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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部分（第1页）

。譬如，近几年国务院为减轻农民负担所做的努力吧，我们就切实感觉到党和政府对基层人民群众的关心。可是，仅有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还不够，还要有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机制。党和国家的宗旨、政策往往得不到认真贯彻甚至走向反面，关键在于我们缺少一个这样的机制。这是我多年来学习思考的一个结论。就说这乌岭煤矿吧，来平峦后看了他们的一个专题片，里边有中秋节领导给矿工送月饼的镜头。从表面上看，他们是多么关心矿工啊，可实际上这是一种宣传。他们也就是中秋节这天关心一下矿工，其它时间关心的就是自己的利益了。如果他们真关心矿工，为什么会出这么多安全问题，为什么一死几十人又不报告？说穿了，他们和矿工根本没有一点感情。对了，当年老一代革命家都把儿女送到艰苦的地方去，现在，我怎么没听说一位领导把他们的儿子送去当矿工？”重重喘口气，声音弱了下去：“这几年，我们国家的灾难性事故太多了，一起接一起呀，死了多少人？人民群众真是命如草介呀！这里边的根源是什么？表面上看，是管理问题，是安全意识问题，深些说，存在腐败问题。可这都不是根源。根源还是我刚才说的。只有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不够的，需要与宗旨想符的机制，那才是人民需要的。人民需要宗旨，更需要能代表他们意志和利益的机制。而现在，这样的机制还不够完善。如果没有相应的机制，仅有宗旨，那就成了空洞的口号，久而久之，还会引起人民群众的反感，认为是在欺骗玩弄他们。”

志诚：“你说的机制是什么，需要什么样的机制？”

张大明沉默片刻，苦笑一声：“这……你把我当谁了？我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可是，人是有思想的，只要你深入思考，就能有收获。这种机制到底该什么样我不能系统阐述，可是有一点，这里边少不了两条，一个是民主，一个监督，而二者又是密不可分的。”

什么意思……

在和张大明接触的这段时间里，志诚感到肖云的夸奖没有错，他确实很有思想，看问题很深，不由产生了敬佩之情。相比之下，也觉得自己实在差距太大，成年忙着破案抓逃犯，陷身于事务中，虽然有很多感触，可很少深入思考，现在，张大明的话好象有一股磁力把他吸引了。他非常愿意听他说话，和他讨论讨论，这种讨论也使他能暂时忘掉等待死亡的痛苦。

张大明低声继续说着：“其实，这两点我们现在也常提，可并没有认真实施。民主和监督是紧密相关的，民主，就是要让人民大众真正当家做主，有权监督掌权者是否为自己服务。最起码，需要有直接选举和罢免领导人的权力。你好好为我服务，我拥护你，你不好好为我服务，我有权罢免你。这样，他就不得不为人民服务了。这就是民主和监督。现在可好，领导干的好坏，是提拔还是罢免，基本和人民群众无关，往往是上边有人，把关系搞明白了，再搞出点虚假的政绩来，就提拔了。相反，那些真正为人民大众着想的，干实事的，反而没有好结果。所以，我们还真不能太责怪某个人，换了我们，久而久之，可能也不得不和他们一样。”停了片刻：“再回到现实中来。平峦县政府肯定有管理矿山的各种职能部门，什么土地资源局呀，矿山管理局呀，也包括你们公安局，可他们履行自己的职责了吗？如果他们都认真负责，按照国家要求来管理，能发生这种事吗？李子根为什么这么大胆，敢于这么胡来，根源也在这里。如果换了我们，有他这样的条件，也保不准这么干。当然，咱们和他不一样，心不象他那么黑，可是，我们也不是圣贤，一开始可能好一些，时间长了也不敢说就不变。个人品质是靠不住的，个人品质是可以变化的，这也包括一些伟大的人物。他们起初可能满腔热血，为了人民的事业而奋斗，可是，随着年纪的增长，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家人、子女的影响，也会不知不觉间发生变化，最后成为自私的专权者。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所以，人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唯有制度。要想不让人变坏，就得有监督，你要变坏了，就下去，就受到惩罚。可惜，我们国家在这方面还很不完善。我觉得，这就是根源。可能，我说得也不准，思考得也有偏差，可目前的认识只停留在这个层面上。”

张大明停下来。尽管隔着肖云，可志诚清晰地感觉到，他身上有一股热量传过来，觉得他情绪仍在涌动，还有话要说。果然，沉静片刻，他又开口了，变成了一种深沉、忧郁的语调：“我有时想，人有思想还不如没有思想，有思想就会产生痛苦，而没有思想就单纯多了，可是，我们是人哪，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思想啊。我是个记者，知道新闻媒体的运作是怎么回事，很多情况下，我们不是把人民群众真正关心的、社会真实的一面告诉读者，而是说假话，空话，写一些自己都不相信的狗屁文章……可这也不是我们记者的责任，我们的笔往往不是握在自己手上啊……我常常想，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广大群众没有渲泻的渠道，久而久之，就会酿出事端来呀。我搞过调查，这几年上访告状的少了，可这不是社会矛盾缓和了，而是人们觉得告也白告，是一种失望的表现。久而久之，有的人就走向了反面，不再寻求正常的、法制的途径来解决问题，而是开始仇视我们的社会，转而报复社会，最终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贫穷、苦难和社会不公，会使人失望乃至绝望，有的人走向犯罪，也有的人则不得不向恶势力和腐败分子屈服，成为他们的奴隶或者帮凶，而最终的结果还是人民群众遭受苦难……”

