倍。

李如松对于日军的兵力聚合似乎毫无警觉，虽然经过激烈的攻城战，明军损失很大，但他在平壤才休整了十天就匆匆南进，朝鲜官兵和各路义军与明军配合，很快就收复了开城及其以北被侵占的领土。元月二十四日，明军先锋查大受所部三千精骑南下京城，在京城西北方突然遭遇日军，展开激战。

当时日军在京城聚集了五万余人，随即以宇喜多秀家为总大将，统率四万三千兵马北上，准备复夺开城。查大受所碰到的，乃是加藤光泰所率领的日军前锋，很快就被明军击败了。小早川隆景部两万余人闻讯而来，查大受撤退不及，被日军团团包围在一处名叫碧蹄馆的地方。

据说当时李如松正在勘查前往京城的道路，身边兵马本就不多，闻听查大受被围，竟然仅带着一千亲卫赶来救援——真是一员悍将，他应该当先锋，不该当主帅。结果李如松所部也陷入了碧蹄馆之围，日军看到他的旗号，纷纷绕开查大受所部，直奔李如松而来。明军奋勇抵抗，但骑兵射出的火箭因为下雨的关系威力减小，相反日军的铁砲因为防雨装备而仍能反复鸣响。李如松且战且走，数度被日军冲到马前，禆将李有升为了保护他而英勇战死。

激战至夜，中军官杨元率一千步兵赶来增援。日军不知虚实，因为害怕明军主力将要陆续开到，所以停止追击，朝京城方向退却。从这场四千对两万还打了一整天的恶仗来看，明军的战斗力实在顽强，然而以少击多终究不是兵法的正道，将帅无能，轻敌冒进，这才导致援朝抗日战争旷日持久，竟然前后打了整整六年。

碧蹄馆之战双方的伤亡比率众说纷纭，但肯定明朝的精锐骑兵受到重挫，李如松被迫暂时放弃南进的打算，退到开城休整。不久后，他听说日军有绕路袭击平壤，切断明军后路的打算，就又匆匆退往平壤。正在各处收复失地的朝鲜官军闻听此讯，吓得也都驳马北逃，很多眼看即将收复的城池全部都被放弃了。

丰臣秀吉就曾经说过，朝鲜最麻烦的不是“大明奴们（指朝鲜官军）”而是一揆（指朝鲜义军）。然而不管是“一揆”还是明军，都没能彻底打垮日军，打垮日军的是粮草不继。本来因为李舜臣率领朝鲜水军骚扰日方的运输船团，已经使日军捉襟见肘了，当年二月间，京畿、庆尚等道又闹起了罕见的大饥荒。李如松撤退前也还玩了一招狠的，他探听到日军的军粮大都存放在龙山大仓，就派查大受和李如梅率军奇袭龙山大仓，将数十万石粮食烧了个干干净净。日军乏食，再也没有力量北进去夺取开城了。

日军军心涣散，很多人偷偷逃离前线，渡海回去日本老家，而国内也纷纷爆发一揆。尤以侵朝的急先锋岛津氏为最，早在去年（1592年），侵略战争开始后不久，岛津家臣海北国兼、田尻但马守、伊集院三河等人就率军两千，进攻肥后的八代城和佐敷城，叫嚷着要讨伐丰臣秀吉，史称“海北一揆”。虽然这次暴乱很快就被平息了，但使留在北九州名护屋的岛津义久和已经前往朝鲜的岛津义弘大为惊愕的是，两千一揆中竟然有三百名都是兄弟岁久的家臣！

丰臣秀吉因此下达了岁久讨伐令，岛津义久无奈之下，只得亲自领兵进攻岁久。七月十八日，岛津岁久战败，在龙之水自杀。岛津氏因为岁久之死，暂时避过了危机，但他们对丰臣氏的仇恨却更为强烈了。

