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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2页)

蒋夫人于危难中赋归,有助于民心的激励。为有心开溜的高官富贾,树一反面榜样。经国自告奋勇,专程马尼拉接驾,更含有高度的政治技巧。

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简称“妇联会”,在夫人的推动下,迅速成立,缝征衣、慰征属等故事,台北各报,纷纷以特写专栏方式出笼。蒋氏一家,实行总动员,力挽狂澜。除经国辅佐蒋先生,军队政工、特务一把抓,蒋纬国任装甲兵旅长,蒋方良、石静宜(纬国的首任夫人)纳入“妇联”工作。

陆续败退到台湾、海南、金门、舟山、大陈的国军,人数约六十万之众,虚张声势有余,英勇拒敌不足。一项公开的秘密:败兵残卒,乌合之众,未经整补训练前,难挡强敌;很多单位,徒具虚名,官多于兵,或有官无兵,为普遍现象;官兵成的,五花八门,职业军人,混杂着受裹胁的农民;野战师团,零零星星,系临时由流亡学生、保安团队拼凑。由江西撤退到金门的十二兵团(司令胡琏)即是众例之一。这使我们联想起,刘备败走新野后的惨状。

陆军不可恃,且力量分散,官方宣传的“海上长城”,无非又是一套空话。三年内战,如果照中央社宣传的歼敌人数总和,会超过当时的全国人口,幸而九十英里的台湾海峡,和尚算完整的海空军,还可提供最后的心理凭借。

《新闻周刊》的估计:周至柔指挥的空军,兵员八万五十人,各型飞机四百架,唯缺乏维修的零件,真正能作战的仅有半数,汽油储存量两个月。桂永清控制的海军,官兵三万五千人,舰艇约为五十艘,和空军面临相同的困难;零件不继。该刊的军事评论家指出:实际发挥战力的海军攻击舰艇,不及半数。如果双方胶着,长期消耗,连这最后的本钱,亦将输光。'13'

蒋先生对全盘形势的了解,比谁都清楚。再希望美国给予援手,为事实所不许,但仍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他急需的是时间。由古宁头战役得到印证,解放军擅长陆战,遇到海洋,就和十三世纪大汗忽必烈的蒙古骑兵一般,难逞其强。再根据太平洋战争的经验,海岛易守难攻,如果不能掌握绝对的海空优势,没有大量的运输船只,掌握沿海气候、潮汐、交通、地形等情况,贸然发动大规模的两栖登陆,成算亦小。

时间对毛泽东同样重要,双方在竞走中,都想击败对方。中共的积极准备,预备在是年台风季开始前,大举进攻,董显光著的《蒋总统传》,有如下记载:

“在是年整个春季,尤其是在海南岛沦陷以后,彼等在福建沿海各城市作种种两栖的与空军的进攻准备。彼等所准备的空军,到民国三十九年(一九五0年),已有飞机四百架。上海的龙华大机场一度几为我政府炸毁者,现已借俄人之助,修复至可供使用。长江以南各地约有三十个空军基地,包括对日战争时美军所建筑的若干基地,亦已恢复至可供运用之程度。在面对台湾之厦门、福州、汕头及其它港口,大量之登陆艇与种种型式之船舶皆在准备中。因此,在是年五、六月间,台湾亦在防备敌人之进攻,而这种进攻在蒋总统认为是不可避免的。”'14'

台湾于一九四五年光复,“二二八事变”留下创伤的烙印,内战的烽火,虽从未直接波及这新近归回的海岛,覆巢之下无完卵,人民的生计和经济秩序,仍或多或少地受到株连。他们对“戡乱建国”本没有什么兴趣,现在要他们同舟共济,保卫台湾,号召起来,殊为不易。年轻一代的知识的子,受到中共巧妙的宣传影响,他们内心里,对“解放台湾”的态度,欢迎远多于畏惧。

中共对于情报战的运用,三年内战中,屡建奇功,当然它不曾放弃“从敌人内部瓦解敌人”的机会。“中央‘政治局联络部”以及“华东局”,分别从各种渠道,向台湾渗透。甚至光复不久,蔡孝乾领导的“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即于是年十二月设立。蔡以下有负责组织的陈泽民,宣传的洪幼樵和武装工作的张志忠。除陈、洪两位,原籍福建、广东外,余则土生土长的台湾人,早年参加中共,属长征干部。'15'

“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任务,为下列五项:(1)搜集境内军政情报。(2)向动摇的军政人员策反。(3)建立地下组织。(4)发展党组织。(5)秘密政治宣传,在台东偏僻山区,建立武装根据地,利用山区的天然条件,发展游击力量。

其次,策反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和另一位陈宝仓中将,设法争取陆军阵前起义;搜集防御布置等重要军事情报。间谍网遍布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保安司令部、空军部队。

就全盘形势而言,台湾只是个等待爆炸的火药库。政治上“内则谣诼纷传,人心惶惑,其私蓄较丰而意志较薄弱者,纷纷避地海外,或预作最后打算。”'16'加以注脚(footnote),如曾任台湾省主席的魏道明,寄居巴西;做过东北方面大员的熊式辉,和后来任驻美大使的沈剑虹,滞留香江;曾任第一绥靖区司令的李默庵,避秦南美。

