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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2页）

何应钦知道，蒋介石对反对过他的人，只要一遇时机，必然要进行报复。现在台湾岛上，国民党的一些派系，随着大陆的失败，有的被削弱，有的人员星散，有的已成强弩之末，蒋介石成了岛上实力最大的独裁者，他完全可以任意报复过去反对过他的各种势力与个人。何应钦检点平生，几十年来，确有与蒋介石产生芥蒂的时候。1927年，蒋介石第一次下野，何应钦不仅没有表示丝毫挽留之意，反而与李宗仁联名致电武汉方面，促成宁汉合流，还派胡宗铎赴汉迎接汪精卫，给人留了夺蒋之权的口实；1936年西安事变时，他是主战派，有炸死蒋介石取而代之的嫌疑；在蒋桂矛盾中，他曾两度与桂系搭挡，拟行“逼宫”……这些事，何应钦清楚，蒋介石也不会忘记。现在，如果蒋介石旧事重提，他何应钦的日子是

不会好过的，因此，何应钦只能小心谨慎，如履薄冰，稍不小心，将会导致杀身之祸。

何应钦很长一段时间自称要“闭门思过”，深居简出，不与闻政事。在家里，何应钦除了看书、写文章外，还迷上了高尔夫球，整天沉湎于个人的戏游与玩耍中，完全成了个老顽童。他的这番苦心十分明显，要蒋氏父子相信他已远离政治，不会介入台湾的人事纷争之中，不会造成蒋经国“太子”上台的阻力。果然，蒋介石也确被其表面现象所迷惑，再加上，蒋也念及多年来与何应钦的交情，考虑到他对蒋家政权多少有所贡献，另外，何应钦年已六十，且抽身自退，不能构成对蒋经国的威胁。这样，蒋介石虽然在新政权的人事安排中将何应钦排除在外，但还是给了他一个荣誉性的职务，让他担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随后，又给他一个“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的虚职。这两个部门，都是蒋介石安抚国民党###的“冷衙门”。然而何应钦对此安排十分感激，因蒋介石毕竟没有拿他开刀，让他这个“福将”之星存留下来了。为了表示他对蒋介石的感激之情，何应钦不仅心甘情愿地安居“冷衙门”，而且还要抖擞精神，继续替蒋氏政权卖命。他不断地在台湾发表文章、演说和谈话，吹捧蒋介石，鼓吹###、###。

1950年9月，何应钦发表《从抗战胜利展望###抗俄战争的前途》。文中大肆宣扬：“今天我们###抗俄的战争，就国家的立场言，是为独立自由而战，就人类言，是为正义和平而战。”1953年10月，何应钦发表《蒋总统的伟大人格》，肉麻地吹捧“蒋总统不仅是一位天才军事家，而且具有政治远见”，鼓吹“在蒋总统领导下，完成反攻复国任务”是不成问题的。正是这种顽固###的态度与拍马逢迎的献媚，使得何应钦与蒋氏父子的关系能比较和谐地维持下来，他在“冷衙门”中的这些荣誉性的职务也才得以保持三十多年。何应钦不光发表文章，为蒋介石献计献策，而且还身体力行，为蒋氏父子效力。朝鲜战争爆发后，何应钦以陪同夫人王文湘赴日治病为由，以私人身分访问日本朝野，各方游说，希望日本尽快同台湾签订和平条约，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对抗共产党中国，跨出了联日###的“国民外交”运动的第一步。由于何应钦的努力，促成了后来《日台和约》的签定，到50年代中后期，日本首相岸信介访台，使日台关系出现了短暂的蜜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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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界元老何应钦（2）

1961年，何应钦召集一些无聊文人进行座谈。会上，他大讲自己一生“###”的“经验”及共产党的所谓“暴行”，并授意这些文人以此为素材编成话剧剧本。剧本完成后，何应钦仔细进行审阅，并亲自动笔修改，将剧本定名为《龙》，然后由政府出资，交由话剧团排演。排演后，何应钦不辞辛苦，亲自率领《龙》剧组出访国外，先后在瑞士、挪威、瑞典、丹麦、西德及美国演出，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1962年，何应钦作为台湾“特使”，赴南朝鲜参加该国第17届独立庆典。在南朝鲜。他与朴正熙大统领进行密谈，强调台湾、南朝鲜利益一致，应该联手合作，共同抵抗共产主义。

何应钦时时不忘吹捧蒋介石，每逢蒋介石生日，他总要发表文章，对蒋颂扬一番，时而称蒋是“国家永恒的重心”，时而称蒋是“###先知”，时而又称蒋是“民族文化中兴的导师”等等，不一而足。

