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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做，而且也只有这个时候能做。她说这是克格勃科学家经过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果然，两天后，曹秋林、曾厚望来了。小龙当即命令邝裕祥做两件事：一是打听密件送高“先锋厂”的时间。一是无论如何设法把两个机要通讯员中的一个留下来。对于邝裕祥来说，后一桩事很是勉为其难。他正犯愁的时候，从未来过西南地区的曾厚望突然水土不服而求医了，于是便有了两次使这个壮实的北方汉子病卧床榻的阴谋。邝裕祥生怕惹人怀疑，便自作聪明地冒出用诸慧丽的名字开处方的主意，想给以后一旦出现的调查留一个谜团。

2月28日，小龙早早去了将军坟，待到曹秋林抵达汽车站后便挨上去作了案。她当时就溜回“先锋厂”家属区。换下了作案时穿的衣服，本来想马上离开的，但在急急忙忙返回的途中扭伤的脚开始肿胀疼痛了，难以行走。于是只得留了下来。次日，她接受邝裕祥的劝告，由邝带着去家属区医院治疗，但是拍过X光片子后，她却又改变了主意，坚持要走。邝裕祥便把她送往将军坟车站，看她乘坐的开往芙蓉溪的汽车离站了方才驾着摩托车返回。

至此，“2·28案件”的案情已经完全明了。倪炯敏立刻挂通了北京的保密电话，向公安部汇报情况。鉴于该案性质已经起了变化，由最初判断的普通刑事案转为间谍案，所以他当即请示是否需要“走马换将”，调政治保卫线的专家来指导进行下一步侦查工作。

公安部有关领导经过研究，决定仍由倪炯敏指导并协助侦查指挥部把“2·28案件”一查到底，抓获案犯，追回密件。

1972年3月9日中午，“2·28案件”侦查指挥部召开案情分析会，研究那个自称“小龙”的克格勃女间谍的去向。

会议开始时，倪炯敏公布了一个有关失窃密件自毁装置的秘密：据曾厚望在请示核试验基地获准后告知，曹秋林失窃的那份密件的外形如同一个西装皮夹，外用特殊材料密封，防水防火。内有一种自毁液体，当外面一被启封，自毁装置就自动开启，只要打开密封层，里面的密件上的文字、数据就会在瞬间被毁，密件就成为一份废纸。只有将密件放进特制的仪器中经过处理后，才能安全开启，获得密件上的内容。倪炯敏临末道：“作为克格勃这样的间谍机构，不会不懂得密件的自毁装置，所以，他们向‘小龙’下达任务时，一定会交代这一点。所以，‘小龙’窃得密件，并不意味着已经窃得了机密，只要她还没越境，密件就一定还完好无损。我们现在的思考聚焦点，是定在‘小龙’是否还在中国这一点上。”

吴荣德说：“今天凌晨，我们已向全国各边境口岸发了紧急传真电报，要求协查自2月28日至今持合法证件出境的女青年中是否有形如‘小龙’的。至开会前五分钟，最后一份回电已经发来，各个口岸均未有这样的女青年出境。也未搜捡到状如密件的物体。

因此，我想，那个‘小龙’一定还在国内。”

公安处长的这个观点，与会侦察员中有人赞成，但更多的人却是提出异议，对“小龙”得手后这么长时间仍不越境赴苏向克格勃交差的意图表示怀疑。“小龙”已经得手，她还不走干么？难道身负其他使命？这不合间谍活动的规律，担任盗窃密件这样的重任的间谍，向来都是“一行不兼二差”的。对此，“吴派”观点者作出了解释：密件虽小，但毕竟无法通过我边境口岸的检查，所以，“小龙”只能携密件以非法形式出境。这就需要接应，而克格勃方面在交代任务时因不知窃取密件的确切时间，因此肯定得放一定的余量，把接应日期定在稍后的日子，“小龙”不走，就在等这个日期的到来。

如此解释，过于牵强，另一观点者马上指出：如果这一观点成立，那么吴处长前面的观点就立不住脚了，因为完全有可能“小龙”早已越境日苏联了。一时间，双方各不相让，争得不可开交奇书Qisuu网。争了好一会，刘城副处长和吴荣德处长低声交换意见后，打招呼让大家都住口，请倪老师说几句开导开导。倪炯敏笑道：“这个问题我也在琢磨，初步想法是宜在邝裕祥的供词里找答案。大家可以再看看，邝裕样的供词笔录。”

于是暂时休会，一些人“自由活动”，一些人轮流阅读邝裕祥供词笔录。半小时后重新开会时，果然有个侦察员找到了答案：“‘小龙’还在国内的依据是她的脚扭伤了，难以进行非法越境。”

有人不以为然：“伤？伤到什么程度？一个多星期了还不能走路？她离开将军坟时不也是一个人上的车嘛！”

正当前面那位无言以对时，外面传来一阵摩托车引擎声，倪炯敏的助手小唐手持一个纸袋匆匆进来。倪炯敏问：“怎么样？”

小唐点头：“着了！”

“你给大伙儿说一下吧。”

小唐从纸袋里抽出两张X光胶片，对着墙上的日光灯高高举起：“倪老师让我去了医院，调来了‘小龙’受伤后拍的X光片子。

医生指出，她的左脚脚背的第一根骨头也就是大脚趾骨已经发生骨折，大家可以看一下片子。”’众人看着片子，议论纷纷，有人问这骨折意味着什么。小唐说：“医生说，通常说来，这样的骨折应当上石膏或者夹板，三个星期后方可拆除。在这期间，患者难以作较长距离——比如几公里——行走。”

这样，案情分析会对“小龙”还未离开中国这一点达成了一致意见。接下来，讨论另一个更具实质性内容的问题：“小龙”去何处了？

众侦察员七嘴八舌议下来，认为“小龙”潜伏在附近养伤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从邝裕祥的口供看来，这个“小龙’”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间都透出对中国社会情况的熟悉，所以估计她是不久前叛逃投苏的知识青年，她是知道中国“群众专政”的威力的，因此身负如此重案绝对不敢在附近城镇的旅馆下榻养伤。那么，会不会去了克格勃给她的“关系”处待一段时间？分析下来，也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因为通常说来，克格勃方面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预见到“小龙”在作案得手后会失足扭成骨折，所以不可能给她安排一个用于养伤的“关系”。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由于中国公安机关防范成效极高，克格勃潜伏的“关系”无疑是极其有限的，那也就显得更为“宝贵”，他们不可能向“小龙”透露这么一个“关系”，因为“小龙”一旦失风被捕，那个“关系”也就完了。挨一箭失去两雕的傻事，克格勃不会干的。

这样，就只剩下一种可能：“小龙”自己找地方养伤。她会去哪里养伤？无非一是亲戚，二是朋友。为了查明“小龙”的亲友关系，首先必须弄清她是哪里人，亦即原籍是何处。为了弄清这一点，侦查指挥部决定突击提审邝裕祥，从邝的供词中寻找线索，作为破案的突破口。”

时间紧迫，破案心切，侦查指挥部对邝裕祥的审讯排出了强大的阵容，不但吴荣德、刘城、周晓良、李平等处、科头头亲自出马，还请倪炯敏带了两位助手临场坐阵。审讯室里摆上了当时属于比较罕见的磁带录音机，由专人负责操作。另外，还安排了三名记录员，要求记下邝裕祥所说的每一个字。