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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月后丘吉尔回到了英国。虽然他为自己平安返回而深感庆幸，但他也承认：“战争中有许多时候使我认识到，我们仅仅为了猎奇冒险而不顾生命危险，这种做法是何等轻率。”

总的说来，丘吉尔的古巴之行收获还是巨大的。他和雷金纳德·巴恩斯均被授予西班牙红十字勋章，以表彰他们在遭遇袭击时所表现出的“勇敢精神”。他自1895年12月13日起至1896年1月13日为伦敦《每日纪事报》撰写的五篇战地报道都发表了，这些报道引起了国内一些读者的兴趣，并得到上流社会中许多人的赏识。于是，丘吉尔成了一些宴会和舞会争相邀请的嘉宾，并借此结识了不少名人。丘吉尔的报道所造成的影响和为他赢得的名声，远远超过了他所得到的微不足道的那点稿酬的价值。此外他的收获还有：在炎热的古巴养成了睡午觉的习惯，以及染上了抽雪茄的烟瘾。

古巴之行的成功激发了丘吉尔的写作欲，这种写作欲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籍此博取更大名声和荣誉的内在驱动。丘吉尔又向《每日纪事报》建议，由他作为该报特派记者，前往克里特岛采访当地人民反抗土耳其统治的起义。但是《每日纪事报》不愿为此支付费用，使丘吉尔的打算落了空。后来他又谋求到南非去；因为那里的布尔人与大英帝国军队的矛盾日益激化，必将发生武装冲突。他希望母亲帮助促成此事；在给母亲的信中他对荣誉的渴望表露无遗：

“在南非的几个月会使我赢得南非勋章，并且很有可能使我获得不列颠南非公司的明星勋章。从这儿我将马不停蹄赶往埃及，一年或两年后我将再带回二枚勋章，从此我将弃武从文。”

他希望得到母亲的热情支持，在信中敦促母亲“在这样一个时期不遗余力地帮助我”。但是一件丑闻使丘吉尔的如意算盘全成画饼。第四骠骑兵团军官伙食团的一个讨厌的老家伙控告丘吉尔有同性恋行为；丘吉尔为此提出诉讼，控告此人纯属诽谤。经过审理，法庭判丘吉尔胜诉并获400英镑的名誉损失费。为了接受陆军部拟议进行的进一步调查，丘吉尔被告知短期内不要外出，以免引起人们以为他想回避对他的品行进行调查的误解。

然而，皇天不负苦心人，丘吉尔的机会很快就再次来临了。

丘吉尔传……２　《马拉坎德野战军纪实》

２　《马拉坎德野战军纪实》

1896年9月，丘吉尔随所属的第四骠骑兵团调往印度，驻扎在印度南部的班加罗尔。这里是一处气候宜人的山中避暑胜地，海拔高度为3000英尺。丘吉尔与另两名中尉合住着一所带有“宽阔而漂亮的庭院”的平房。丘吉尔在其中占有3个房间，住处宽畅而舒适，并且拥有“一个主管酒类、膳食的管家”、两个“管衣物的男仆”，还有一个马夫。此外他与另两位中尉还共用两个园丁、三个运水工、四个洗衣工和一个守夜人。骑兵团的军官们除了每天的早操和上午的一小时马厩值勤，再没有其他的军务活动，因而丘吉尔有充足的时间随心所欲地满足自己的爱好。他读书、写信，种种玫瑰花，还采集制作了许多美丽的蝴蝶标本。每到下午4时15分，就是他最喜爱的活动打马球的时间。这也是当地英国骑兵军官最主要的娱乐。丘吉尔认为打马球不仅是最有益处的运动之一，而且还是英国军官与印度王公贵族之间进行交往的主要渠道。双方经常组织比赛。就在当年秋天，丘吉尔作为主要选手代表第四骠骑兵团在海德拉巴参加了马球比赛，在比赛中表现极为出色。伦敦的《原野》周刊曾对此作过绘声绘色的报道：“霍尔上尉策马飞奔而来，巴恩斯先生及时接应，而丘吉尔先生则不失时机地发动了两次勇猛的进攻，将球攻进球门。”丘吉尔对打马球真是太投入了，他甚至有时把它看作是“严肃的生活目的”。