正因为何应钦时时不忘向蒋介石讨好，蒋介石也有时表示一下亲热，以示回报。1959年，是何应钦的70大寿，蒋介石亲自书写了“同舟共济”的寿屏，派人送到何家，何应钦望着寿屏上的四个大字，十分感动，叫人悬挂于书房正中，一则是为了表示自己对蒋送屏的受宠若惊，经常看到这几个字，以作为忠于蒋介石的鞭策；二则是为了向人炫耀，他与蒋介石的关系，是常人所难能比拟的。1975年，蒋介石因病逝世，何应钦如丧考妣，悲痛万分，他写了一副挽联，亲自送于灵前，联云：

“追随凡五十年，谊为部属，情若两家，语忆亲题，安危同杖，甘苦同尝，弥感

深知蒙重任；哀思合亿兆众，世事方艰，大元顿远，全民奋起，团结自强，中兴

复国，完成遗志慰公灵。”

何应钦还参加了蒋介石大殓奉厝典礼，并不顾年老体衰，亲自护送灵柩前往台北市南六十公里的慈湖。这里有蒋介石的行馆。何应钦走进院内，见房中一切依旧，而斯人已萎，不觉感物伤情，失声嗟叹。联想到自己已86岁高龄，老蒋死后，不知小蒋对自己如何，瞻望前路，恐怕是“西出阳关无故人”了，心中的愁苦，竟化作纵横的老泪，涌出了眼帘。

历史进入80年代以后，海峡两岸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1981年元旦，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指出“实现中国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利益为重，对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作出宝贵的贡献。”这一来自祖国母亲的呼唤，在台湾社会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但台湾当局却无视祖国统一大业，以相反的姿态出现。3月21日，台湾国民党召开第十二届代表大会，通过了《贯彻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案》，以对抗来自大陆的呼唤。

为了使这一方案得以实行，何应钦不顾92岁高龄，亲自出马，邀请各界人士二百多人，在圆山国际大饭店举行会议，讨论如何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会上，何应钦首先致词，他一方面大肆攻击大陆社会主义制度是“暴政”，是“奴役”等；另一方面，也承认“中国是必然要统一的，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愿望。今天，全世界的人都了解，统一全中国可以保障世界和平。”那么如何统一中国呢？何应钦顽固地认为台湾是“统一中国的蓝图”，“三民主义统一全中国，已是人同此心”，在何应钦的鼓噪与倡导下，大会提出了建立“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的提案，并很快得到了台湾当局的批准。

1982年10月22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举行成立大会，何应钦被推举为大同盟常委会主任委员。他神气十足地在讲台上宣称“大同盟”的宗旨，是要“中共放弃共产主义，统一于三民主义旗帜之下”。何应钦雄心勃勃，似乎他大展宏图的时机已到了，他在讲台上摇头晃脑，手舞足蹈，已“不知今夕是何年”了。

事实上，何应钦的“宏图”是不可能实观的，他抗拒不了历史的规律，也抗拒不了自然规律。他虽然身体还康健，但风烛残年，垂垂老矣，看起来，他笑口常开，精神愉快，实际上，在他内心深处，“便作春江都是泪，流不动，许多愁”。白天，何应钦在公众场合高谈阔论，当夜深人静，他一人躺在卧室的时候，便感到了沉重的孤独。他望着窗外，树影横斜，月光如水，渐渐，一切都模糊了，眼前便出观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那是他的夫人王文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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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界元老何应钦（3）

何应钦早年服务于黔军，护国战争时期，在昆明受伤，王文湘昼夜守护，精心照看，使他得以痊愈。何应钦伤好后，得知这个救命恩人是贵州省长王伯群与贵州陆军第一师师长王文华的妹妹，便深深爱上了这个善良娴淑的千金小姐。1920年，何应钦与王文湘结婚，从此，他们比翼双飞。黄埔军校时，王文湘内主家政，使何应钦无后顾之忧；抗战时期，王文湘随宋美龄参加妇女工作，深入战地后方，鼓舞士气；来台湾后，诸弟亲友，旧属戚谊，多由王文湘应酬接济，使何深得人缘。60年来，他们夫妻恩爱、伉俪情深。1952年，王文湘患了乳腺癌，何应钦尽其所能，积极为之医治，在家里亲侍汤药，尽心尽力。王文湘的病一直延续到1978年4月23日，终于离何而逝。虽然夫人也享年82岁，但何应钦内心的悲痛却是难以抑制的，几年来，总是“不思量，自难忘”，夫人的面容常常萦绕梦中，浮现眼前，令何应钦“剪不断，理还乱”，禁不注老泪潸然。

除了怀念夫人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