张大明的声音低下来，慢慢停下来。志诚听出，他是真诚的，他的语调中充满了发自内心的痛苦，不由深深被感动了。他忽然产生一种庆幸的感觉，要是没遇到这样的事，还真不会和他有接触，也不会听到这些话。想不到，他是一个这样的人，心里有这么多的东西，听了实在很受启发。现在，残存的敌视和戒备早已消失了，转而变成了一种发自内心的友谊和崇敬。片刻后，他低声说：“你可真不简单，有思想，有水平……对了，你把这些想法写出来过吗？”

张大明又是轻轻一笑，但是，笑声中带出一股苦涩的味道：“这……还没有，但是，我曾给高层写过内参。目前，恐怕很难找到一份报纸刊物来发表这样的文章。这也是我苦恼的一个问题。你写出真正为人民呼号，抒发心声的文章，不但很难发表，即使发表了，可回报你的往往并不是表彰，而是风险……对了，肖云，我已经有了打算，准备离开省报，回都市报，那里相对自由一些，哪怕写些娱乐性的稿件，也比说空话假话好得多！”

肖云突然地：“走也好，你先走，如果那边顺心，我将来也过去。我听到那些议论了，咱们社里那位厅长夫人，居然说你是‘反动记者’。那天我为这事和他吵了起来……我本不打算告诉你，你别往心里去！”

张大明轻轻一笑：“你不说我也知道。其实，有人当面就对我这么说过，有时我也很气愤，可更多的是无奈，最后也就习惯了。什么叫反动，反人民才是反动，可我始终关心着那些受苦的人民群众，怎么成了反动，而他们……你说那位厅长夫人都干啥，一天就是扯家长里短，拨弄是非，挣着高工资，她反倒代表革命了。真叫人哭笑不得。不过，我早相通了，这不是人民的评价。你虽然为人民说话，可他们却无法为你说话，就象乌岭这些打工者似的，我们为他们而来，他们知道吗？他们会为你说话吗？即使他们想说话，通过什么渠道让别人听到呢？又有谁能认真听呢……其实，这也是我们国家的悲剧，人民虽然多，却不能形成一种力量来表达自己的意志，使真正为他们着想的人陷入孤立……咳，不管怎么说，时代不同了，现在不整人了，我非常清楚，要是过去，有我这种想法再把它说出来，下场将很惨很惨。在中国历史上，有多少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都是这种下场啊！”忽然改变了语调：“行了，志诚，竟听我的了，这些话，有的我跟肖云流露过，可从没跟其他人这么谈过，是不是太偏激了，你一定烦了吧！”

“不，不，”志诚急忙说：“我很愿意听，真的很愿意听，非常愿意听。只是……”想了想，试探着说：“我有点替你担心，你有这种思想，又是个记者，搞不好恐怕会给自己带来一些麻烦！”

张大明轻轻笑了一声：“你说得对，确实有一点。不过，我已经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要不是置身于这样的绝境中，我是不会说起这些的。其实，我有时也很奇怪自己：你为什么总想这些呢？不管怎么说，你是省报记者，你不是社会底层那些受苦受难的人，那些黑恶势力也欺负不到你头上，你为什么要这么想呢，为什么要写那种给你带来麻烦的文章呢？其实，凭我的文笔，挣钱当官都不是难事。给一些刊物写记实稿，稿费很高，有的撰稿人每年挣几十万，要不就给哪个私营企业写宣传性稿件，报酬也不低。要想当官，就到大机关去当秘书，干几年就提起来了，往大了不敢说，要是在省直机关当秘书，几年后下去当个县委书记、县长还不是什么难事。可我为什么偏要这样做呢？我也思考过，大约和经历有关，我小时候在农村，受过苦……可李子根和我同村哪，也受过苦哇，他怎么变成那样了？要不，就是受教育的结果，或者看书思考的结果，或者人天生就是不同的……想来想去，我也想不通怎么回事。不过，有一点我是自信的，我知道自己热爱这个国家，我热爱我们的人民，我发自心底地希望我们的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我反对的只是那些黑暗腐败现象，所以我不反动，反动的是那些腐败分子。”