但总的说来，丘吉尔认为在班加罗尔驻防时期的生活是“单调、乏味而使人感到百般无聊”的。为了充实和提高自己，他把打马球以外的空闲时间主要用于自学。他请母亲给他寄些历史、哲学、宗教和经济方面的书来。珍妮很乐意地为儿子寄来了大包小包的吉本、麦考利、柏拉图、叔本华、莱基、马尔萨斯、达尔文等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生物学家的各种经典名著。丘吉尔从此开始了苦读，“从十一月到第二年五月我每天阅读四小时或五小时的历史和哲学著作”。

在短短的时间内就从这些经典名著中吸收了丰富的思想营养。通过阅读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麦考利的《英国历史论文集》、柏拉图的《共和国》和温伍德·里德的《人类殉难记》等著作，他的思想变得更加深刻，也使他逐渐形成了某种人生信念。他曾经简练地将其概括为“一个人的生命毕竟总得钉在行动的或思想的十字架上”。此外，在写作的风格和用笔技巧上，丘吉尔也受到了吉本、麦考利等大师的深刻影响。他曾谈到，《人类殉难记》这部著作所提出的对基督教的批判是“那么具体，以至使我在某些时候都难以相信”。在他后来的写作生涯中，曾有多部作品被人们评论说与麦考利的风格十分相似，而丘吉尔则对此引以为荣。出于对现实政治的关注，丘吉尔还请母亲寄来一套《政治年鉴》，以使自己了解当时国内政治生活的现状。

1897年春，丘吉尔得到例行休假。他一回到伦敦，即拜访了保守党总部，同工作人员进行联系，以便安排他在“樱草会”将于巴思举行的会议上发表第一次正式的政治演讲。他在去古巴途中路经纽约时，曾就演讲技巧问题向美国民主党领袖、著名演说家科克兰请教，得到了科克兰的悉心指点。现在他既有将所学技巧付诸实践的跃跃欲试的心情，却又担心自己发音上的缺陷会令听众失望。结果，演讲意外地大获成功，“演讲结束时，掌声如雷，一直持续了好长时间，我毕竟也能做这样的事！……我开始对自己和世界非常满意”。后来在他临危受命出任战时首相时，为鼓舞人民反抗法西斯侵略的斗志，他曾作过一系列著名的演讲；被认为是当代世界上最出色的演说家。而此次演讲即是这位未来演说家初试牛刀的成功预演。

丘吉尔假期将满时，获悉印度西北边境山区发生了民族骚乱，他意识到，自己渴望已久的机会又来到了。

当时，由于美国和德国的工业迅速发展，打破了英国在工业和对外贸易上的垄断局面，迫使英国工业结构以及对外政策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说以前英国对外政策的核心是致力于争夺和扩大销售市场，那么现在它就被迫改变为加紧掠夺殖民地的工业资源并在海外建立大型企业的租借地，这必然引起殖民地人民的激烈反抗。＇霸气　书库　｜。＇十九世纪末，在印度，尤其在殖民当局难以控制的北方地区，反抗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发展得更快。这次民族骚乱就发生在该地区马拉坎德出口附近，是一个帕坦人部落举行了反英起义。英国殖民当局派宾登·布拉德将军率领由三个旅组成的远征军前往该地进行镇压。

丘吉尔为了不错失建功立业、博取名声的良机，在伦敦时就给正在该地组织军事行动的宾登·布拉德将军接连发了好几封电报要求参加军事行动。随后又赶赴印度的迪普丹尼，在威廉·贝里斯福德勋爵家中会见了这位将军，将军答复说欢迎他作为战地记者前往，如果一旦有人伤亡，或许会让他充实到战斗岗位上去。

丘吉尔先从骠骑兵团里请准假，又在宾登·布拉德将军帮助下领到了《加尔各答先驱报》的记者证。与此同时，珍妮在伦敦也与《每日电讯报》达成协议，由她的儿子从印度给该报发回战地报道。

