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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军队收复广西

1945年春，德军在欧洲已濒临崩溃，印缅战区中国驻印军缅北反攻告捷，美军在太平洋占领硫黄岛，登陆冲绳岛，直指日本本土。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为适应军事形势的发展，与盟军协同作战，策定中国战区总反攻计划，代名为“白培计划”，预定于是年秋，开始对盘据中国大陆之日军实行总反攻，以遮断在华日军与越南及其以南地区之陆上交通，使印缅战区盟军便于作战，并迅速夺取中国西南沿岸诸港口，以增加中国战区陆、空军之物资供应，充实战力，以便在对日作战之最后阶段，有最大之贡献。

同时，中国陆军于1944年冬再次调整了战斗序列：第1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代），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第6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第7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第8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第10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冀察战区总司令高树勋，驻印军总司令萨尔登、副总司令郑洞国。

同时，为了便于协同盟军对日军转取攻势，于昆明设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负责西南各战区部队的统一指挥及整训，总司令由参谋总长何应钦兼任，并将所辖部队编为第1方面军、第2方面军、第3方面军、第4方面军共4个方面军，总兵力共计28个军，86个师及其他特种部队。1945年春，中国陆军总部所编练之35个步兵师，业已完成，部署于湘桂至滇、越边区。

1945年4月，桂境之日军第22师、第58师及第13师一部，依据撤守计划，缩短防线，谋求集中兵力，以防中国军队的反攻。4月21日，日军第13师一部向广西都安及其西北之保平，九圩攻击，24日，即分别沿进攻路线撤退。日军撤退时，都安方面中国第一线守军即尾敌前进。

27日，中国第2方面军乘日军撤退之际，以第46军攻占都安后，主力即经都阳山向南宁迫近，在民团配合下，进展迅速，5月27日，第64军收复南宁。日军第3师向柳州撤退。第2方面军以第64军一部向龙州追击，以第46军主力向柳州东南迂回攻击。向龙州追击之部队，于6月7日收复思乐，8日收复明江，在地方团队协助下，于7月3日先后攻占龙州、凭祥，将日军驱逐于国境之外。第46军主力于6月上旬向柳州攻击前进，先后攻克桂平、武宜。6月19日其175师迫近柳州。

第3方面军于5月初以担任河他西北地区守备的第29军，向河池、黎明关攻击，并以预备第11师攻取天河，至5月21日，收复河池县城，并沿黔桂铁路追击，于23日攻克德胜。6月6日收复宜山。此时，日军由柳州增援宜山，与第29军展开反复争夺，激战至6月14日，第29军击退日军的反扑，再次收复宜山，日军第13师遂向柳州撤退。第3方面军以第20军向日军跟踪追击，在第2方面军第46军自柳州南侧的配合下，向柳州之日军展开总攻，6月30日收复柳州，日军向桂林撤退。

第3方面军克复柳州后，分兵3路，第20军第133师在左，经百寿，第91师在古，沿桂柳公路，第29军（两个师）居中，沿湘桂铁路，向桂林急进。同时并以第4方面军攻击宝庆、衡阳，以为策应。至7月24日，第3方面军第29军连克中渡、黄冕、阳朔、白沙，并经激战夺占桂林南方门户永福，直逼桂林近郊。是时，第3方面军主力第27集团军以第26军、第94军等部，自越城岭向桂林推进。7月10日攻占南圩，26日克义宁，在各路包围总攻下，27日收复桂林。日军仓惶向全县方向逃窜，又被迫歼一部，8月17日收复全县。至此，中国军队向前推进350余公里，将桂柳地区全部收复。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第三十六章　中国人民反对国民党专政，争取困结抗战、民主建国的斗争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为改善国共关系，争取团结抗战、民主建国的努力

随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日益临近胜利和国内抗日战争局部反攻阶段的到来，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命运问题再度引起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关注。

国民党在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好转的情况下，更多地是考虑自己的统治能否维系下去，担心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力量的发展壮大，会危及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于是，蒋介石集团就乘此机，“来了一个取消中国共产党，而且还来了一个包围边区”，＇《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3页。＇　掀起新的反并逆流。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及时地揭露并制止了国民党发动内战的企图，为改善国共关系，争取团结抗战，民主建国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一、反击国民党的反共逆流