就在这种背景下，丰臣秀吉被迫于1593年四月九日下令各军火速从京城后撤，为了确保仍然占有朝鲜南部领土，日军连新登陆增援的部队在内，总共集合了九万三千大军，进攻前此细川忠兴拿不下来的庆尚道重镇晋州。晋州守军包括朝鲜官兵和义军才不过七千人而已，守将金千镒急派使者，请求明军南下增援。然而远水难救近火，别说李如松此时根本没有实力快速南下，就算他真的派骑兵南下了，也是根本赶不及的。

六月二十二日，激烈的攻防战开始，一直打到二十九日，晋州城破，日军进行了野蛮的大屠杀，不管是官军、义军还是普通百姓，城内数万军民全都倒卧在血泊中……

●大奸小丑沈惟敬

文禄二年（1593年）春夏之交，日本方面，前线兵将普遍厌战，尤以小西行长为最。行长军在平壤之战中丧尽了主力，这些主力大都是他自己的子弟兵，不是丰臣政权从上而下拨给的，在行长想来，如果再战下去，自己的实力只有丧得更多，而再来两场败仗，即便最后打赢了，论功行赏也未必有自己的份儿，既然如此，不如议和。而在明朝方面，李如松在碧蹄馆吃了败仗不算，此后一直后退，放弃开城回到平壤，这一举动引起中朝双方的舆论大哗。普通朝臣和百姓不知兵事，并不清楚明军究竟遭到了多大损失，光看李如松退兵的举动，就以为仗已经打不下去了，于是议和之声此起彼伏。明朝兵部尚书石星就站在议和派的最前沿。

于是在石星的授意下，经略宋应昌于三月十五日派沈惟敬到京城去和小西行长等人商谈和平退兵事宜。最后双方达成四点协议：一，明军撤出朝鲜；二，日军从京城后退；三，日方释放俘虏的朝鲜二王子和官吏；四，明朝派使节去名护屋会见丰臣秀吉，开始正式和谈。

在小西行长的大力游说下，日方绝大多数将领，包括曾经坚决主战的小早川隆景和加藤清正也被迫认清了现实。四月八日，以参将谢用梓、游击徐一贯和沈为敬等人组成的讲和使团进入京城，催促日军撤离，加藤清正、立花宗茂等将领态度突然大变，又跳起来怒骂，小西行长好不容易才把他们压制下去了。

丰臣秀吉的亲信将领主要分为三个集团，即跟他从尾张出来的子弟、受封长滨后招收的近江人，以及征伐中国地区时招收的东中国豪族们，这三个集团互相争功，早有矛盾。其中加藤清正是尾张系的代表人物，他本是秀吉正妻北政所的亲戚，从小如同养子一般被抚育长大。小西行长则是堺的豪商小西隆佐之子，后来出仕备前大名宇喜多直家，转从丰臣秀吉，是东中国系的代表人物，和近江系的石田三成等人也一贯交好。在朝鲜战场，清正和行长两人各自统兵前进的时候，就摩擦不断，矛盾很深，此刻行长既然一立主和，清正当然要跳出来坚决主战，以表明与对方的不同。然而事实上，清正早就通过沈惟敬和宋应昌有所联络，主动表示愿意退出京城。

四月十八日，在丰臣秀吉的命令下，日军全部撤出京城，次日李如松率中朝联军进城。五月十五日，李如松渡过汉江进至庆尚道东南部的庆州，在这里对朝鲜军做了一番防御部署后就又退回京城。此时，除全罗、庆尚两道的南部地区外，中朝联军已经收复了全部失地。当年七月，李如松如约撤出朝鲜，明朝只留下四川参将刘綎和游击吴惟忠率七千六百人分驻要隘，防备日军背信进攻。

五月八日，明朝使团在增田长盛、石田三成、大谷吉隆三奉行和小西行长的陪同下，从釜山出海，十五日到达九州名护屋。虽然中方的正式讲和使乃是谢用梓和徐一贯，但因为语言不通，直接商谈相关事宜的还是沈惟敬和小西行长。丰臣秀吉狂妄地提出了“大明、日本和平条件”七条，命令行长传达给明使——