马拉坎德野战军对边境地区袭击英军前哨据点的起义的帕坦人部落，进行了报复性的军事行动。他们破坏水源，烧毁当地居民的村庄，激起了帕坦人更大的反抗。山民们不仅使用大刀、长矛，也使用从英军手中缴获的现代化武器，机动灵活地袭击英军，给丘吉尔跟随的部队带来了很大威胁，以至于布拉德将军在军营中为丘吉尔的到来设晚宴接风洗尘时，为确保安全，有一段时间大家只能熄灯在黑暗中举杯共饮。

由于遭受起义者的袭击，英军伤亡率较大，尤其是军官，更是袭击者射杀的主要对象，因此丘吉尔很快就能补入部队直接参加战斗。他最初担任布拉德将军参谋部的联络官，骑马奔驰于英军各分遣队之间，往往是一个人单独行动。但有一次他差一点被当地的山民活捉，此后每次外出执行任务，他便由两名印度骑兵随同保护。

还有一次，他完成联络任务后跟随一支分遣队返回驻地时，在途中遭受到大规模的袭击，战斗进行得异常残酷。在一片寂静的山谷中，突然爆发出枪声和喊杀声，转眼间在嶙峋的山岩之间，奔涌出成群结队的起义者冲向他们。丘吉尔亲眼看到大片的死伤。他在《我的早年生活》中回忆道：“只见后边的五六个人已经倒下了，两个已死，三人受伤。一人胸部被射穿，鲜血如泉涌；另一个腹部受伤，手抓脚踢；还有一位军官右眼被射出，满脸是鲜血。惨呀，这是多么惊险的一幕啊！”他在当时给母亲的信中还写道：这是一次“令人毛骨悚然的溃败，被俘获的伤兵让这些野蛮的畜牲凶残地切成肉块”。丘吉尔开始时只是帮助运送伤员，后来亲身投入了战斗。他在距敌人约40码的地方，先是用自己佩戴的手枪射击，后来又使用伤员的步枪。“我虽不能确切地知道，但我觉得射中了4个敌人。”后来英国援军赶来了，丘吉尔和这支分遣队才脱离危险。此时，英军已死伤150余人。最后，经过60多个小时的跋涉，他们才爬上火车，回到英军老巢。丘吉尔本人则幸运地未受任何损伤。

对于战争的危险和严酷，丘吉尔当然十分清楚地知道，但他毫不畏惧地主动寻求机会投身于其中，绝不是头脑简单的鲁莽行为，而是抱有明确目的的同命运之神的赌博，是为了达到今后更高的人生目标，赢得荣誉和名声所下的巨额赌注。

他在给母亲的信中毫无隐晦地表达出这种想法：

“我骑上灰白色的小马，沿着散兵线行进，而敌人却匍伏隐蔽在那里。这或许是愚蠢的，但我下了巨额赌注，好让人们看到，再也没有比这更为勇敢或更有气魄的行动了。倘若失去了观众，事情就会变成另一个样子。”

丘吉尔的勇敢得到了宾登·布拉德将军的充分赞赏。这位将军在给丘吉尔的上司，第四骠骑兵团团长布拉巴松上校的信中说，这位年轻的记者“干起来一个人能顶两个普通的中尉军官”。他并要求将丘吉尔派往急需军官的第31旁遮普印度步兵团任职。但是由于印度陆军司令部不同意这一从班加罗尔调往印度边境地区的调动，不久，丘吉尔就接到重返班加罗尔的命令，回到了第四骠骑兵团。

丘吉尔对于自己在战地采访中的表现自感相当满意，在给母亲的信中他自信十足地说：“在采取行动这方面，我还没发现过比我更强的人。”当他得知，军方已决定授予他一枚勋章以及“我想得到的两个勋标”，又听说宾登·布拉德将军在战报上点名表扬了他之后，他更感兴奋，对自己的勇敢有了更充分的自信。

