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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警告，若无其事地说什么强奸在战争中是不得已的，由此可见军纪败坏的程度。”师团长对士兵们奸污中国妇女的行为无动于衷，令人吃惊（《小川平吉有关文件》1，第三七八页）。如前所述，松井大将在南京人城式后第二天举行了慰灵祭，并说过“你们不是与星军不相称吗？”当他痛切地申斥官兵时，“大家笑了起来，某师团长甚至说那是理所当然的！”这里把官兵的暴行说成是理所当然的那位师团长，大概是中岛中将吧！岂止是中岛，这里说的是“大家都笑了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再从小川平吉的日记中引用一下有关资料。他在同年二月九日那天写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这样一段话：“从上海回来的松井七夫（石根之弟）那里，听到了新的情况：战地荒凉、掠夺和强奸、一冲国要人在建立新政权问题上困难重重等，许多情况是一般人所不了解的。”

问题不在于劣等兵的百分比

日本军对南京市民犯下的暴行，其残酷的程度是无法辩解的。但也并非军队全都兽性化了。

当时，　日本方面在上海出版的一本小册子　（Plain　Speaking　on　the　Sino…Japanese　conflict。　Shanghai，　1937－38。　10－Moutains　out　of　Mole　Hills）对此辩解说：“即使承认日本军有若干屠杀行为，承认日本军与外侨之间曾发生过某些事件，但是干这些事件的人与整个在华日本军比较起来，仅占百分之零点一，或百分之零点五，至多百分之一。即使承认百分之一的最高比率，这在拥有数十万人的日本军中，难道算得上是‘大量’的‘坏分子’吗？公正的人是会清楚地回答这个问题的。”

对小册子的这种强词夺理，田伯烈批判说：“其立论的方法，使人们想起女人以‘孩子还小’为理由听凭孩子淘气的做法，为自己掩饰。如果有人认为报告中列举的事件根据十足，那末很清楚，施暴的士兵在在华日本军中所占比例远远超过百分之一，即有四千至五千人。如果有五千个士兵施加暴行，我英军当局感到极为不安。而且，如果知道许多暴行事件是在军官的指挥下进行的，这种不安心理必将更甚。　”（《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载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九十九至一○○页）

田伯烈也认为，不能认为开进南京城的日本兵全都像野兽一样。以检察方面的证人身份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出庭的马吉牧师作证说：“我遇到过少数作风正派的日本兵，　但大部分只是些劣等兵而已”（《远速》，四十九号，载前引书1，第一○二页）。这种判断稍微有点感情用事，在憎恨日本兵的外侨眼里，日本兵无疑只是些劣等兵而已。胆敢施加暴行的人，恐怕是日本兵的几分之一。尽管如此，非常遗憾的是无法彻底否定马吉牧师的证词。

并非没有外侨对温柔的日本人作过特别描写。在金陵大学附属医院——鼓楼医院帮助工作的麦卡勒姆牧师也是其中之一。但他说，这样的日本人为数甚少。麦卡勒姆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宣誓口述（检证二四六六），其内容以当时的日记为根据，这里，从中引录一下有关内容：“我遇到某些彬彬有礼而且尊敬我们的令人愉快的日本人，而其他人都非常残忍，威胁并殴打我们，打我的耳光，等等。里格斯（金陵大学）曾挨到一记厉害的耳光。我常常亲眼见到一个日本兵帮助几个中国人，又把中国婴儿抱起来玩耍。不止一个日本兵同我们谈起，他们厌恶战争，想回国。日本大使馆工作人员是亲切的，打算把我们救出来，但他们无能为力。有良心的日本兵极少，微乎其微”（十二月二十九日那天日记）。“今天，医院里有一半职工成功地登了记。我必须报告日本兵的良好行为。最近，有七、八名很好的日本兵来医院看望。我们对他们说，给病人吃的食品十分缺乏。今天，他们带来了一百斤大豆，并有若干数量的牛肉。我们在医院里已有一个月没有吃到牛肉什么的，因而对他们送来这些东西甚表欢迎。他们问我们需要什么东西。”（一月三日那天日记。在法庭上宣读时，这部分省略。同前引书1，弟一一八、一二三页）

五味川纯平＇6＇　谈过与此有关的情况，他说：“所有兵团有一个共同的倾向，都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待，态度傲慢。但不是所有的官兵都这样。即使傲慢的、毫无人性的官兵为数不多，但在行动中则占了统治地位。”（《战争与人·10·热火的猎人》，第二部，第一八八至一八九页）

＇6＇　五味川纯平（1916－），日本作家。　生于中国大连，1943年应征入伍，曾参加侵华战争，到过“苏满边境”。主要作品有《人的条件》、《战争与人》等。——译者

在进攻南京的军队中，许多日本兵很恶劣，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问题不在于他们在整个军队中所占的百分比。我们必须重新认识这一点：即使是一部分人，但的确存在着胆敢无法无天地施加暴行的、毫无良心责备的军官和士兵，而军部当局对他们违反军纪的现象又无意采取任何有效的抑制措施。

