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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他得知大陆方面召开中医药会议，很是高兴，他在日记中写道：“###各方对此似比吾人在京时更为重视。

”这在当时海峡两岸严重对立的情况下，陈果夫的态度应该说是客观的，也是难能可贵的。

1950年年底，陈果夫完成了回忆录之一《苏政回忆》，他似乎松了口气，自觉精神状态还好，准备到了第二年，再写其他方面的回忆录。

12月31日，陈果夫坐在床上静默沉思，很多往事都涌上心头。

每年的最后一天，他总有回顾一年工作的习惯，这一年，他似乎感慨更多。

回首往事，他给自己做了一个大概的总结，认为他自己在好多方面做到了超凡脱俗，主要有以下几点：（一）住繁华都市多年，未尚入妓院、舞场、赌场之类，为无聊之消遣。

（二）管钱始终不将钱作为私有，或为金钱所管，反之，愈不爱钱。

（三）读书未尚为书本所囿，或自以为知足。

（四）管人事不作弄人，不私于人，更不自用私人。

（五）做官未尚作威、作福、营私或运用政客，作固位之想，及倖进之图。

始终保持平民本色。

（六）接近商业工作，自己做到不做生意，不与人谈私利。

（七）办党务不作植党之想，办教育亦然。

（八）生病能摆脱烦恼，始终抱乐观与进取之心。

客观地说，陈果夫为自己所作的这个总结，有些还是公允的，如第一条、第三条、第八条，陈果夫基本上是做到了。

但其他各条，却是自欺欺人的，不爱钱吗？不植党吗？不作威、不作福吗？不作固位之想，没有倖进之图吗？陈果夫的一生为此作了最好的注解。

1951年1月22日，陈果夫由台中市迁往台北市，住青田街一幢公寓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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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而有憾（2）

到台北后，延医购药比以前方便多了，这对医病确实有利。

但来访客人却比以前增多，这又不利于病人的休息。

而且台北是整个台岛的政治中心，陈果夫处于政治失意中，觉得不可像在台中那样说话随便。

一天，有位来客开玩笑说：“台中天高”，陈果夫马上接道：“皇帝远！”这一幽默的对答曲折地反映了陈果夫在台中的自由心境及在台北的谨慎处世态度。

6月至7月间，台北天气酷热无比，处于病中的陈果夫觉得十分难受，每天只能起床一个小时，时间稍长一点便不能支持，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躺在病床上，体温总在摄氏38度左右，而且肺部“脓愈多，心脏亦渐弱，自12日起，由吴迪、林茂生商定用PAS，一面服，一面由旧创口射入，每针药水原为10CC。

但初次仅打2CC，约3刻钟后，咳嗽味苦，可见其已入空洞矣。

14日注射4CC，越10余分钟，咳嗽甚烈，吐出苦水苦痰，有时几乎转不过气。

”8月18日，经医生用X光拍照，证实结核菌已由左肺侵入右肺，并由右肺侵入血管，再由血管侵入脑后，其生命已经处于垂危时期。

陈果夫知道自己的时日已经不多了，一种“日觉死生忙”的感觉悄然升起。

但他还关心着台湾的政局，还关心着国民党的前途，他将自己经过长期考虑的对国民党、对政府、对社会、对人生的各种意见集中起来，挣扎着起床，由人搀扶着，写于纸上，名曰“诤谏之文”，派人呈送蒋介石，以表明他对国民党、对蒋介石的一片忠心。

8月25日上午，陈果夫病势急转，体温骤然增高，口中发出呓语，到下午2时后，便进入昏迷状态，体温高达摄氏度，医生匆匆赶到，进行紧急会诊后，便觉再无回天之力，延至4时52分，陈果夫溘然长逝，终年60岁。

陈果夫死了，他是在愁思重重而又强作欢颜的复杂情感中离开人世的。

在他60年的岁月中，在他从家乡吴兴出发直到台湾海岛的漫长人生轨迹中，他对于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无疑是做了一些好事的，如在辛亥革命中，他积极参加反清斗争，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抗战时期，他主张抗日，主张国共合作，为时人所称道；在主持苏政时期，他治理淮河、整治民风吏治，多少对人民是有益的。

但陈果夫把自己绑在了蒋介石的战车上，顽固地###反人民，为维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尽心尽力，到头来，不仅不能有所成就，相反为蒋介石所抛弃，成为一个悲剧式的人物，这是陈果夫所不能预料到的。

国民党蒋介石虽然对陈果夫已不再信任，但人已经死了，也得装模作样地表示一下哀悼，以安抚其他在台的CC派人物以及一些国民党的###。

在陈果夫逝世的当天，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便成立了治丧委员会，推定委员37人，重要人物有陈诚、蒋经国、何应钦、王世杰、吴国祯、周至柔、张道藩等，由CC派骨干洪兰友任总干事。

8月26日，陈果夫的父亲，81岁高龄的陈其业专程从台中赶至台北护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