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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傅索安开腔了：“张厚石，你听着，现在我们因革命事业的需要，让你刻几个字！”

张厚石似乎预感到有些不对头，连忙说：“报告小将，我的工具早在运动初期‘破四旧’时就已经交出去了。”

傅索安使个眼色，王慧珍便从军用挎包里取出一把刻刀、两块长方形木头和一个圆规，放在桌上。傅索安说：“工具都给你备下了。你这就给我们刻一个公章，名称我写给你。”

张厚石吓了个哆嗦，双手乱摆：“小将明鉴：我只会篆刻，不会刻公章！”

“胡说！都是刻字，分什么篆刻、公章的！”

“篆刻是一门艺术，并不包括刻公章，字体、形式都不一样！就像书法家不会写美术字一样，属于不同的范围。”

”废话少说！你到底刻还是不刻？”

“小将的命令，我不敢抗拒。但是，我真的不会刻公章。”

傅索安没想到这个牛鬼蛇神竟会抗拒，气得脸面涨得绯红，冷冷一笑道；“你这个老家伙，胆子真是大得可以！看来，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还不知道造反派的厉害！”

接下去就动手了。据当时在场的陈冬芳、王慧珍所写的书面材料说，她们看见是傅索安动的手，打了张厚石一个耳光。而后来傅索安逃往苏联当了格勃特工后，对比她晚些时候逃过去的中国知识青年黄一煌说起此事时，则说她没动手，而是李白波打的。

总之，不管是准动的手，反正张厚石挨了一个耳光后，突然栽倒在地，昏了过去！

“啊！”王慧珍大吃了一惊，吓得尖起来。

傅索安起初以为张厚石装模作样，俯身一看，见他脸色有点异样，这才估计是真的。她转了转眼珠子，一挥手道：“不管他！走！”

一千人迅速离开了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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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厚石事件”使傅索安成了“文化大革命”中全中国的第一个插队落户知识青年。

张厚石这年已经六十七岁，又患有心脏并高血压症。他碰了一下，摔倒之后，当即中风昏迷。傅索安几人离开现场后，看守小学校的那个老校工经过那间教室，发现地下躺着个老头，上去唤不醒，于是马上去隔壁工厂叫来几个人，把这个不明身份的老人送往附近的医院。

医院当时治病人规矩很多，先要问成分。那老校工是一问三不知，医院便有些不肯抢救的意思。老校工恼火了，拍着胸脯声称自己是五代无产阶级，如果医院不肯救死扶伤，他就要和不是无产阶级的医务人员拼个高低，分个上下。这一唬，才算把医院方面唬住，组织力量抢救张厚石。

张厚石是个胖子，脸面尤显肥胖，那个耳光在上面留下了五道明显的痕迹。医生一看，便知是殴打所致，按照有关规定马上报公安局，一边着手抢救。医生用了一些不算高级的药物，暂时控制了张厚石的病情，但还是昏迷不醒。

这时候，地区派出所接到分局的通知来医院查问情况了。在五六十年代，像张厚石这样的人，是专政机关的内控对象，派出所榜上有名的角色。两个民警一看那张脸，马上认出是张厚石。再向那老校工一了解，知道是红卫兵所为，根据当时流行的阶级斗争观念，叫做“好人打坏人，活该”，所以也没当回事，通知一下张厚石所在的单位就算解决了。那倒霉的张厚石，就这样半死不活地躺在医院里。

就在这天晚上，公安部长谢富治的命令通过专线电话传到天津市公安局，让火速查寻一个抗日战争前曾在国民党“北平反省院”干过文职差使的张姓男子。市公安局自是不敢怠慢，连夜直接把情况——向全市各派出所通报，要求立刻着手查找，一有线索，即报市局。

张厚石居住地的派出所所长接到市局通知，马上想起自己管辖区里的这个内控对象，当时他也不知道张厚石已经住院，便把情况报了上去。天明时分，市局综合各派出所报来的情况，一分析，断定张厚石即是公安部要查找的人，于是通知把张厚石送市局。

派出所长便派人去叫张厚石，这才有民警告知昨天那件事。派出所长为稳妥起见，亲自骑了自行车去医院，得知单位及家属已确认此人是张厚石，这才向市公安局报告。

市公安局值班室随即电告公安部。

一个多小时后，谢富治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一看案头的电话记录，因为不知道江青为什么要找张厚石，起初也没当回事，嘱秘书往江青那里打个电话把情况说一下就是了，同时间还要不要把人弄北京来。秘书把电话打到江青办公室，是那边的秘书接的电话，答应待江青醒来后马上报告。

上午10点多钟，江青看到了那份电话记录。这个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头脑里阶级斗争的弦一向绷得很紧，又习惯于用文艺创作的思维去观察、考虑问题，一看之下，马上一个激灵：我刚要从这个张厚石嘴里掏材料，他就被人打得神志不清，昏迷不醒了。哪有这么巧的事？莫非是有人知道了此事，抢先下手，阻止调查“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材料？

江青这一想，顿时觉得非同小可，便往钓鱼台打电话，向康生说了此事，问康生身边的人是否可靠，会不会把秘密泄漏出去了。

康生听了觉得好笑，但他还是一本正经地回答，说他身边的人都是绝对遵守纪律的，决不会泄漏机密；如果真是发生了如江青所想象的问题，也是其他环节的毛玻江青想想自己身边决无问题，估计毛病在公安部，于是亲自给谢富治打电话，简略地谈了情况，要谢部长严查张厚石被殴致伤一事；同时要求公安部出面让天津方面把张厚石抢救过来，然后，转往北京公安部医院。

谢富治这才知道张厚石身上竟牵着这么重要的线索，根据他的经验，此事必须认真处理，否则会被卷进去都说不定。他反复考虑后决定派一个信得过的干部立刻赶往天津，主持此事的调查。

派往天津的那个干部，名叫薛贻钧，四十来岁。他抵达天津后，首先让天津市公安局给张厚石换了家大医院，关照说要用最好的医生、最好的药物对张厚石进行抢救，一定要抢救过来，使他能思维，会说话。然后，薛贻钧就和天津市公安局的有关人员商议如何开展对此事的调查。天津方面认为最好的办法还是从行凶者查起，只要查清行凶者，就可以弄清行凶动机，就可以分析并理出制造此案的原因了。薛贻钧听了，认为不无道理，于是说就这么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