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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南京以后，许多老学生都聚拢过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徐爱也在这儿当工部员外郎，他像康有为办万木草堂的梁启超，给同学们当“学长”，负责一般性的事物及基本教学工作。阳明是不屑于管杂事的，他指点学生是即兴式的，当然出手就高，让他们跟着慢慢的佩服、消化去。《年谱》拉了一个很长的名单，有的在后来，给老师出过死力气，如周积，最后安葬了阳明。

在滁州的那帮学生大部分还在那里，但有从那边来的人说，他们热衷于放言高论，有的渐渐背离了老师的教诲。阳明后悔不已，他说：“我年来欲惩戒末俗之卑污，以拔除偏重辞章外驰心智的陋习，接引学者多就高明一路。今见学者渐有流入空虚，故意标新立异的。我已悔之矣。故来南畿论学，只教学者存天理，去人欲，做省察克己的实际工夫。”

趋静者流入空虚；外弛者流于立异。有所得者则为静思、事功，日本的阳明学就有这样两派。阳明是将二者打并为一的。他在辰州教人静坐，就是主一，主敬存诚是一法；戒惧慎独也是一法。息息去私意，存天理，循此正道上达。

他们的境界已无须处理一般的为善去恶的问题，他们已经是正人君子，他们修习的是如何超凡脱俗，完成类似基督教所追求的那种“根本转变”。

陆澄住在鸿胪寺的仓房里－－许多来求学的人都吃住艰苦，陆澄接到家信，说他的儿子病危。他自然心中悲苦，忧闷不堪。用他除草时阳明说的“理”来说，此时当悲不悲也不对。但是，阳明对他说：“此时正宜用功。若此时放过，平时讲学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时刻磨练。父子之爱，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个中和处，过即是私意。人于此处一般都认为天理当忧，但忧苦太过，便不得其正了。大抵人情在这种时候，受七情所感，多只是过，少有不及的。才过便非心之本体，必须调停适中才能得其正。就如父母之丧，人子岂不欲一哭便死，方快于心。然而圣人说‘毁不灭性’，这不是圣人强制，而是天理本体自有分限，不可过也。人但要识得心体，自然增减分毫不得。”

有一个学生得了眼病，忧心如焚。阳明说：“你这是贵目贱心。”

阳明说：“人心一刻存乎天理，便是一刻的圣人；终身存乎天理，便是终身的圣人。此理自是实。人要有个不得已的心，如财货不得已才取，女色不得已才近，如此取财货女色乃得其正，必不至于太过矣。”

《红楼梦》中的袭人就是一派这种不得已。

有人问怎样克己省察？

王答：关键是守以谦虚，恢复上天给我的，持此正念，久之自然能定静。遇事之来，件件与它理会，无非是养心之功。谦虚之功与胜心正相反。人有胜心，则难当孝子忠臣，为父难慈，为友难信。人之恶行虽有大小，皆由胜心生出。胜心一坚，就再难改过迁善了。

问：有事忙，无事亦忙，这是怎么回事？

答：天地气机，原无一息之停。要有个主宰，若主宰定时，与天地一般不息。若无主宰，便只是这气奔放，如何不忙？

又说：去了计较分量的心，便去了功利心。只在此心纯天理上用功，便能大以大成，小以小成。

问：上智下愚如何不可移？

答：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

第九回　时时勤拂拭　莫使惹尘埃

１．出东门

正德以他那种荒诞的方式当皇帝，居然不倒台，得感谢儒家给他教育出了那么好的官僚队伍，更得感谢那种除了皇帝谁也炸不起翅儿来的邪门制度。但是民不聊生，民自生变。老百姓一般情况下是遵守祖宗规矩和圣人教诲的，但肚子不饱了，灵魂就不再饥饿。明朝以民变开局以民变结尾，终明之世，民变无日无之。只是正德朝也特乱乎些。而乱世才出心学。换句话说，心学在乱世才显示出夺目的光彩。就像治世出理学一样。如果说理学象小吏多念律，心学则象老将不论兵

心学是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时、谁也指望不上时，只得靠自己来独立面对世变时的精神胜利法、主观能动性。就像一个人被抛至旷野，叫天不灵叫地不应、只能用自己的心、力来承受一切，他必须爆发出巨大生命力，才能置于死地而后生。这时，这个人就是个真正的心学家。

王阳明说：“无事时固是独知，有事时亦是独知。人若不知于此独知之地用力，只是在人所共知处用功，便是诈伪。此独知处便是诚的萌芽，此处不论是善念恶念，更无虚假，一是百是，一错百错。”

王说：你终日向外驰求，为名为利，这都是为着驱壳外面的物事。其实视听言动，皆由你心。你心之视，发窍于目；你心之听，发窍于耳；你心之言，发窍于口；你心之动，发窍于四肢。心并不专是那一团血肉。若是那一团血肉，你看那已死之人，那团血肉还在，但他的视听言动在哪里？

当林黛玉跟宝玉说“我为的是我的心”时，她就是个漂亮的心学家；但那些造反的民众“出东门，不复归”时，他们是什么？用阳明学那一元化的标准说，他们也是漂亮的心学家。当心学与心学赤身相对时，他们不是朋友就是敌人。要么，一块喝酒；要么，你死我活。

在阳明整天像散仙一样活着，还觉得不舒服，还不断地打退休报告时，“南中盗贼蜂起”，谢志山据横水、左溪、桶冈，池仲容据　头，皆称王，都要当新时代的朱元璋。占领大庾岭的陈曰能、盘踞乐昌的高快马、称霸郴州的龚福全等等，都攻城略县，与此同时，福建象湖山的詹师富又随之而起。

这些地方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都是红色革命的暴发地，是让国民政府元首蒋介石头痛的地方。江西与湖南、广东、福建交界的山地自古至今都是极穷苦极易发生民变的地方。

官府有官府的立场，百姓有百姓的立场。官有清浊，民有顺刁，阳明是个清官，他面对的山贼也是五花八门的，既不会像当时正史上说的那么坏，也不会像后来的正史说的那么好。他们有他们有道理的地方，也有他们耍蛮、暴虐不仁、欺压良民、为非做歹的应该镇压的地方。我们应该坚持绝对理性的立场，无须为王辩护，也无须用老式的美化农民起义的调子来赞赏土匪。因为当时百姓不会写书，我们无法看到他们到底对当时的揭杆而起者是个什么态度，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写出来的历史，而写出来的历史与真实的历史相比，差不多是一毛与九牛之比。记载阳明事迹的又都是与他相同立场的人，都是坚信剿匪天经地义的士大夫。他们的话是必须加以分析才能接受的。

真正让阳明哭笑不得的是，他本来是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的；民，我同胞也；现在，他却不得不向他们举起屠刀，来镇压本来可以成为圣人的也有心本体的与他一样的人，这是多么严峻的考问？若在俄罗斯宗教型思想家那里，这个问题几乎是不可逾越的．然而在王某人这里，却毫无困难。因为确立了仁政理论体系的孔夫子可以诛少正卯，阳明最心仪的孟子是主张为了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像夏桀、商纣那样的帝王都可以诛杀的。再说，尽管儒家是世界级的和平主义教派，但它从来没有承诺绝不杀人，在刑法与道德这治国的两轮之间，孔子明确表示他要“执两用中”。阳明是孔子的好学生，自称是圣人的真骨血，绝对能完整准确深入领会圣学的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