勉林问∶『坏处呢?』
『坏处就是他不要好处。公事上是开了个例,以后这种合约都归他来谈,总办的大权旁落了。』『李勉林想了一下答说∶』他刚刚来,决不敢弄好处,不会有把柄落在我们手里;反而开了个恶例『』说得是。总办的做法也很高明,尽量跟他客气,敷衍得他舒舒服服;就是不给他实权,叫他少管公事。『』对!怎么把他敷衍得舒舒服服,就交给你办了;大不了多花几两银子,不要紧。『』是!『王伯炎答说∶』福克昨天来问道,什么时候谈合约,我说这两天左大人在这里,总办没有工夫,等左大人走了再说。现在我就通知他了,叫他马上来谈。『』好!你跟他谈。『
福克是早就预备好了的,品类、价格、交货期限,合约底稿;价格是照数量多寡决定,买得愈多愈便宜,但佣金却照比例实足计算。
军火的佣金,高低不等,但最少也得一个二八扣,不过福克开的佣金,只得一个折扣;王伯炎便向翻译笑道∶『福克先生在中国多年,怎么说外行话?』
『是,是佣金的折扣不对?』
『不是佣金的折扣不对。』王伯炎又换了一个说法∶『是拿我们当外行看。』
翻译跟福克叽哩咕噜谈了一阵,转脸向王伯炎说道∶『福克的意思是,这笔生意因为是面奉左大人交代,价钱格外克已,所以他是照成本开的,等于白当差;要请王老爷原谅。』『言重,言重!』王伯炎说∶『我们要请他原谅,这个数目,我怎么向上头交代?莫非他跟胡大先生做交易,也是这个折扣?』
『是的,「福克居然透过翻译,这样回答;不过他也有解释,』以前如果跟胡先生自己谈。什么话都好说;倘或是跟左大人自己谈,胡先生是连一个回扣都不要的。『』唏!
唷!『王伯炎大惊小怪地,』照这样说,他还算特为照应我们的?『
『话也不是这么说。』翻译答说∶『据我们所知,回扣有多有少,看情形而定;好在以后还有生意,总有补报的时候。』『我是头一回,总要让我有个面子,你跟他说,我下一回补报他。』翻译跟福克又是谈了好半天,最后无可奈何地回复王伯炎,『王老爷,』他说∶『福克的意思,回扣多少都行,不过价钱要提高。』『提高到多少呢?』
『这要看王老爷,要多少就是多少。』
『喔,他的意思是「戴帽子」?』
『是的。』
『那末戴了帽子他承认不承认呢?』
『当然承认。不过┅┅』那翻译吞吞吐吐地没有再说下去。王伯炎当然要追问,『不过什么?』他说∶『大家头一回做交易,要以诚相待。』『那末,我说老实话,价目表早就开出去了。』『开给哪个?』
『胡大先生。』翻译赶紧又补了一句∶『不是这两天的事。』王伯炎一听这话,大为光火;脸色青一阵、红一阵的,最后吐出一句话来∶『原来是个圈套!』
当下弄得不欢而散,王伯炎愤愤不平,再一打听,还有气人的事,原来福克决意跟胡雪岩保持良好的关系,所以在这笔军火的佣金中,为他保留了一个折扣;虽然胡雪岩表示,不愿不劳而获,但福克还是照原来的计划。买军火两成回扣,是最起码的行情,还要平白为人分去一半,王伯炎觉得这件事对总办实在很难交代。
李勉林本来就有上当的感觉,在他的判断,胡雪岩将福克带到左宗棠那里,是以西征转运局委员的身份干预江南的军火采办事宜,京中的『都老爷』参上一本,连左宗棠的面子都不好看,因而叫福克来请他引见。事实上他们暗底下都谈好了,只是利用他来摆个渡而已。
