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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第1页)

波林的一生也是坎坷的。1902年她丈夫死后只剩有不多的钱,她又没有收入,起先她到海亨根和她姐姐范妮住在一起。之后,她长期住在海尔布朗的一位姓奥本海默银行家遗孀的家中,操持家务,教育几个小孩子,孩子们对她很是敬慕。后来一段时间她给那位孀妇的弟弟雅各布·科克管理家务,接着,她又搬到鲁塞耐与女儿玛雅和女婿保尔·温特勒在一起居住,他们家在布兰堡大街16号甲。

波林住在女儿家时腹部已有癌肿,病情十分严重,只得到罗斯瑙疗养院住院治疗。住院以后不久她表示希望同儿子住在一起。1919年12月,艾尔莎给埃伦费斯特写信说,母亲病已垂危,将迁移到柏林来。1920年初,波林到达柏林,一同前来的还有玛雅,一位医生和一位护士。波林住在爱因斯坦的书房里。吗啡治疗对她的大脑有所影响,但是她“眷恋人生,看上去依然是精神饱满”。波林于2月去世,埋葬在柏林的勋伯格公墓。波林去世后不久,爱因斯坦给赞格写信说:“我母亲已病故,我们精疲力竭。人可以从内心深处感觉到血缘关系非同小可。”

★ 伟大的验证

在20年代初,爱因斯坦已经享有任何一位学者都未曾获得过的盛誉。英费尔德对1919年日蚀观测和证实广义相对论之后爱因斯坦的声誉空前增长的原因,曾发表过一些有趣且有一定道理的看法:“这件事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发生的。人们厌恶战争、屠杀和国际阴谋。战壕、炸弹、屠杀留下了悲惨的余悸。谈论战争的书籍没有销路和读者。每个人都在期待一个和平的时代并想把战争遗忘。而这种现象能把人类的幻想完全吸引住。人们的视线从布满坟墓的地面聚集到满天星斗的天空。抽象的思想把人们从日常生活的不幸中引向远方。日蚀的神秘和人类理性的力量、罗曼蒂克的场景、几分钟的黑暗,尔后是弯曲光线的画面——这一切和痛苦难熬的现实是多么不同呵!”

爱因斯坦瞬间成为公众偶像的原因很多,但直接的原因则是对全日蚀的观察中,终于证实了光线在太阳引力场中发生弯曲。

1919年初秋,波林在疗养院住院时收到儿子的明信片,第一句话是:“亲爱的妈妈,今天报告你一个好消息。洛伦兹打电报告诉我,英国远征队已经实际上证实了太阳的光有偏转。”

早在几天之前,洛伦兹打给爱因斯坦的电报中说:“爱丁顿在9/10秒和1 4/5秒之间发现太阳边缘的恒星位移。恭喜恭喜。洛伦兹。”

大家心里都明白,有了这个观测的证明,广义相对论的意义与价值就会变得无法估量。爱因斯坦对这一点更清楚,他早就渴望着这一天了。

早在1907年,在伯尔尼专利局当职员的爱因斯坦发现了等效原理,他认识到这个原理本身意味着光有某种弯曲,但是他认为这个效应太小了,观测不出来。1911年,布拉格的教授发现,这个效应在日全蚀的时候能够测量出来,并且发现,在日全蚀的情况下变曲度是0。87①。但他那时还不知道空间也是弯曲的,因此,他的结论是错误的。他仍然相信牛顿,而牛顿认为空间是平直的,牛顿从他自己的万有引力和光微粒说中也能计算出这个0。87。1912年,苏黎世的教授发现空间是弯曲的。几年之后他才明白空间的弯曲改变光弯曲。1915年,已是普鲁士科学院院士的爱因斯坦发现了自己以前的错误,广义相对论意味着太阳光的弯曲度是1。74,也就是说,爱因斯坦值是牛顿值的两倍,因子2使得牛顿和爱因斯坦对立起来。

①0。87:现在称为牛顿值。

爱因斯坦到1914年还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但是他信心坚定,他写信给贝索说:“不论日蚀的观察是否成功,我都坚信整个体系的正确性。”

爱因斯坦也是幸运的,历史的几次变故使他几次免于面临错误的窘境。

1912年,一支阿根廷日蚀远征队开到巴西,计划检验光的弯曲度,因为天下雨取消了试验。

1914年夏季,由弗罗因德里希率领,由人们不太熟悉的捐助人克鲁普资助的德国远征队开往克里米亚,观察8月21日的日蚀,也因战争没法完成考察任务。

1915年11月18日,爱因斯坦宣布正确的偏转数值是1。74,他更迫切希望得到日蚀观察的数据。可日蚀观察依然一再受挫。

1916年,委内瑞拉有一个观测日蚀的机会,又是因为战争而失去了。早先希望在日蚀时拍摄照片寻找偏转的企图落空了。

1918年6月,一位美国人对日蚀的观察也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一直到1919年5月,两个英国远征队才获得第一批有用途的照片。而这一重要的观察成就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爱丁顿。

