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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2页）

蒋先生的理想，受他自己生长时代的局限，是个典型的国粹主义者。认为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认为故纸堆里，有为人治事的南针。经国仅十岁，硬要他读《说文解字》，寄给他一部段玉裁注解的《说文》，并且指示说：“此书每日认得十字，则三年内必可读完，一生受用不尽矣。”＇2＇到了第二年，又去信叮嘱他常读《诗经》、《尔雅》。

蒋先生的两只脚一脚虽踩在革命的大道上，但对革命的认识，却是模糊不清的。“革命”就是狭义打天下做皇帝的新名词。另一脚停在封建残余的陋巷里，认为孔孟思想，将永远是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流。尽管，他自己到过日本，喝了东洋墨水，却并没有真正呼吸到新时代的新气息，追求过军事常识以外的新知。因此，他还止步在明清儒学和旧礼教的境界里，冲不出去，甚至从未尝试。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呢？在《我所受的庭训》一文中，经国有很详尽的描述：“父亲指示我读书，最主要的是四书，尤其是《孟子》，对于《曾文正公家书》，也甚为重视。”这难怪，蒋先生童年，就是这样造就出来的。他进一步解释读古书的作用时说：“你于中文，如能懂一部四书的意义，又能熟读一册左孟庄骚菁华，则以后作文就能自在了。”＇3＇

他要经国’‘不愧为蒋氏之子”，认为治国，始于齐家。齐家的标准，“汝在家，对亲需要孝顺”，而以曾文正公对于子弟的训诫，作为模范。甚至在政治上，也要师法曾国藩，作为“中国的政治家”。

只有和经国有过相同遭遇的读书人，才能体会到，

这种了无生气，晦涩刻板的旧式教育，对一个年仅十几岁的孩子，是何等不合理，对孩子止常心智的健康发展．是怎样的摧残！

保守的旧传统，在卫道者的眼里，是中国文化的伟大遗产，从某些角度看，它的永久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但相对地，这个思想的根源，是封建的、是落伍的，甚至是反动的．和我们的时代是脱节的。所以，进步的知识分子，在一九一九年，爆发了以科学民主为先锋的新文化运动，即人们熟知的“五四运动”。蒋先生中了旧思想的毒，一生迷信四维八德的大道理是改造中国的万灵符，甚至被赶出了大陆，在台湾偏安，还在大喊文化复兴，强迫高中学生读《沦语》、《孟子》，还规定每年要祭孔。孔子的后代，可以坐在家里打着麻将领高俸，孔孟学会的招牌，也挂出来了。为曾国藩涂脂抹粉，装扮成伟大的圣贤豪杰。这种扒死人灰的意识形态，强加诸于他儿子的身上，进而加诸受他统治的子民身上，真做到了公私一体，贯彻始终。

所以，我们加以总结，在蒋先生的阴影下，经国旱年的教育，除了在四书五经堆里打滚外，并没有接受到当时欧风西渐现代教育的陶冶，塾馆生活，其实是些不堪回首的残梦。

一九二一年，溪口的蒋家发生了两件大事。

前一年的一月二十七．王太夫人扶病莅沪，和儿子聚到三月返乡，第二年六月，老太太沉疴不起，溘然长逝，这年仅五十八岁，蒋闻讯自广州赶回，已气息奄奄。＇4＇

母子情深，蒋先生的悲痛和孝思，悉在意料之中。由蒋自撰的挽联“祸及贤慈，当日梗顽悔已晚，愧为逆子，终身沉痛恨靡涯”，真情及乎词，一幅生动的写照。

经国顿失这位慈爱的祖母，而且来得这么突然，他的感受，缺文字记载，无从考据。曾为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伤痕和挫失，殆无疑义。

蒋先生和毛福梅的感情，一直不好，做孩子的，当能体会得到。感情再坏，王太夫人在世一天，基于老太太的威严，怕伤老人家的心，表面上，至少要维持一个夫妻的形式。

骤然间，这样一位中流砥柱的老太太去世了，结构上立即发生变化。

“余葬母既毕，为人子者一生大事已尽，此后乃可一心致力革命，更无其它之挂系，余今与尔等生母之离异，余以后之成败生死，家庭自不致因我再有波累。余十八岁立志革命以来，本已早置生死荣辱于度外，惟每念老母在堂，总不便以余不肖之罪戾，牵连家中之老少。故每于临难决死之前，必托友好代致留毋遗禀，以冀余死后，聊解亲心于万一。今后可无此念，而望尔兄弟二人，亲亲和爱，承志继先，以报尔母，在生抚育之深恩，亦即望以代余慰藉慈亲在天之灵也。余此去何日与尔等重叙人伦实不可知，余所望于子女者，如此而已。特此条示，经纬两儿，谨志毋忘，并留为永久纪念，父泐。”＇5＇

这个训词的真实性颇成问题，恐系出诸蒋的授意，由毛思诚事后补进去的，好掩饰以后他和宋美龄结合的合法性。某种程度上，反映着蒋的心态。现在又堂堂正正，假“革命”的大帽子，遗弃发妻毛福梅和如夫人姚怡诚。