外侨视为日本最高军事当局的恐怖政策

南京大屠杀在世界上耸人听闻，各国纷纷对日本提出指责。陆军中央部对此虽感到十分狼狈，但只于翌年二月把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和第十军参谋长桥本欣五郎为首的约八十名参谋军官召回国内，对他们提出警告，就此了事。

陆军中央部对在南京出现的恐怖状态，什么措施也没有采取，长时间来一直放任不管，而对上层领导几乎未作出像样的处罚。因此，当时在外侨中有一种强烈的意见，认为从南京事件等所见到的日本兵的残暴行为，是日本军最高当局所采取的恐怖政策的反映。《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的编著者田伯烈提出的见解具有代表性，他的意见在该书结尾时是这样论述的：

日本军在中国所犯种种暴行，难道只是士兵们在胜利的高潮中之越轨行动的结果吗？还是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日本军当局所来取的有计划的恐怖政策？也许有读者产生这样的疑问。事实告诉我们，结论是后者。军队的暴行更发生在占领城市后不久，尤其是在这种占领使疲惫不堪的军队的军事行动将要结束之后，即使没有分辨的余地，也是能够了解其情况的。

可是以南京为例——这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日本军的暴行在占领市区后持续了三个月时间，直到笔者于一九三八年四月上旬离开中国时尚未停止。

因此，笔者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结论：或是相当一部分的日本兵处身于无人管束的状态之下，或是日本军当局企图以恐怖威慑中国人，以此迫使中国人投降（前引书2，第一○○至一○一页）。

不言而喻，陆军中央部企图对中国民众采取恐怖政策，可以说是疑心生暗鬼。然而当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祖国的繁荣而发动战争时，我认为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这一事实：他们只是丧失了人性。因为他们要牺牲“大东亚共荣圈”之一员，中国的民众——即使这是他们自己空喊和倡导的，而毫无痛苦之感。

占领日本的盟军总司令部认为，发生在马尼拉的暴行事件，也是在陆军中央部的命令下进行的，他们的见解是：“基于审讯俘虏、个人见闻和没收文件所得的确凿证据，说明了如下令人吃惊时事实，那就是对马尼拉市的掠夺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许多令人发抖的事件，并不是在该市处于困兽犹斗的日本守备部队失去理性而发作的行动，而是日本军统帅部在事先冷静地一手制订计划所产生的结果。把马尼拉全市置于死地的那项致命的命令，　直接发自东京”　（盟军总司令部谍报科编：　《马尼拉的悲剧》Japanese　atrocities　inManila）。

军纪败坏的直接原因

松井大将对南京占领军的军纪败坏情况及其处置问题这样说：“我认为原因在于：一、到上海以来，艰苦的作战使我官兵的同仇敌忾心理更加强烈；二、由于追击战之激烈而迅速，我军的给养和其他补给不够充分”（《南京大屠杀事件与松井石根日记》，载《日本周刊》，第三九八号）。一九三八年二月五日，日本大使馆在南京举行的茶话会上，新任南京地区西部警备司令官天谷少将就士兵们军纪败坏的原因，向各国外交代表提出了与松井大将类似的看法。第二天，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艾利森致电（检证一九○六）本国国务院，传达了天谷少将说明的要点，内容如下；

少将认为，对日本军在南京所犯的暴行问题感到十分遗憾，各国收到的报告特别强调这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所以发生掠夺和暴行，是由于长期以来的紧张战斗和遇到中国军队出乎意料的顽强抵抗。迅速进军造成了粮食供应不足，军队的疲惫导致了训练不够（《远速》，五十九号，载前引书1，第一六二页）。

在日本军内出现目无军纪状态的一般原因，诚然，可以列举松井大将和天谷少将所说的那几点。我认为还必须指出与此有关的问题，那就是作战毫无正义，或各部队长为最先攻入南京而急于抢头功，强制部下的官兵进行艰苦的战斗，使士兵的心理状态发生错乱。

在“华中方面军”内部，上海派遣军也由于上海事变以后的连续激战而感到疲惫不堪。加之，需要补充人员，补给弹药和器材，因而当中国军队想从上海突围时，方面军的参谋认为不能进行紧急追击，于是曾考虑停止向苏州、嘉兴一线进击。可是，当中国军队开始总崩溃而退却时，日本军就放弃原来的方针，立即转向南京追击。方面军的作战计划是要在过年后，正月中旬开始进攻南京城，预定足足需要一个月时间，而实际上快一个半月，成功地占领了南京。由此看来，不难想象，士兵们所强行展开的追击战和进攻南京的战斗是多么残酷！

激烈的战斗行为丧失人性

除了上述直接外因，似乎还有种种更带有根本性的原因导致军纪败坏。

首先，这次战争系不宣而战，帅出无名。这是一个很大原因，它无疑导致了官兵的军纪败坏，使他们犹如一支进行掠夺的军队。

其次，是激烈的战斗行为使之丧失人性，这不仅限于日本的军队。前面提到的石川达三所写《活着的士兵》这部小说，就以这样的战场为背景：为打开上海战线处于胶着状态的局面，作为增援兵力的一翼，从华北调来了第十六师团所属的一支小部队，在扬子江下游的白茆港敌前登陆，然后一鼓作气几经激战，终于攻占紫金山，以至于进入南京城。石川所入伍的部队，是跟着攻打南京的特种部队，自然未与士兵们一起经受过艰难困苦。然而，他在这部小说里，如实地描写了在反覆进行的激烈战斗中，官兵们中间有人意识到了这种毫无反省的残酷性。