爱丁顿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天文学教授,又是皇家天文学会的学术秘书。他参加了基督教教友会。就像那些主张“爱自己的敌人”的教友们一样,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只是摇头。与爱因斯坦一样,他也是一个十足的和平主义信徒。1916年春天,从中立国荷兰的莱顿大学寄来一份《广义相对论基础》单行本。皇家天文学会的通讯会员德·西特教授,刚从爱因斯坦那里收到这篇论文,就把它寄到了剑桥。爱丁顿一眼就看出,这篇论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马上开始研究广义相对论,同时请德·西特写三篇介绍广义相对论的文章,发表在皇家天文学会的会刊上。这三篇文章,引起了英国科学界的广泛注意。因为这是英国人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以来的两个半世纪里,第一次有人向牛顿提出有力的挑战。

爱丁顿决定用日全蚀观测来验证爱因斯坦的新的引力理论。

1919年5月29日将发生日全蚀。刚好,金牛座中的毕宿星团在太阳附近,如果天气晴朗,用照相的办法,至少可以照出十三颗很亮的星。这是天赐良机,到时候将给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也就是向牛顿挑战的新的引力理论,来一个判决。如果星光掠过太阳表面的时候,像爱因斯坦预言的那样拐弯了,这就证明爱因斯坦是正确的,否则……。

不,作为自然科学家的爱丁顿,坚信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是正确的。星光将会拐弯,拐过1。74,和爱因斯坦预言的一样。要用照相机照出这1。74的偏转角,就像在十几米外照出一根火柴棍那样困难。不过,爱丁顿也仔细研究过了,这是办得到的。

在爱丁顿的热情倡导下,皇家天文学会开始了日全蚀观测的准备工作。当时,德国潜水艇封锁着英国的海岸线,英国人民正在挨饿,每天都有英国士兵牺牲在前线。德国是英国的头号敌人,花费大量的金钱和人力,去证明一个德国科学家的理论,遭到不少英国人反对。可是,爱丁顿和爱因斯坦一样,是和平主义者,他执著地认为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爱丁顿对广义相对论的热情,对科学的执著,感染了皇家天文官代逊。这次全日蚀,月球的巨大影子横跨大西洋两岸。代逊决定派出两支远征队,分别去非洲西部的普林西比岛和南美洲的索布腊尔。

1919年3月初春的一天,在格林尼治天文台皇家天文官的官邸,举行了日蚀观测队出征前的最后一次会议。巨大的书房里,代逊在花地毯上踱过来,踱过去,向两位队长作最后的交代。爱丁顿细长的身子埋在大沙发里,看着对面墙上的牛顿像出神。代逊讲完了,爱丁顿的副手想使会议的气氛活泼一些,就笑着说:“要是我们观测到的光线偏转角不是0。87,也不是1。74,而是3。4,那怎么办呢?”

这位副手是在望远镜下度过了无数夜晚的天文学家。他没有爱丁顿那样的数学造诣。在他看来,爱丁顿对爱因斯坦佩服得五体投地,实在有点好笑。广义相对论再优美,也不过是一件美丽的衣裳,穿在天文学身上,会不会合身呢?那一套玄乎乎的空时理论,光的弯曲,像他那样的天文学家是接受不了,也不愿接受的。所以,副手的这一番话,很有点揶揄爱因斯坦的意思。

爱丁顿没做声,眼睛仍然盯着墙上那威严的牛顿画像。

有什么可说呢?不管是什么结果,意义总是非凡的。爱丁顿对此早就想过:“这次日蚀远征队可能会第一次证明光的重量(即牛顿值);或许还可以证实爱因斯坦的非欧空间的怪论;或许会出现更具有深远影响的结果——光没有弯曲”。

皇家天文官一本正经,他把两手一摊,对爱丁顿的副手说:“那爱丁顿就要发疯了,你一个人回英国来吧!”

第二天,两支远征队双双启航,分赴各自的目的地。爱丁顿在4月23日到达普林西比岛,马上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架设望远镜、试拍照片……一切准备就绪,等待着那伟大的日子来临。宇宙将在那一天的几分钟里,把自己的真面目在世人面前显露一下。

5月29日终于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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