果然，第二年和陈洁如在上海结秦晋之好，＇6＇他再去和汪兆铭、胡汉民，为自己“人人言弟为好色”去辩护，即无人置信了。

经国年纪轻，先有失去祖母的创痛，次有家庭破碎的震惊，那原是十的沉重的感受。可是在父亲面前，他能反抗吗？反抗又于事何补？

经国和母亲的情感，至深且厚，在他历年发表的文字中，虽少提到生母，怕刺激蒋夫人，伤到父亲的心，仅在江西时代出版的《我在苏联的生活》的自序中，吐露了他的心声：“回忆三十年来，始而寄迹海上，继而留学国外，长离膝下，十有余年。”他写着：“且因邮电不通，音讯久疏，母不知儿生死，因抑郁以成疾：儿亦未能亲侍汤药，以娱慈母之心。”毛夫人是一九三九年冬，为日机炸死，为了思念无已，出了这本书“用以纪念吾母，并志无涯之哀悼。”留苏期间，发表公开信，清算他父亲那一幕，用字遣词，比蒋的任何一位政敌，骂得还要无情和泼辣，但对母亲，始终亲情似海，未有半句不敬的话，与其说是至孝，毋宁说是出乎内心的同情和怜悯，是一种条件下的反射。

毛福梅算不上红颜，只能说是薄命。她是时代的牺牲者，典型的旧式女子，没有受过什么良好教育，和大多数她同一时代的女人一样，出生在闭塞的中国农村，假使和其它的女人一样，遵从父母的意旨，嫁个门当户对的庄稼汉，生儿育女，做个“三从四德”的好妻子，就能太太平平地过一生。不过，命运往往捉弄人，她的少女的幻梦，经不起时代的呼啸，给冲破了。前人的经验，“悔教夫婿莫封侯”，现在竟变成她自己的遭遇。夫婿非但郎心似铁，个性更粗鲁，动辄拳打脚踢，曾经有次，从二楼把她摔到楼下，对太太好比对士兵的办法。这些惨痛的往事、在犹是孩子的经国心里，他会做什么想法呢？

一九二二年的三月，经国第一次离开家乡出远门，经过宁波到上海。他的心情很复杂，和母亲暂时告别，不免有些酸楚，武岭的一草一木，都是熟悉的，但是，上海的诱惑力很大，从父亲嘴里，不时听到关于上海的一切，那是个和奉化截然不同的新世界，父亲的事业，虽然由上海移到了广州，上海依旧是政治中心。这儿年在乡下读书，读来读去离不了塾馆那一套，实在厌倦了，听那些伯伯叔叔说，上海有新式的学堂，能换个环境，总是件好事。

三月的第三天，他考取了万竹小学的四年级。他过去念书的纪录，顾清廉的评语：“天资虽不甚高，然颇好诵读。”蒋先生自己的观察：“经儿可教、纬儿可爱。”那都是可信的信史。

经国到上海不久，蒋先生在虞洽卿的资助下，去了广州，且携美眷同行，即经国称呼她“上海姆妈”＇7＇的陈氏夫人。负责监护经国的责任，落到塾师王欧声和姑丈竺芝珊身上，缺钱“则向舜耕（陈舜耕曾任台湾铁路局长）及果夫哥哥取”。＇8＇所以，和父亲还是分隔着的。

在上海念小学，精神、境界都为之豁然开朗，这年的下学期，初次尝试到外国语文，自然科学有数学、生理卫生．人文科学有历史地理，相形之下，和那“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的《诗经·大雅》，岂可以道理计。包括他父亲，在读书的观念上，也向前猛跨了一大步，在家信中叮咛他；

“你校下学期既有英文课，你须用心学习：现在时世，不懂英文，正如瞎子一样，将来什么地方都走不通，什么事业都赶不上。你星期日有工夫时候，可到商务印书馆去买些英文小说杂志看看……。

余如英文最为重要，必须将每日教过的生字，在自习时，默得烂熟，一星期之后，再将上星期所学的生字，熟记一遍，总要使其一字不忘为止。算学亦要留心……”＇9＇

蒋先生自己念过德文，也念过俄文，结果都半途而废，他这人的语言天才，从他迄今乡音不改这点上，差不多已知过半矣。希望儿子学学英文，至少会有补自己之短的意思，那份爱子心切的情意，任何人都能体会的。

如果说，经国到了上海，就真的摆脱了古文的纠缠，那又是奢想了。前面已经的析过，蒋先生是旧时代教育出来的新人物，他没有勇气，甚至他拒绝重建新的精神生活，连在北方闹得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对他竟无动于衷，好象未曾发生过。他满足他已经僵化了的思维领域，尽管，他主张经国要学些英文，怕他“将来什么地方都走不通”，不过，他的出发点是属于功利主义的。而不是要他的儿子去吸收西方新的文化知识。

他耿耿于怀的，还是“必须熟读《孟子》”，“看‘曾公家训”，且延聘王、竺二位，“寓舍教国文”。然而，经国已经不是武岭时代的经国，他不能对周遭的事物，无动于衷。随着年龄的增长，视野的扩大和求知欲望的升华，纵不敢明目张胆地违背父亲的意旨，对父亲的要求，却愈来愈冷淡，有时候会自问：“经书有它的现

实意义吗？”，“为什么在新文化如此蓬勃的今天，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