抗日战争进入1943年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来看，法西斯德国在苏联红军和盟军的打击下，正节节败退，失败已成定局；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也开始崩溃，整个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转变；在国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已经渡过了最困难的阶段，进入了恢复与再发展的新阶段，与此同时，在全国抗战的形势下，蒋介石国民政府也逐渐得到强化。从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至1943年8月林森去世，前后五年多的时间，蒋介石身兼国民党总裁、国防最高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等职，通过法律形式完成了集党政军一切大权于一身的集权统治。正在这时，美、英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抗战国际地位的提高，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利用中国人民的力量，帮助其在太平洋地区战胜日本，以减轻自己对日作战的损失，乃于1943年1月，分别与国民政府签订了《平等新约》，即《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与换文》和《中英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与换文》，宣布取消在华治外法权；同时宣布承认中国为世界上四强之一，应与美、英、苏平起平坐。这空前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当然也抬高了蒋介石的身价。

在这一形势面前，国民党顽固派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国际形势空前有利，忧的是解放区共产党的力量空前发展，会冲击其封建独裁统治。

为了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仍能维持以至扩大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蒋介石集团又密谋策划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1943年3月10日，蒋介石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了授意陶希圣代笔撰写的《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是蒋介石集团为发动新的反共逆流作的思想和舆论准备，也是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开始。

《中国之命运》一书，对人们关注的抗战问题谈论很少。在全书213页中，只占了12页半。全书的中心是谈内政问题，宣扬买办、封建、法西斯主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书中对中华民族、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历史，对所谓“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决定的关头”等一系列问题，均作了歪曲的论述。它是一部比较完整地表达蒋介石专制独裁主义立场、观点及内外政策的书，其攻击的矛头主要指向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同时也攻击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它从理沦上为买办、封建独裁统治辩护，也为发动反共高潮作舆论准备。

《中国之命运》在论述中国历史时，大肆赞扬中国封建时代的宗法制度和哲学伦理思想。说封建时代的“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道，上下尊卑、男女长幼之序”，“实为社会生活不变的常理”，家族、保甲、乡社是最完备的社会组织；说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是“经孔子的创导，孟子的阐扬，汉儒的训释，自成为崇高的体系”，“中国古有的人生哲学”，“比之世界上任何派别的哲学实有过之而无不及”。＇秦孝仪：《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4，台北1984年版，第42～43页。＇

蒋介石利用封建的糟粕作为推行其独裁统治的手段，其目的在于说明蒋介石集团是过去统治集团的继承者。

《中国之命运》极力歪曲中国近代的历史。它把“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大害”，“建国失败的主要原因”，只归结为列强与中国间订立的不平等条约，“中国往昔的命运，是以不平等条约能否取消的这一举，来决定其盛衰荣枯”，单独把废除不平等条约说成“国民革命”的主要任务。蒋介石之所以这样说，是为了把英美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与国民政府订立“平等新约”，渲染成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并说中国从此开了“新机运”。但是，中国民族独立的任务是否因此而完成且不说，蒋介石这样说还是另有用心。他接下来在谈“平等新约的意义”时继续写道：“要知道撤废不平等条约，是国民革命初步的成功。回想百年来，全国国民在不平等条约束缚之下，以雪耻国强为一致的要求，然而各种的主张，各种的运动，或因见解偏颇而失败了，或因时代错误而消灭了，或因民心背弃而失败了，或因动机不正而淘汰了。……惟我国民革命，其主义出于大公，其动机本于至诚，而精神完全发于民族的正气。所以其中心组织之国民党，乃能兼容并包，以集中整个民族全体国民之中的革命分子。其行动的试炼，乃至五十年以上的无数之艰难困厄，由事实演变证明，而始能内受国民之拥护，外为列强所认识，以达到今日初步的成功。”大肆自我粉饰，自我吹嘘。

在这本书里，蒋介石又一次提出了所谓五项“建设”。“心理建设”最重要是“发扬民族固有的精神”，“伦理建设”“以培养救国的道德建设为基础”，“恢复我国固有的伦理而使之扩充光大。而其最重要的条目，则为发扬我国民重礼尚义、明廉知耻的德性。”即以忠孝为根本的封建四维八德。

“社会建设”把封建时代的乡社说成是“建国的根本”，目的是要强化保甲制度。“政治建设”就是他念念不忘的“训政”，竟公然说道：“要知道我们中国的民主制度，决不以欧美十九世纪个人主义与阶级观念的民主制度为模型。”“经济建设”则是空谈“工业化”和“保障”每个国民的生活生存。

