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要开经筵了。
这是这几天除了金英下狱之外的另一件朝廷大事。
这件事儿起初是礼部左侍郎仪铭建议的,并且立刻就得到了朝廷上下文官们的赞同。
去年土木堡之变,太上皇朱祁镇北狩,郕王朱祁钰临危受命,登基称帝,稳住了大明的江山社稷,并通过互市、救灾等一系列的施政展现出一位明君的潜质。
但是,朱祁钰毕竟是临危受命,之前学习的都是皇家教育,并未经历过正经的帝王教育,所以,在施政期间,朱祁钰也是隐隐感受到了文官集团对于他所做决定的排斥。
对于此事,某天他在处理完礼部政务的时候和仪铭吐槽过,仪铭便建议朱祁钰可以重开经筵,拉近和文官们的关系。
经筵这件事,朱祁钰听说过,但是并不熟悉,仪铭索性便解释了一番。
经筵,汉唐以来专门为帝王或者太子特设的经史课堂,一般由朝廷重臣和翰林院诸官担任讲师,主讲儒家的经史子集和历朝历代的帝王学说,是朝廷文官们极为看重的一项政务。
与皇帝的御前讲习不同,经筵要在每个月固定日期召开,并且分为经筵和日讲两种,经筵每月三次,被列入讲官行列的人,如无例外,都要参加,日讲则是每天都有,但是不需要那么多人参加,只需要当天有讲课任务的大臣参加即可,其他人爱来不来。
有明以来,只有朱祁镇开过经筵,因为他登基继位的时候年龄太小,还处理不了政务,所以政务都是有张太后和内阁三杨商议处理的,但是朱祁镇毕竟会长大,早晚有一天要亲政,所以内阁辅臣杨士琦进《请开经筵疏》,请求重启经筵制度,为朱祁镇讲授儒家经典和治国之道,张太后果断同意,于是,八岁的朱祁镇便开始了悲苦的经筵之旅。
儒家重礼仪,经筵自然也不会缺了相关设置,文臣们设置了一整套极为复杂的流程来规范经筵,甚至细化到了笔墨纸砚的摆放方式都有明确规定,更别提人员设置了。
经筵有知经筵事,负责经筵的一切事务,又怕他忙不过来,还设置了两到三名同知经筵事来分担,其繁复程度可想而知,要知道,大明朝廷统辖亿万子民,各部衙门也不过是一个尚书两个侍郎,经筵几乎等同于各部了。
而且整个经筵从开始到结束,参与者都不能轻言妄动,只有负责主持的鸿胪寺官员可以按流程唱和,仪式上的严谨度比开大朝会还高,而且不像朝会那样是在广场上,而是在一间屋子里,谁有个风吹草动立刻就会被人发现,然后扣一个不敬经典的罪名。
皇帝也是参与者,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经筵上还特设了一个展书官,专门负责替皇帝翻书,因为经筵制度规定,皇帝也不能随意乱动,包括翻书。。。。。。
所以,经筵这件事,折磨了朱祁镇整整八年,直到张太后去世,朱祁镇亲征,经筵这才暂停,但是也没有明旨,只是说没时间,暂时不开而已,毕竟这件事是文臣们极为看重的,要真是明旨关闭,那文臣肯定要爆,谁也不会没事给自己找麻烦不是?
不过文臣们为什么这么重视经筵这件事呢?
自然是有好处的。
首先,经筵本身规格就足够高,给皇帝上课的讲堂,哪个书院敢相提并论?能参加经筵,给皇帝讲课,自然说明自己的儒学经典已经熟练掌握,退休后自称一声大儒都不为过,这对于文官们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其次,经筵是给皇帝授课,自然算是帝师,这个名头也是大明立国以来极少存在过的,毕竟太祖朱元璋登基之时已进不惑之年,太宗朱棣登基也四十有二,仁宗在位时间太短,宣宗也是二十八岁继位,并且经过了太宗的悉心教导,对于朝政大事熟稔于心,治理国家驾轻就熟,不需要什么人教导他治理国家,至于建文?他认为的那三位帝师就别提了,削藩削得建文帝都失踪了,建文这个年号到朱祁钰这会儿还是不存在的,大明史书里活生生空出来好几年,还有什么好说的。只有倒霉蛋朱祁镇开过经筵,有过帝师,那些大臣基本都是名利双收,例如内阁的杨士奇、杨荣、杨溥,礼部的胡濙,吏部的王直,工部的高谷。。。。。。
还有,经筵本身讲授的是儒学经典,那群武将勋贵基本上是没有机会担任讲师的,有资格给皇帝讲课的全都是文臣,这就意味着文臣可以将儒家的治国理念灌输到皇帝的脑子里,暗中影响皇帝按照文臣们的思路来治国安邦,这对于文臣的地位自然是有极大好处的,隐约间便高了武将一头。
还有,经筵是文臣接近皇帝的好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