在战斗间隙，丘吉尔抓紧时间给伦敦《每日电讯报》和印度《加尔各答先驱报》撰写了大量稿件。在这些战地报道中，丘吉尔站在英国军方的立场上，处理得颇有分寸。一方面，他以流畅的笔调，十分生动地描述了他曾亲眼目睹并投身于其中的战斗场面，及时为读者提供了有关英印部队军事行动的新闻报道；另一方面，他有意地回避了一些事实。他没有报道英印军队受挫溃退，以及落入敌手的伤员遭受骇人听闻的折磨的详情；不愿透露起义者落入英印军队手中也被“毫不迟疑地予以杀害”的情况；也未向广大读者泄露英军在镇压起义边民的部队中配备了达姆开花弹的事实。他曾私下谈到过：“说起这种枪弹的炸裂效果，那真是令人心惊胆颤。”之所以如此处理，除了他自己身为英国军官这一点外，他还得顾及同意他参于此次军事行动并使他赢得荣誉的布拉德将军，但以后他在私下里曾多次向自己的亲朋好友谈到事实真相，并从心底里对之感到极端厌恶。

还有一点使丘吉尔感到不快的是，这些报道在伦敦《每日电讯报》发表时，仅署名为“一个年轻军官”，而未署上丘吉尔的大名。这是他母亲与伦敦的朋友们商议后未经丘吉尔同意就决定的。因为他们担心，丘吉尔在报道中仍然免不了就英印军事行动论及英国战略和政治问题，免不了说些使他的上司不满的话，这可能使丘吉尔在军队中陷入严重困境。但这种做法与丘吉尔想在“选民面前扬扬名”的热切渴望显然是背道而驰的。这些报道当时在英国国内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但谁都不知道“一个年轻军官”就是丘吉尔。

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丘吉尔产生了在已于《每日电讯报》和《加尔各答先驱报》发表的战地通讯的基础上著书出版的想法。他利用战时收集到的材料，试图“造一个小小的文库”，仅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马拉坎德野战军纪实》。

他将手稿寄往伦敦，请母亲代为联系出版社。1898年春，英国朗曼公司出版了这本书。由于丘吉尔远在印度，不能亲自来看校样，他通过母亲聘请她的妹夫莫尔顿·弗雷温代劳。但是这位先生的文学修养太差，他在审阅例证、修改词句和标点符号的过程中。改正的错误还没有他增加的错误多。以至于英国文学协会的评论说：“这本书在风格上，就好像是迪斯雷利写的书让一个当印刷工的狂妄读者进行了修改似的。”这当然也有批评丘吉尔本人的成份在内。但总的说来，这本书还是得到了大多数评论家的好评，认为书中许多地方颇类当年伦道夫·丘吉尔的风格。《泰晤士报》评论说：“这位年轻作者所显示的直截了当的笔锋，毫不犹豫的坦率精神和幽默感，将被认为是一个家学渊源在起作用的明显例证。”《旁观者》杂志认为，本书作者显示出“军人所具有的丰富、敏锐的观察能力，在这一基础上进行了相当精辟的论述”。

一本专供军官们阅读的刊物《三军联合》杂志认为《马拉坎德野战军纪实》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并向英军的每一位军官推荐这本书。该杂志的编辑还特意邀请丘吉尔为该刊撰写一篇论述边疆政策的专稿，丘吉尔应命很快完成了任务。在这篇文章中，丘吉尔对英国殖民政策中的陈旧过时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认为由此导致了人力物力上劳民伤财，困难重重。但这种状况由来已久，马上改变不太可能，也将会造成严重后果。较为妥当的是要根据边境地区多山、适宜进行游击战的特点来制定新政策，应限制边疆地区设置要塞的总数，尽量节约开支；调动部队应该谨慎而不是草率从事，更不要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远征，这样才能稳步将英国的殖民统治逐渐扩大到阿富汗这样荒芜的边疆地区。这些看法，其实是他在书中已阐明的各种论点的简明概述。

从当时的情况看，实际上政府已在对老政策进行调整。但仍有一些人在竭力鼓吹“前进的边疆政策”，甚至要求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陆军元帅弗莱德里克·罗伯茨勋爵。一个军阶极低的年轻中尉竟敢对英国的殖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