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上没有任何的文字,只画了一朵素描的简笔花绘。
画上鲜花和苞片的形状很像狮子的爪子,那是雪绒花特有的标志。
旅途期间,卡拉几乎不怎么记日记,隔很长时间,才会寥寥写上几笔,多是些有关列车延误或者前方铁路断轨这类的抱怨。
伊莲娜小姐却觉得,这一页是不同的。
雪绒花的上一页,卡拉写她的贴身女仆在印度得了疟疾,无奈推迟了一周行程,那是1878年的10月3号的事情。
而下一页,已是来年一月,她身在日本了。
中间正好夹杂着1878年的圣诞节。
按照前后的日程推算,她那时候很可能正在仰光,和那位教堂的牧师日记中遇上金红色头发的女画家的时间对的上。
安娜以前以为这幅花绘的简笔素描,也许是卡拉在异国他乡过圣诞夜,想念家乡时随手画下的。
现在想想。
日记本上的特殊标志……是否……便是指代着被她留在世界尽头的那一张画?
逻辑上也对的上。
唯一的瑕疵是论文所引用的传教士日记的原文,牧师所记录的那位女画家圣诞节后离开仰光港,直接返回了欧洲,而非像卡拉一样前往了日本。
毕竟是一百五十年前一位旁观者留下的日记。
牧师也是在一周后,才向别人追问打听的,有些许的差异和谬误能够被安娜接受。
关于这位牧师的调查,英国国教那里,也传来了结果。
很遗憾。
档案不是很全面,当时英属印度殖民地的牧师,并非都有登记,新教教会也没有找到写这篇日记的那位牧师本人详细的记录。
好消息是到了神父这个等级,档案还是蛮全的。
1860年到1890年的三十年期间,英国派往印度的传教士里,姓安德森的神父总共也只有两位。
其中恰好有一位,在1870年代,负责仰光一家名叫圣·约瑟夫的本地教堂的工作。
它和日记中牧师曾提到了安德森神父,也对应上了。
另外……
安娜上周末,还得知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消息——笔迹认定。
油画笔触的认定,是鉴定学里的超级难点。
通过两幅油画上色彩与笔触,判断它们到底是不是一个人画的,尤其是故意画的风格很像的模仿画,经常能让不同的学者打破头。
文字字母的笔记认定,则要相对简单的多。
不用去请福尔摩斯出场。
只要稍微花一点钱,字迹鉴定世界上任何一家有足够资质的鉴定所便都能做,且是结论权威程度能被用来当成法庭参考证据的那种。
卡拉的画作几乎都被烧掉了,但她的部分信件和日记这些文字材料,还是被保留了下来。
安娜翻到《亚洲艺术》上的那篇论文后,离开机场的第一时间,就让管家把《雷雨天的老教堂》背面的“CAROL”的签名照片和日记本上的原始文字去做一个字迹认定。
相比普通的文字坚定,这件事的难点在于,分别用油画笔刷写字和用钢笔写字,就算是同一个人所留下的字迹,书写习惯亦会有轻微的不同AROL”这五个字母,样本量又非常少。
笔记认定更加难做。
管家替安娜联系到了幕尼黑的一位司法鉴定界很有名气的老专家,告诉对方,伊莲娜家族并不需要对方出具司法级的权威结论报告。
伊莲娜小姐只希望对方能依据他多年从业经验,给出一个主观判断——问题很简单,写“CAROL”这个签名的人,和在日记本的照片上留下字迹的人,在您心中,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
专家的回答也很严谨。
“很难,这很难说,二者的书写工具完全不同,书写材料也完全不同,字迹的特征点又这么少。我不能直接告诉您,这是一个人写的,还是不是一个人写的。我只能说,我在这个签名上找到的三个字母的特征点,都在日记材料里找到了相应的对照。”
“所以您觉得是真的?”
“嗯,30%吧,如果您一定要求我做出回答的话,那么是的,主观上,我相信写下这个签名的人,正是写这本日记的人。但是客观上,以如今的这个样本量,我最多最多,也只有30%的把握。”
管家向安娜转述了那位学者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