因此听到王伯炎的报告以后,认为事态很严重,特意去找上海道邵友濂商量。『合肥道赵丁忧,实在不凑巧,北洋是张振轩大有取而代之的意思;这里左湘阴着着进逼,里面一个聂仲芳卧底;外面一个胡雪岩花样百出。制造局是北洋的基础,看来要保不住了。』李勉林忧心忡忡地说∶『小村兄,你一向足智多谋,总要看在大家都是曾文正一脉相传这一点的情份上,帮帮我的忙才好。』『言重,言重。』号『小村』的邵友濂说∶『彼此休戚相关,我决无坐视之理。胡雪岩在左湘阴面前的分量,也大不如前了,你先咬咬牙撑住,等我找个机会,好好来打他一闷棍,叫他爬不起来。』『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即使不僵也不能有什么作为了。』邵友濂打断他的话说∶『勉林兄,目前最要紧的一件事,你要把聂仲芳敷衍好。』『我明白。』『至于福克的合约,你最好还是让胡雪岩跟他去订。』『喔,这,这有什么讲究吗?』
『自然有讲究。这笔经费,将来少不得要在江海关的收入之中开支;如果我这里调度不开,不是害你受人家的逼?』
李勉林沉吟了一会,恍然大悟,江海关的税收归邵友濂管,将来该付福克的款子,他可以借故拖延;如果是胡雪岩跟福克签的约,福克自然只能找胡雪岩去办交涉,所以邵友濂的刁难福克,实际上便是与胡雪岩为难。
『好,好!』等想通了,李勉林满口应承,『我回去就办。』
李勉林的办法是,命王伯炎备公事禀报左宗棠,说福克索价过高,合约谈不拢,福克以前承办西征军火,只有胡雪岩能使他就范,所以为了大局着想,请左宗棠径饬胡雪岩与福克签订合约,同时,福克原拟致送回奇书…整理…提供下载扣一成,江南制造局决不敢领这笔回扣,请在价款中扣除,庶符涓滴归公之议。
这一份『禀帖』说得冠冕党皇,到得两江总督衙门,左宗棠议为言之有理;便将原禀录了一个副本,一并寄交胡雪岩办理。这样由上海而江宁,由江宁而杭州,再由杭州而上海一个大圈子兜下来,函电往来,很快地两个月过去,事情尚无结果,局势却有了重大变化。
原来东邻朝鲜发生内乱,国王李熙暗弱,王妃闵氏当权;李熙的本生父叫李癵应,称号是『大院君』,与王妃争权,已非一日,这一次的内乱是大院君的党羽进攻王宫,伤及王妃,并杀大臣闵谦镐等人。日本见有机可乘,出兵朝鲜;驻日公使黎庶昌急电署直隶总督张树声,建议北洋立派兵舰,与日军抗衡。
张树声本就想有声有色地大干一番,接到黎庶昌告警的电报,决定一面出兵观变,一面奏报朝廷。
朝廷对张树声能够迅速应变,颇为嘉许,但因法国其时正在图谋越南;朝鲜又有警报,怕张树声无法应付,所以决定命在籍守制的李鸿章夺情复起,即日回津。
因而便有人劝张树声说∶『朝中既已命令他主持此事,出兵似以等合肥回任后再办为宜。』张树声不听,说兵贵神速,时机一误,让日本军着了先鞭,中国要落下风。他即负北洋重任,不能因循自误。
于是当第二道催李鸿章动身的电报刚到合肥,李鸿章已复奏即行就道,由上海转天津时,张树声所派的军队,已经在『跨海征东』途中了。
张树声所派水陆两员大将,一个是北洋水师记名提督丁汝昌;一个是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此人名在水师,实在是陆军,他是淮军宿将,驻扎山东登州;随带淮军六营,由登州坐招商局的轮船出海,幕府中人材济济,总理前敌营务处的,是一个年方二十四岁的江淮世家子弟,就是翰林出身、官至户部侍郎、曾为左宗棠办过粮台的哀保恒的侄子袁世凯。
袁世凯从小不喜读书,虽是世家子弟,行为无赖,不齿于乡党。在家乡存不住身,异想天开,召集了无业少年十余人,由河南项城到山东烟台,将同伴留在旅舍中,只身去见吴长庆。
吴长庆当时以广东水师提督办理山东军务,他跟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是八拜之交,对故人之子,当然要照应,首先动问来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