史沫特莱（Agnes　Sinedley）女士在她的《中国的战歌》中，举了一个士兵——出身于东京都大森地区——的例子，说此人在反覆进行的战斗行为中逐渐养成了残忍性。她说：“这个新四军的机关里，摆满了各种战利品，也有许多军旗，其中有两面当作窗帘使用。在战利品中，还有两个邮包，里面分别装满了待寄往日本的信件、来自日本的信件、堆积如山的日本兵所记下的日记等等。我请我的秘书和林世福协助把其中一则日记泽成英文。那是一份署名为中村伍长的长篇记录，对人如何逐渐变为畜生这一过程有较深的研究。……他们抓来了五个住在一起的居民，经过严刑拷打后，全都把他们杀了。应征入伍的日本新兵们，看到了这些情景感到十分恐惧。中村伍长对这些新兵的情况叙述如下：”新兵总是这样的，但这些家伙不久也会这样干的。‘“

好像曾在第十军某部队入伍、参加过南京攻陷战的佐藤信助（笔名）说：“战争改变了人，成了只考虑自己利害得失的人。在血腥的战场上的日日夜夜中，所谓自制心或教养一下子全部丧失殆尽。谁都变得眼神可怕，开始出言粗暴，行动疯狂。以若无其事的表情屠杀中国人民的一个中队长说自己是神主之子。现在，他也许以崇敬的神情在神社的正殿供上了祝词。在缺乏教养的一伙人们中间，怕在战败后追究他们为战犯，多少也有人化名后逃了回来。”（《纳粹党恬不知耻的野蛮行为》，载《潮》，一九七一年七月号）

我想再举一个例子，虽然罗唆一些。山田支队曾沿着杨子江南岸向南京进击，该支队的一个辎重兵看到了一个年轻军医也有野蛮行为。该士兵说，他在不断进行手术过程中逐渐养成了残忍性，竟然能泰然自若地进行人体实验，最后色情狂地、若无其事地剖开中国妇女的腹部，割碎了她内部的生殖器组织。他说道：“五个月前，有个扮成男孩模样的女孩，由于受到迫击炮的袭击，伤口痛得厉害，眼看她就要成为一个残废的女人，可是军医还半开玩笑地把她的身体剖了开来，而我也完全成了同犯。我虽然在中途离场，但那并不是因为我对军医们表示厌恶、痛恨和抗议，而只是由于看不惯，感到毛骨悚然。我拼命用泥土覆盖女尸——她被扔在院子里的一个洞内，习以为常的我也不知不觉地害怕起来，想起了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那时的情景。我再也不想回到老婆和孩子那里去了。”（藤原审尔编：《众所周知》，第二十二至二十三页）

日本军在马尼拉犯下的暴行，是在山下奉文大将的司令部撤退后，为了破坏美军登陆时的各种设施，留在那里的海军部队主要在被美军攻破的最后几天内犯下的（前引《马尼拉的悲剧》，第一九一至三一九页）。南京事件与此相反，它发生在日本军取得巨大战果后不久。无论如何，那是官兵们在反常心理状态下所干的事件，使人深深感到战争的恐怖性。

诚然，也许战争离不开残酷行为。如果是第三者，也可以冷静地持这种观点。在当事人看来，如果是被侵略的一方，或可以这样进行辩解。“然而，发动战争的人不能抵赖说：战争离不开残酷行为”（森水哲郎：《日中问题的基点》，载《潮》，一九七一年七月号）。日本军事上、政治上的大大小小的领导人应该对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负责，他们决不能作这样的辩解。

关于日本军队道德败坏的问题，还有必要把它与军国主义教育、军队教育联系起来进行考虑。这里，就这个问题进行叙述。

郭沫若、林语堂、斯诺控告日本人

在具有国家性质的行动中丧失了人性，这是违反道德的现象，其责任也许不仅在于一个军部。与军部相结合，仅在表面上建立近代国家的明治时期的政治家也必须承担部分责任，毫无批判地予以配合的教育家和其他知识分子阶层也应负一定的责任。

关于这一点，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已故的郭沫若所表明的见解。那就是他关于在近代化日本成长的背后培植了日本国家、日本人的残酷性这一引人注目的解释。这就是他为田伯烈编著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中译本所写的序。现将他于“民国二十七年六月二十日夜”所作的序，全文介绍如下：

人类的正义在未能树立其绝对的权威之前，民族与民族或国家与国家之间，为利害冲突而诉诸战争，原是难免的事。然而，这战事，至少要求其为堂皇的决赛，要求其破坏的惨祸仅限于战斗的成员与战斗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