四月底,行政院颁发紧急命令,防止官兵逃亡,规定人民出国探亲游历,一律禁止,政府官员因公出国,须行政院审核批准。这项措施,沿用到七十年代,全面开放观光护照,始予取消。

经济上,一样令人忧虑。台湾的面积只三万六千平方公里,山脉占去三分之二,可耕地不及三分之一,人口六百万,承继日人留下的交通建设、工业基础,人民生活,尚称康乐。一下子涌来两百多万军民,人口压力随增,经济情况,早趋下坡,生产失调、通货膨胀,于今尤烈。这种情势,得不到改善,将无可避免地重蹈大陆时代的覆辙,改革币制,稳定金融,乃当务之急。

蒋先生保卫台湾的步骤,益见其老谋深算,处变不惊。对外,稳住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的法律地位,争取与国。对内整顿军队,改革弊端,改善经济,肃清“匪谍”。

三月一日,蒋复行视事,重新打出中华民国总统的招牌。法统上,李宗仁赴美就医,“医病”为名,留美其实。他早在新泽西州做起寓公,使总统的位置虚悬。蒋以总裁名义,发号施令,实际执行陆海空军大元帅的职务,究竟名不正言不顺,不符宪法精神。联合国的席位,由苏联带头,已酝酿由中共取代,复职出于现实形势的需要,事在必行。所谓“顺应群情”,固有玩弄政治把戏的成的在,蒋先生的声望,在岛内爬升,并非过甚之词。

董显光说:

“蒋总统在考虑复任此不易讨好的任务时,深知只有使自由中国的人民重申信念始能免于灭亡,李氏代理时期之动摇扰豫,使政府人员的信心渐渐消失,南方与西南最后之崩溃实为失败主义与武人意志薄弱之结果。中国现已到达这样一个时日,惟有意志上的奇迹始能把它挽救,蒋总统自知,在国民党的阵营中,只有他自己才有推动此一奇迹之望。

当然,蒋总统如复职,他所遭遇的困难自多,他如专为自身打算,自仍以引退为宜。复职后如不幸失败,不是有生命的危险,便是饱受指责,蒋总统所享受中国的尊荣已达于最高峰。今后所遭遇者或不免有下坡之事,故从个人利便的原则而论,他最好是置身局外,而避免最后奋斗的艰巨责任。但蒋总统自非规避责任的人,早己以身许国。他不计自身的安危,也不顾现实的顺逆,他毅然接受了国人的最后要求。”'17'

陶希圣所撰《我们怎么办?》的文章,道出当时的真实情况,那就是“明知其不能也要为”。以蒋的倔强性格,不战至最后的一兵一卒,绝不轻言牺牲。董说“只有他(蒋)自己才有推动此一奇迹之望”,在那样危殆的时刻,一个坚强的领袖,的确不可或缺。至于大陆崩溃的责任,一股脑儿推给李宗仁,归结为“李氏代理时期之动摇犹豫。”董是用的栽赃手法,为公正客观的史家所难接受。果如董氏所说,渡江之败,应由李宗仁负责,那末,东北之失、平津之失、徐州之失,又是谁的责任呢?保卫广州、保卫重庆、保卫成都,李未插手,蒋一人包办,难道也是李“动摇犹豫”之罪吗?

复职以后,蒋先生在一次总理纪念周的集会中,对两千名党的中上级干部,发表了动人的演讲词。演说要点:(1)虚心接受中国大陆失败的教训。(2)不惜牺牲感情与颜面,彻底改造。(3)他自己将鞠躬尽瘁,争取最后胜利。董说:“当他演说时,在座听讲之人多有落泪者。”足资采信。

复职后的迫切任务,便是加强安定内部的部署:提名新的行政院长人选,接替倦勤已久的阎锡山;新阁揆为陈诚将军,时任东南军政长官辖东南各省。陈历任军政要职,如军政部长、参谋总长、东北行辕主任等。个性耿直,操守廉洁,为国军将领中之佼佼者。陈的台省主席遗缺,前年十二月由吴国祯递补。吴出身清华大学,美国普林斯顿的博士,有“民主先生”之称。为了改变蒋独裁统治的形象,吴的任命,再恰当没有。尽管吴和经国不和,这时候的小蒋,尚未具人事支配的力量,何况大敌当前,御侮第一。至于内哄的发生,已是朝鲜战争爆发,转危为安以后的事了。三军高级人事,同时更易:发表周至柔参谋总长兼空军总司令;孙立人陆军总司令;海军不变,仍由桂永清担任;蒋经国国防部政治部主任,后改总政治部主任。

蒋先生此项任命,深具划时代的意义。老将如何应钦、顾祝同等,不复当权,由新生代的周至柔擢升。孙立人非黄埔出身,出掌全体陆军的兵符,意味着蒋先生大公无私,人才至上,有打破传统的决心。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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