蒋介石在书中还大肆攻击共产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说“五四以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流行国内。他们对于中国文化，都是只求其变而不知其常的。他们对于西洋文化，都是只仿其形迹，而不求其精益以裨益中国的国计民生的”。“至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则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对立。这些学说和政论，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的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这样的学说和政派，“以帝国主义者的立场为立场，以帝国主义者的利益为利益，几乎忘其所本，亦不知其所学何为和所为何事。”

在攻击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同时，蒋介石极力兜售经其阉割、篡改的假三民主义，说“惟有三民主义”才是抗战的最高指导原则，唯有中国国民党是抗战的最高指导组织，“没有三民主义就没有抗战，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革命。即任何党派，任何力量，离开了三民主义与中国国民党，决不能有助于抗战，有利于民族的复兴事业。”＇秦孝仪：《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4，台北1984年版，第45～46页、第66页。＇

为此，他呼吁：“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乃是实行革命建国的总指挥部。成年的国民务须加入国民党，青年的国民，只有加入青年团，才可以顾全民族全体的幸福，保障国家整个的利益，策划国家民主永久的安危。”无耻地吹捧“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是与国家民族凝为一体的组织”，“中国国民党是国家的动脉，而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动脉里面的新血轮”。＇秦孝仪：《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4，台北1984年版，第124页。＇

在这本书的后部分，蒋介石提出了一个中国命运“决定的关头”问题。他说：“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就是操在外国的帝国主义之手。而今后的命运，则全在内政，就是操在我们全国国民自己的掌上……这是我们中国命运的分水岭，其决定即在此抗战时期，而不出于这二年中。”＇秦孝仪：《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4，台北1984年版，第121页。＇

公然诬蔑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割据地方”，“破坏抗战”，“妨碍统一”，除了国民党之外，“在这个军政和训政时期之中，无论用何种名义，或何种策略，甚至于组织武力，割据地方，这种行为，不是军阀，至少亦不能不说是封建。”是变相的军阀的新式的封建。“大家如果不肯彻底改变封建军阀的作风，和没有根本放弃武力割据的决心，那就是无论怎样宽大，决不会发生什么效果，亦找不出有什么合理的方法了”。这在实质上是蕴含了他反共反人民的行动计划，为发动新的反共磨擦埋下了伏笔。

《中国之命运》集中反映了蒋介石集团在中国命运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是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宣言书。

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新的形势下，鉴于“各个国度底内部和国际形势已经变得更其复杂，那末，要由某个国际中心来解决每一个别国度工人运动底各种问题，是会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的。”并估计到各同共产党及其领导干部的成长与政治上的成熟，提议解散国际工人运动的指导中心——共产国际，“解除共产国际各支部因共产国际章程及历届代表大会决议所负的义务。”＇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44、446页。＇

5月2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出《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宣布自5月15日起，“中国共产党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8页。＇

蒋介石认为，共产国际的解散，是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力量削弱的表现，是反对共产党的大好机会，遂加快了其反共的步伐。

6月12日，国民党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复兴社特务头子张涤非，召集西安“文化团体”开会，到会者虽仅9人，不到被邀请团体的13，却以大会名义发表通电，叫喊第三国际已经解散，“马列主义已经破产”，要求“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趁机扩大反共宣传，当即在中外报刊发布这条电文，并发动全国各地的所谓“民众团体”，要求解散共产党。一时间反井声浪甚嚣尘上，一些御用报刊大叫中共“应放弃共产主义”，“取消陕北‘特区’”，“从新改编各地之‘红军’”，“解散一切非法组织，停止一切非法行动”。1943年7月26日《西京日报》刊登文章《中共应善谋自处之道》，狂叫“中共既系自外生成，今第三国际已告取消，各地支部全行解散，则中共失所秉承，自应乘此机会，宣告解散。”

戴笠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制定了《对中共方案》，提出了国民党应把握此有利时机求中共问题的彻底解决，其对策是：以迫使中共将军权、政权交还中央为主要目的：把握中共弱点，以达到政治解决为原则，惟在军事上仍须施极大压力，促其就范；取消边区政治、组织，听候中央处置；派遣政工人员、参谋人员、军队政工人员至该军工作，对其在特定区域以外之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