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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后，冯玉祥首先表示响应，提出联俄联共抗日的主张。1935年9月，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冯玉祥公开质问何应钦：“为什么不立即发动对日作战？还要等些什么？”冯玉祥还积极从事抗日救国工作。毛泽东1936年12月5日在写给冯玉祥的信中，高度赞扬了他的抗日精神。信中说：“从报纸从广播从沪宁友人得悉先生一腔抗日救亡之义愤，虽没有和先生见面，等于见了一样。”“在亡国惨祸面前，不分党派信仰将同遭浩劫，因此合作救亡是天经地义。”“目前急务似无急于停止内战。”＇《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页。＇　冯玉祥在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6年6月1日，国民党广东实力派陈济棠和广西实力派李宗仁，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联席会议，决议呈请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抗日，并以“冬（2日）电”致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称：“日人侵我愈亟，一面作大规模之走私，一面增兵平津，经济侵略，武力侵略，同时迈进。瞻念前途，殷忧曷极。属部属会等，以为今日已届生死关头，惟抵抗足以图存，除全国一致奋起与敌作殊死战外，则民族别无出路。……切冀中枢毅然决然，从事抗战，用以至诚，吁请钧府钧部，领导全国，矢抵抗之决心，争最后之一着。国家不亡，公理不诬，则奋起景从者，必不仅属部属会也。时不我待，惟实利图之，迫切陈词，伫候明教。”＇《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68～469页。＇

6月4日，国民党西南将领数十人，由陈济棠、李宗仁领衔，再度发出“支电”表示拥护”冬电”内容，并成立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表示誓率所部“为国家雪频年屈辱之耻，为民族争一线生存之机”。“两广事变”使全国震动。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负责人，就“两广事变”发表谈话指出：“关于西南出兵北上抗日的行动，是直接对于日本大举进攻华北的一个回答。这一行动说明什么，说明全中国四万万同胞以及广大白军部队是不愿做亡国奴，而决然地发动抗日的民族战争了。”“苏维埃政府对于西南这次出兵抗日的行动，表示热烈欢迎。苏维埃中央政府郑重声明，愿意与西南以及一切愿意抗日的武装部队立即进行紧急谈判，来共同商讨抗日作战大计，成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正式进行对日作战。”＇《红色中华》1936年6月13日。＇

但是，蒋介石一面派军队准备讨伐，一面派人入粤收买陈济棠的部下，终于以武力威胁和分化利诱手段将其瓦解。

日本在华北的扩张，严重危及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北地区的经济利益，加深了日本与英、美之间的矛盾。

1936年之后，日本不仅在青岛投资远远超过英、美，而且在英、美势力比较集中的天津，其投资额也超过了英、美。因此，日本与英、美之间因争夺华北地区的经济利益而发生的利害冲突，使英、美对日态度逐渐有所改变。

在国民党内，长期存在着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四大家族为代表的英、美派和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英、美与日本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也就影响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促使英、美派及亲日派之间的对立分化。

1935年6月，国民党政府颁布“邦交敦睦令”，遭到全国人民反对。国民党内的英、美派分子利用人民群众对媚日外交的愤怒情绪，提出了异议，并乘机组织反对亲日派的活动，迫使汪精卫提出辞职。由于蒋介石的“慰留”，汪虽又复职，但两派之间的斗争仍在继续发展。

1935年11月间，亲日派头子汪精卫被刺伤。同年12月，蒋介石取代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各部部长也换上了英、美派的人选，亲日派在国民党政府中的地位大大下降。英、美派的势力和影响在扩大。这一切推动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开始改变其对日政策。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分析，“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

二、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北实行军事扩张和经济侵略，民族资产阶级抗日倾向不断增长，国民党内各派系在对日问题上进一步分化的情况下，中国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35年11月12日至23日在南京举行。到会中委103人，代表405人。阎锡山、冯玉样经蒋介石邀请与会；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等，经考试院长戴传贤前往商请派代表参加。

会上，由孙科、张继分别代表中央执、监委员会作会务报告，蒋介石先后作政治、外交报告，何应钦作军事报告。蒋介石在关于对外关系的讲演中称：“苟国际演变不斩绝我国生存民族复兴之路，一切枝节问题当为最大之忍耐”，“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革命文献》第76辑，第250～251页。＇

这表明，国民党当局对于中日妥协仍抱有一定幻想，没有完全放弃这方面的努力。但蒋介石又声称，“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著到了和平绝望的时期与牺牲的最后关头，则“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并将“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革命文献》第76辑，第250～251页。＇

这些又反映了国民党同日本帝国主义矛盾的加深以及对日政策的一些变化。

大会接受了蒋介石提出的外交方针，并“授权政府，在不违背方针之下，政府应有进退伸缩之全权，以应此非常时期外交之需要”。＇《革命文献》第76辑，第250～251页。＇

五全大会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仍坚持了敌视态度，宣称坚持“铲绝残余之赤匪”的反共方针。

国民党五全大会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人事有了较大的变动。12月1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改组行政院。改组后行政院所属各部、会、署的主要官员为：内政部长蒋作宾，外交部长张群，财政部长孔祥熙，军政部长何应钦。任命阎锡山、冯玉祥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程潜为总参谋长。

国民党五全大会后，中日之间长期进行的外交谈判，也发生了新的动向。

日本政府从1935年11月开始，向中国方面提出了“广田三原则”，即：

（一）中国取缔一切抗日运动；

（二）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

（三）中日“满”共同防共。

1936年1月，“广田三原则”被作为“帝国政府经过慎重审议”，“确定的对华方针”，在日本议会上提出。对此，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张群，先后同日驻中国大使有吉明、有田八郎和川越茂进行了长达一年之久的谈判。

由于中方态度渐趋强硬，遂使谈判僵持而无结果。

1936年7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对五全大会确定的外交方针，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蒋介石在讲话中表示，“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协定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会议宣言中，也明确指出：“遇到领土主权被侵害之事实发生，如用尽政治方法无效，危及国家民族之根本主存时，则必出以最后牺牲之决心，绝无丝毫犹豫之余地”。＇《革命文献》第69辑，台北1976年版，第300页。＇

国民党五全大会的召开及其后的一系列外交活动和人事变动表明：国民党对日妥协的外交政策，已开始发生某些变化；在国民党内部，蒋介石和汪精卫的矛盾进一步发展，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势力得到了加强。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