一，迎明朝公主为日本皇后；二，继续发展勘合贸易；三，明日两国武官永誓盟好（因为日本是武人掌权的）；四，京城及四道归还朝鲜，另外四道割让给日本；五，朝鲜送一王子到日本作人质；六、日军交还俘获的朝鲜二王子及其他朝鲜官吏；七，朝鲜大臣发誓永不背叛日本。

如此苛刻的条件，让小西行长也很难向明使开口。在明朝使节想来，蕞尔小国的日本，所以发兵打一下朝鲜，不过为了引起明朝的注意，想要发展双边贸易，多得点钱财，天朝上国，有谁不倾慕的吗？因此明使谈判的前提就是“封贡”，即日本承认明朝名义上的宗主国地位，明朝给予赏赐和允许通商，让他们大发一笔横财，仅此而已。小西行长本人也是希望封贡的，封不关他事，贡则可以给他这个九州大名带来很大利益，何乐而不为呢？

反正明朝讲和使听不懂日本话，急于停战的小西行长和急于立功的沈惟敬就串通起来，开始欺上瞒下，大耍阴谋手段。行长对秀吉说，明使已经同意了他提出的条件，但必须回去北京交皇帝最后批准，明朝人最爱面子，皇帝可能会提出要日本称臣，咱们挂个空名却得实利，没什么不好。沈惟敬则对谢用梓和徐一贯说，日本人已经答应了向明朝称臣，请求封贡。

丰臣秀吉不愧老奸巨猾，他怕事情还有反复，就命令在朝日本军队部分撤兵，留下九州大名们在朝鲜沿海筑城固守，以等待谈判协议的正式签署。不仅如此，他还下达了进攻晋州的命令，这才发生了六月二十九日的晋州大屠杀。小西行长陪同明朝讲和使回到朝鲜以后，以自己必须留下来勒束部下为名，派家臣内藤如安为使者，随同明使前往北京。内藤如安，中国史书上记载为小西飞，他本是丹波内藤家的家督，也就是继承内藤苗字的松永长赖的儿子。

●册封闹剧

在朝鲜战场上，中日双方停战一年多，到了万历二十二年，也即日本文禄三年（1554年）十二月，内藤如安等人经过反复交涉，终于进了北京城，胆大包天的沈惟敬竟然伪造了日本称臣的表章呈递上去。石星另外派人和内藤如安谈判，提出三项条款：一，日军立刻撤出朝鲜全境，甚至撤出对马岛；二、只册封而不准求贡；三，日本、朝鲜从此修好，互不侵犯。如果换了别人，沈惟敬的西洋镜立刻就要拆穿，但内藤如安秉持着家主小西行长教授的原则，一概点头，全盘答应下来。

十二月二十九日，万历皇帝下旨，派李宗城为正使，杨方亨为副使，前往日本，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内藤如安请求封丰臣秀次为都督关白（此时秀吉已将关白之位让给养子秀次），封小西行长、宇喜多秀家、增田长盛、石田三成、大谷吉隆等人为都督，这种惠而不费的事情，明朝都一一答应了。内藤如安唯独没提加藤清正、锅岛直茂等人的名字，日军内部的派系之争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年是万历二十三年，日本文禄四年（1595年），正月三十日，明朝册封使团从北京出发，四月二十七日到达朝鲜京城，随后南下釜山。小西行长看内藤如安一切搞定，大为兴奋，于是请求丰臣秀吉下达回国命令，想要把撤兵变成既成事实。秀吉一开始欣然同意，但随后又有所犹豫，下令诸将暂缓撤兵，小西行长的如意算盘落了空。

这时候又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次年（1596年）四月，明朝册封正史李宗城因为贪淫女色，遭到日本人的驱逐，凄凄惶惶从釜山跑出来，逃回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