张大明的话勾起志诚很多同感。对了，原来队里的老张外号不就是“反动警察”吗？他是怎么落下这个绰号的，不就是爱发牢骚吗，不就是对那些干扰执法办案现象不满吗？后来因为一起案子得罪人狠了，上边有人说了，‘这样的人不适合做刑警’，就调走了……警察本身就是执法，法律的生命是公正，可执行公正使命的警察本身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人们还能相信什么呢？自当警察以来，没少接受各种教育，一些领导动不动就训话，批评基层警察法治观念不强，不能秉公执法。其实，到底是谁不秉公执法啊？我们基层警察能有多大的权力呀，更多的时候还不是有人不让我们秉公执法。我们千辛万苦破了案，抓个罪犯，可哪位领导一句话，就得乖乖放人，不知内情的群众往往还将其归罪于警察，让我们里外不是人。

志诚心里这么想，却没有说出来。他知道自己嘴讷，怕表达不清显得浅薄，让张大明笑话。张大明却又用微弱的声音开口了：

“其实，现在有些法规制定得也有问题。就说矿难事故造成伤亡的赔偿吧，一般参照交通事故执行。而规定中就将受害人分成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两种。城里人赔的就多些，农村人赔的就少些。依据是农村人收入低，城里人收入高，可是，难道农村人就注定一辈子生活在农村，城里人就注定一辈子生活在城里吗？收入低的人就永远收入低吗？同样，收入高就能保证永远收入高吗？对了，肖云你说过，一个人在矿山出事故死了或者被交通肇事撞死了，就是全部按规定赔偿，顶多也就四五万元，最多五万元，就象那个张林祥家似的，他们还很满意。可是，一个人的生命就值五万元吗？五万元就可以抵上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吗？我们是人，不是商品，不是动物，不是猪狗……”

张大明激动起来，声音也大起来。这也引起志诚的共鸣。他想了想，既是对自己解释，也是对张大明询问地说：“也许，这是考虑到责任人的赔偿能力，我们国家还不发达，多数人收入还有限，如果规定得过高，他们负担不起……”

“不，”张大明用坚决的语调打断说：“我不同意这种说法。第一，这种说法考虑责任人的利益，忽略了受害人的利益。而法律是应该向弱者倾斜的，这个解释违背了这一精神。第二，事实上，很多责任人在经济上都很富有。譬如说交通肇事吧，养得起车的能是穷人吗？或者是单位，或者是有钱人。就算我们这个欠发达省份吧，一般市县里，有几十万上百万元的也不希罕吧。就算他有几十万，撞死一个人赔偿个几万，对他来说算什么呢？如果两个人有仇，完全可以假借交通肇事撞死对方，然后赔几万了事。象李子根这样的，家财以亿计算，赔偿几个人算什么呢？我想，他可能是情急之下才这么对付我们的，否则，完全可以制造一起交通事故把我们干掉，到时，顶多也就赔上几万几十万，这对他算什么呢？所以我说，这条法规有重大缺欠。说得严重一点，根本不是以人为本，也没有考虑受害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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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明愤愤地住口了。志诚好一会儿没说话，他是警察，习惯了政治纪律约束，总觉得写到纸上、已经制定颁布的法规条文是神圣的，不容怀疑的，现在听他这么一说才知道，有时，它们也不那么合理。一时之间，心被搞得乱糟糟的。张大明说得真对，有思想不如没思想，有思想就带来痛苦。现在就这样，听他这么一说，心情非常不好，觉得发堵，难道，一切真的这样吗？不一定吧……他挣扎着试图反驳他，说：“这……你说的有一定道理，可是，有些现象终究是少数，象乌岭煤矿发生的事，终究是少数，是个别的。”

“对，我承认它是少数，是个别的。”张大明沉默片刻低低地说：“我们国家从总体上说是好的，特别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也是史无前例的。可是，少数又怎么了？我就反对这种多数少数的说法，好象只要多数人生活得好，少数人受点虐待也应该似的。不，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对所有人都是公正的。要知道，少数和多数是转化的，你今天是多数，到明天可能就变成少数。如果我们对少数人不公正，实际上也是对所有人的不公正。今天他是少数，明天你可能也成为少数。谁能保证自己永远处于多数中呢？谁能保证自己的儿女、晚人后辈不是少数，不当煤矿工人呢？你再看看，这些少数又是哪些人？是的，他们自身可能素质不高，存在这样那样的弱点，也应该教育提高，煤矿也应该按市场规律运作，按劳分配。可是，正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从黑暗的地下为我们奉献光明，我们怎么能容忍这样对待他们？对他们的不公正也就是对我们自己的不公正。如果面对这一切心安理得，那还是人吗？！”

张大明的声音中流露出掩饰不住的悲愤，声音更大了，甚至有点怒吼的意思了，衰弱的感觉一点也听不出来了。他说完马上意识到了，急忙放低声间歉意地说：“对不起，我失态了。”可停了停又低低地说起来：“这些话，郁积在我心里多时了，平时并没有讲过。现在遇到这种事，再加上你的调动，就有点控制不住了。对了，你刚才的话又使我产生了联想。大概，有些掌权者从来不象我们这么想，从来也没想过自己或者晚人后代会成为矿工。他们就是想用手中的权力保证自己辈辈当官做老爷，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所以，才不愿意改变现状！”停了停：“如果能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